时间:2007年10月24日
地点:浙江林学院东湖校区教5207室
主持人: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高旭国
参加者: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5级学生
高旭国:
同学们,上次课大家观看了电影《青春之歌》,我也做了一些常识性的辅导;按照教学计划,本节课为讨论课——讨论《青春之歌》,重点当然是讨论《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
我曾经说过,50、60年代的革命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裂缝”,包括许多方面,比如作家本人、作品本身、作家与作品之间,官方与读者之间等等。正是这些“裂缝”,导致人们对它的认识、评价很不一致,很不稳定,也处于“裂缝”的状态。
《青春之歌》最有代表性。书刚写完,还没出版,“裂缝”就出来了。那是1955年的事,距该书正式出版的1958年,整整隔了3年的时间。那3年里,作者杨沫很苦恼,也很迷惘,遵从审稿者的“意见”,不知修改了多少次,可最后,还是不得不把书搞从一家出版社转到了另一家出版社。1959年(该书出版的第二年),批评界的“裂缝”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方是指责,另一方是辩护,双方相持了大半年之久。为此,作者杨沫又不得不再度修改,而且是大面积的,于是造成了作品的更大的、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缝”。此后,《青春之歌》和林道静的命运又经历3次大的起伏。一是“文革”被打成“封资修”,成了“禁书”;二是新时期之初重见天光,大量再版;三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重写文学史”浪潮冲击下的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
我先介绍这些,算作抛砖引玉。同学们在课前可能已经阅读了一些资料,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下面开始讨论。
叶婷婷:
如果黑暗如魑魅般围袭,再坚强的人也要绝望。我想这种绝望,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绝望,对他人的绝望,更是对这个驻满蚊虫混浊不堪激不起一点点涟漪的死水般的社会的绝望。如果出不去这个深渊,那么就堕落吧,落到悬崖的最低端,然后超生。每个真正绝望了的人都会把死看成唯一的出路,林道静也不例外。可是往往有那么一束阳光,可以将悬崖上的绝望搂进怀里,林道静的这道一束阳光,便是余永泽了。
爱,何为爱?记得曾经见过这么一段话,爱情就是当你知道他不是你崇拜的人,而且明白他还存在着种种缺点时,却依然选择他,不曾因为他的缺点和弱点而抛弃他的全部。林道静很早便已经发现了永泽的缺点,在他雪天绝情的赶走邻居大伯,在他为了金钱地位抛她一个人在家过除夕,在他一再拒绝革命,拒绝反抗,拒绝挥洒年轻的激情于爱国活动的时候,林道静已经分明感到他们之间是那么的不一致。可是林道静一直都没有放弃永泽,为什么?因为爱。爱往往是麻木的,道静对于永泽的爱就是这样。就算是到了最后,到了不得不与永泽诀绝的时候,明明是不需要悔恨不需要留恋的人,表面上执拗倔强又叛逆的道静还是流下了痛苦的眼泪。这泪是为了谁流的?我想该是为她的真爱吧。
陆梅:
看完整篇《青春之歌》,让绝大多数读者叹气惋惜的便是林道静和卢嘉川错过的爱情。
记得卢嘉川在给林道静的最后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很想把我的心情告诉你。不,还是不要说它的好……
这最后的心情大多数读者会把它认可为爱情吧,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卢嘉川与林道静之间的爱情成分值得怀疑。
首先,两人之间的见面次数屈指可数,当然这见面次数是无法阻止感情的发生的,但是没有长时间的相处两个人能相互了解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记得林道静和余永泽刚开始接触时,对他也是无比的崇拜与热爱,两人的分歧是出现在一起生活之后。难道林与卢的结合,就不需要柴米油盐吗?
