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篇文学作品，作为一个一般的或专业的读者，他到底应该怎么想、怎么做才不至于使自己的解读陷入误读和曲解的境地呢？其实，笔者也一度处于较为迷茫的摸索阶段。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尽管陷阱重重，标准混乱，但有一些原则仍然可以使用，比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元解读原则；有一些方法虽然因缺乏条理而难以掌握，但至今也还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借鉴，比如下面笔者就要归纳的这一些本应常见但实际上却不大常用的一些解读方法：
　　第一，以是否是带有创新的或个性化的阅读和理解为标准，我们可以将文学作品的解读分为旧解、新解或正解和别解这么两种。
　　
　　1、“旧解”和“新解”。
　　
　　“旧解”，当然是相对于新解而言的。指过去对这一作品的一贯理解，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变化，这一种说法的不足与缺陷已日渐暴露，而一种新的解法正在逐渐地冲击和取代着它。新解，不亚于阅读中的发明和创造，是指新近时间里阅读者不拘一格，对旧解有重大突破的一种或多种新奇别致的解法。相对而言，这后一种解法就成了文学作品的生命所在，是文学解读中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名著之所以会成为名著，其原因也就在于它最适应的恰恰是这样的一种阅读方法。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有这么两篇文章便属于这么一种能突破旧解，而大胆提出新见解的解读方法。
　　一篇是对《陌上桑》中“使君”的再认识。作者的文章是《我看〈陌上桑〉中的“使君”》[1]。
　　《陌上桑》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全诗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位外貌迷人、个性独特、勤劳质朴、聪慧过人的农家女子形象。诗中除正面描写罗敷之美外，还用“少年”、“耕者”、“锄者”见罗敷而动容，而忘情，来侧面烘托罗敷之美，这一点是历来评论家所公认的。不过对诗中的“使君”怎么看？传统的观念是，他凭借权势，觊觎美色，诱骗、威逼罗敷，并且还说他在“勇敢与机智”的罗敷面前最终“狼狈逃窜”。而这位署名为张文贵的作者对他的新解是：第一，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使君南来，见罗敷而徘徊不前，跟上文的“少年”“耕者”“锄者”见罗敷而动容、而忘情是一样的，是被罗敷的美貌所打动。那么，为什么“少年”、“耕者”、“锄者”见罗敷而动容、而忘情我们能够一笑而纳之，使君见罗敷而动容、而忘情我们就坚决不能容忍呢？前者被认为是“爱美”而后者凭什么就成了“好色”的呢？这显然是一种偏见。第二，诱骗之说也难成立。“使君谴吏往”不过是要从乡亲们那里打听一下这么漂亮的姑娘是谁家的？有多大年龄了？并未派手下去强行带走她，怎么谈得上用权势威逼她呢？况且，当了解了上述情况以后，“使君”也只是“上前谢罗敷”一个“谢”字，足见使君的歉意和彬彬有礼。再说，仅凭一句“宁可共戴不”就断言使君诱骗罗敷，不是有些牵强了吗？再说，即使这位使君有妇，但在封建社会娶妻纳妾并非“作奸犯科”之事，更何况，他只是打探商量的口气，他说的都是实情，何来“诱骗”之说？至于听了罗敷的一篇“致辞”使君态度如何，诗中没有交代，留给读者去想象，但许多评者却凭什么就能断言他是“逃之夭夭、狼狈逃窜”的呢？
　　另一篇是对《项链》中的玛蒂尔德形象的重新界定。自从玛蒂尔德走进我们的教科书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是一个虚荣的活该倒霉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别无他解，可是今天，富有现代眼光和世界襟抱的新型教师对她的不幸却有了更多的解法，比如有的老师就从这么一个普通妇女的身上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精神，那就是韧劲、善良的个性以及讲信誉的一生：她完全可以赖帐不还嘛，她也完全可以以假充真，她还可以凭借她的姿色去傍大款嘛。再比如在苛刻地批判她爱慕虚荣的同时，有的老师也不忘对其虚荣的本质作以透视。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就有这样一篇署名为唐丽花的文章《重读项链：站在玛蒂尔德虚荣的背后》[2]，作者的观点就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虚荣”放到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里去进行分析的，比如她就抓住了玛蒂尔德的阶级地位对其的虚荣进行了“阶级分析”，抓住了她所受到的教会贵族式的教育而对其虚荣进行了“教育分析”，抓住了她女性的身份而对其虚荣的本质进行了“性别分析”，抓住了她丈夫对她的宠爱而进行了“家庭分析”，在这么几种分析之后，给我们的答案是：玛蒂尔德的虚荣也是这个社会强加给她的，她其实是多么的无辜啊！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有多少女性又能够经受得住这些社会因素的诱惑和误导而做得比这位中产阶级妇女玛蒂尔德更好呢？