其次,在两人彻底分离之前,两人之间互有好感。那么林确定自己对卢的爱情是什么时候呢?是在两人分离很久之后。不能否认,林在连绵不断地思念着卢。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经历过感情的人都知道,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固然美好,可思念却更能让人心醉。即使煎熬,即使辗转难眠,心中的恋人此时却比任何时刻都让人着迷。因为想象可以使对方更美好,此时思念的已经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理想中的完美恋人。为何现在网上有如此多的恋人,到了现实中却往往“见光死”,恐怕也是这个道理——想象无限夸大了对方的美好。
最后,林对卢的态度上存在很大的疑点。简单地说卢在林的心中不是战友,不是恋人,而是一个神。林对卢是一种崇拜,卢已经是她的一种信仰。在林看来,卢是党的化身,看到卢,即看到了信仰。换而言之,是卢把共产党的信仰传给了林,林接受了以卢为化身的这个信仰。这一点,书中描述颇多,在此不再例举。
从上述论,林与卢的爱情大抵是值得商讨的,而非如多数读者而言的确切无疑,此乃个人观点,望多多赐教。
徐连君:
林道静的爱情之路和她的革命成长历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希望自己能够绝处逢生,摆脱生存的困窘。在她孤立无援、彷徨迷茫、渴望依靠、需要温暖时,碰到了会讲“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缠绵的故事”的余永泽。此时,林道静是一个浑身素白守着一堆优雅乐器的单纯女孩,两人自然情投意合。然而,这段感情只能是林道静暂时逃避心理困境的手段和方式而已。余永泽始终抱着启蒙的思想,在余的身上,林道静无法找到她需要的东西——革命,正如前面所讲林的爱情和革命不可分割,故而林也无法找到理想的爱情。余华曾说“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与河流阳光一样,只是道具而已”,同样林道静也只是一个道具,她思想、活动必然束缚在小说的主题之中,而她自身并没有说话的权利,时代的特点决定了林道静的爱情和革命是融合的,追求爱情的过程就是其革命成长的缩影和历史,没有理想的革命必然找不到她所认为的理想的爱情。
于是,卢嘉川顺理成章地走进了林道静的情感世界。因为卢嘉川是党的象征,是党的符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人,他和党是合二为一的。对于江华,也是一样,他是卢嘉川的延续,都是布尔什维克同志,他们和林道静的爱情也便万事俱备,水到渠成。
徐成香: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卢嘉川和余永泽是两个典型的代表。卢有着战士的理想和热情,高举革命的旗帜,领导学生运动,反抗当局的黑暗统治,积极引导并吸纳徘徊着的青年人林道静,使其成为革命同伴。卢嘉川即使英勇就义,也充满着革命者的大义凛然和英勇不屈,他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而余永泽,很多人认为他猥琐,没有理想。但在血腥的年代,一个不愿卷入是非的旋涡,只想好好读书找份工作,有个美丽体贴的妻子的平凡人,是不该受到过多的批判甚至唾骂的。
人各有志,卢与余只是选择不同而已。卢选择弃小我全大我的英雄主义,余选择“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国寡民生活。我们可以颂扬卢的“大我”精神,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贬低甚至否定余的“小我”态度。毕竟,英雄永远只是少数,大部分人只能平凡度日。
周琪斌:
童年的悲惨遭遇造就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首先,从小她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母亲早死,父亲不怜,受尽后母欺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她克制压抑自己,过着小狗一样的生活。从人性和心理学角度讲,这种压抑和克制累计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爆发释放。所以,当后母把她送给胡梦安时,她愤而出走;在受到余敬唐欺骗之后,选择了跳海。还有日后她走上革命的道路,皆缘于童年留给她难以缝合的创伤——对为富不仁的憎恨。
其次,小说中的王晓燕可以说是另一个“林道静”——一个生长在美满、幸福、和睦的家庭中的“林道静”。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点,只有童年的经历和日后走的道路不同,而前者又是后者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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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林道静的爱情观也深受童年影响!童年被压抑,使得她在潜意识中有一种需要被解放的渴求。碰见余永泽,为余的才华、风流所倾倒,很快投入余的怀抱,这与她受伤的心灵需要爱抚有关。后来,卢嘉川、江华的依次邂逅,他们追求解放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她。在她看来,他们就是解放的天使,就是为她的心灵的解放而来!一个是解放客体,一个是解放的主体,自然就和二为一了!卢、江的解放远比余的抚平要彻底的多,所以,林离开余就不难理解了。
孔令芝:
看过《青春之歌》之后,我不得不由衷的感叹,女性的成长历程的确是一曲不朽的青春赞歌。看到林道静:由懵懂幼稚的女学生成长为钢铁般意志的女战士;由对“骑士+诗人”般的余永泽的狂热爱恋到最后为了革命挥剑斩情丝;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经过一系列共产党人的“开刀”而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女共产党员。林道静所唱响的青春之歌是一个逐渐抛弃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同样也是女性意识被“革命+恋爱”程式逐步消泯的过程。其实我们更加怀念一身白衣坐在火车厢里的那个娴静的女孩儿,而非抱着水龙头冲锋陷阵的女战士。我们更愿看余永泽与林道静轰轰烈烈的谈感情,看他们为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争吵,而不是林与余志不同道不合而分开。
由莎菲到林道静的进步不可否认,但不觉得莎菲比林道静多了几分真实和女人特有的可爱吗?