　　还有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判，像诸葛亮，过去，他一直是我们后人心目中的一个文化偶像、道德典范和智慧化身。但如果用现代观念去重新审视呢？那就有了很多的新解和别解：一个天下最聪明的人却心甘情愿地跪倒在一个天下最愚蠢的人（像阿斗这样的昏君）面前。那么，他究竟是聪明呢还是不聪明？这种无条件的毫不加以选择的服从，难道不正是愚蠢的表现吗？历代都把他的这种做法看成是绝对的忠诚，是臣与君相处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在诸葛亮的身上，还有人读出的却是另外的意义，那就是潜藏在这个社会历史身上的一个秘密的统治术，即如何才能让一个智慧超群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当然，在现代社会，是没有几个人愿意无条件地服从他人的。三顾茅庐，一向被后人传为求才佳话，然而用现代观点去审视，你能说刘备真的是爱才求贤吗？在困境中他只是需要一个大人物来挽救他，所谓的“三顾茅庐”，只不过是一种感情投资罢了。可以说完全是出于一种利用的动机。而诸葛亮最初的“躲”，实际是一种抗拒。是一场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现代解读这所谓的“三顾茅庐”，其实只是一个行将灭亡的军阀征服了一个大人才的故事。
　　
　　2、“正解”和“别解”。
　　
　　正解，是文学史上的权威人士的理解，已成公论，也早被公众所认可，至今仍然有很大的拥护群。它与旧解这一概念有时候有重叠，但有时候却有区别。因为，旧解，顾名思义已经过时，而正解，在目前情况下虽然可能已经有了不少的别解，但这并不动摇它所拥有的市场，也许至今在阅读中还需要沿用这一观点。
　　别解，跟新解的含义相近。与正解、旧解都是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它是在正解或旧解的基础上的其他一些比较别致的解法。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有宋以后，文人一概将《诗经》理学化。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大学课堂里，谁又能冲出千百年来笼罩在《诗经》头上的道德迷雾的遮蔽，而走出历史对它的定论即“正解”，再次使《诗经》重现为一首首平凡的诗呢？比如《芙苡》，我们教科书上几十年如一日的解释是“奴隶社会妇女集体劳动生活的赞歌”[3]。许多人至今对这个观点也可以说是坚信不疑的。但闻一多通过独到的考辩论证，却得出一个令许多人都异常惊诧的结论，我们这里既可以称它是新解也可以说它是别解，他说“采芙苡是原始时代性本能的演出——”而《芙苡》一诗则是“母性本能的最赤裸最响亮的呐喊。”[4]
　　如果说新解和别解都是一种个性化的解读的话，那么旧解和正解相对来说就是共性化的大众思路下的解读。既然是大众解读，也就是说它已不需要时间再去进行检验了，而个性解读它却不同，它一定要在时间的流逝中去接受一场又一场的检验——因为它可能是明天的权威说法，是明天的正解，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它就是一种误读或曲解。
　　第二，以阅读后思维延伸的方向为标准，可以把文学解读分为横解、纵解和纵横解三种。
　　1、横解。
　　即横向解读的方法。也就是从点到面的进行解读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文本出发但又不完全拘泥于文本上的东西，绝妙之处是，它能将文本之内有限的内容引向文本之外的无限世界。比如我们看一篇小说，你可以从这一篇向那一篇延伸、从一种写法向另一种写法延伸、从感悟作者的个性爱好向培养你的个性爱好延伸、从小说的思维向其他文章甚至是你的思维延伸、从小说中的问题向生活中的问题延伸等等。由于它带有辐射性，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向外自由而尽情地拓展的好方法。分寸掌握好了必将能融会贯通、受益无穷，变成“杂家”，而若是掌握不好呢，也可能会成为胡乱联系而变成歪理并贻害无穷。“文革”中这种反面的例子就多得举不胜举。