於晶晶:
我觉得不应该去指责余永泽。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说来说去,余永泽也仅仅是为了能在那样混乱的社会中更好的生活,这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希望过的更好,只是选择的方式不同而已。我们不应该因为他的选择不同而去指责他的不是。当然,在我看到余永泽离弃林道静之后,我也气愤。但是,事后想想,也不能一味的怪罪余永泽。毕竟,有几个男人能忍受自己的妻子在外面彻夜不归。余永泽也是深爱着林道静,不然他也不会在从图书馆里冲出来去解救自己的妻子。只是,当第一颗子弹从余永泽的头顶穿过时候,当一段近似枯萎的爱情和珍贵的生命放在一起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余永泽的指责应该适当。至少,他没有背弃自己心中美好的生活,执着的追求着。最后,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把自己的妻子打扮的漂漂亮亮,一起挽着手走在大街上。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不就是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追求什么吗?那也不枉自己来人世走一遭。余永泽对生活的追求我觉得没错,个人的道路不同,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的可恶。
杨滢:
林道静和余永泽的诀别,是她思想和情感上的新起点,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进一步说明了林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性格。我们可以在作品中看到的是林道静“对感情的软弱缠绵,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和某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林道静是带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来参加革命,在革命中成长。
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民在改造历史的过程中,同时也会改造自己,工农兵不是没有缺点的,小资产阶级也不是都没有好处,但是在革命中他们都找到了自己,这就是说一切东西在革命中都会有成长的可能,包括他们的爱情。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革命,爱情,青春的杂糅。
看了作品后我们可能会思考:女性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女性的爱情在哪里?是不是爱情就是这样的遥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革命中我们可以成就事业,但是作为人性中那些原本美丽单纯的东西,又到了哪里?
爱情,革命,像保尔和冬妮娅,是不是就是这种爱情的最终模式呢?
高旭国:
刚才,同学们的发言给我不少启发。
大家都把焦点放在林道静的身上,这更说明了在小说诸多的“裂缝”中,女主人公的“裂缝”是最多、最大的。就这个话题,我再讲几句。
仔细读过作品的人会发现,林道静原本是一个“小资”,她的抗婚、出走、结婚、离婚等故事原本是一个“小资”的故事,并不含有后来作家杨沫硬塞给她的那么多革命、政治的内容。因为在50、60年代,纯粹的“小资”的故事被认为是没有“教育意义”的,是不可能公开发表的,所以杨沫听从批评者的意见,作了反反复复的修改。其实杨沫所有的修改,概括起来就一条----把过去的“小资”的故事转换成现在的革命者的故事(或曰从“小资”走向革命者的故事)。但大家都知道,这种违背创作规律的“转换”注定是生硬的,注定是达不到天衣无缝的程度的。内在的“小资”,外在的革命者,二者的“貌合神离”,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如果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那些批评意见还真是击中了“要害”。
既讨好于官方意识形态,又讨好于民间读者,是50、60年代革命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官方意识形态认可它的革命姿态,民间读者喜爱它的“小资”情调(刚才同学们发言,不也是喜欢谈论林道静的婚恋纠葛吗?),两者各取所需,联手打造出一大批所谓的“经典”。但如上所述,这种“经典”的背后,均隐藏着《青春之歌》似的“裂缝”,包括我们此前讲过的《红日》、《林海雪原》、《创业史》等优秀之作。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如果大家也感兴趣,以后我们专题研讨。
(注:此稿为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6年研究课题内容)
高旭国,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