比如，把当时的学术权威季羡林发表的像《春满燕园》这样优美的散文里所歌颂的“春天”居然能理解成了这样的：“春天就像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5]把作古已经1300多年了的唐朝大诗人杜甫振振有辞地定位为“地主成份”。如果仅仅作为一种解读方法来看，这种见解固然有石破天惊之功，富有新奇性，然而，如果文章的解读都可以像这样撇开文本、不考虑作者本人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而去肆意进行罗织和歪曲的话，那么阅读本身可能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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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纵解。
　　即纵向解读的方法。也就是由浅到深，由字面走向内容，掘出意义。禅说：“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6]也就是说，文字只充当表达的手段和工具，而不等于就是表达的目的。这里，我们要达到越过文字而奔向意义的目的，便必须从以下这么几步来进行阅读。
　　第一步，直面文本，首先完成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最轻松的交流。即在不了解作者、不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作品的写作背景、其他人对这部作品的有关评价的前提下，进行认真阅读和感知，力争获得一种“第一印象”（笔者的系主任王志明王老前辈就曾将这种第一印象称之为“艺术感觉”），然后带着这种非常可贵的第一印象而逐步地进入文本的更深层次。
　　第二步，走近作者，力图完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种高级层次的交流。众所周知，作者有作者独特的世界，读者也有读者独特的世界，当这两个世界刚好相近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经验、生命感受、艺术理解和艺术追求等等基本相同时，读者与作者之间的高层次交流便很容易完成，而当这两个世界一旦出现哪怕是一丁点的差异时，不要说这两者之间要实现交流已是难上加难，就是读者对作者、作品最终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曲解，也是既天经地义又顺理成章的事。曹禺23岁时一举成名的剧作《雷雨》，是我们至今都非常喜爱的一部经典名著，从它诞生之日起，文学评论界对它的主题思想的理解始终就只有这么两个：第一，是反封建的。第二，是揭露资本家的罪恶的。总之，一句话，他表现的是社会问题，即复杂的深刻的阶级斗争——可以说，这一直是我们所公认的最能切中作品思想的一个主题，但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作者当初的创作意图、尊重作品本来的话语意义的话，我们就不会如此轻易地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这么多年了。因为自从《雷雨》一剧一炮打响之后，曹禺自己就曾经在多种场合做过反复地说明和申辩，他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而不是社会问题。”[7]但奇怪的是，我们的读者宁可相信评论家的话也始终不愿附和他这个作家的说法。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大多数时候，读者解读到的未必就是作者意想中所写到的，而即使是评论家所一致认定的结论呢，有时也未必就是作者所能接受的。也就是说，没有多少读者能真正的与每一位作者都去进行一场平等而和谐的交流。难怪偏执的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要断言说对一切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是一种误读了！
　　第三步，在完成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圆满交流的前提下，再去实现对文本和作者的进一步超越。这需要读者介入自己的学习经验、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在阅读过程中尽量发现和发掘作品主旨之外的其他认识与感悟。比如初中语文课本里的选自《列子》中的《两小儿辩日》一文，主旨本来是讽刺大学问家孔子还没有小孩知道得多。从点题句“孰为汝多知乎？”就可看出。但联系孔子一向的好学和他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许多人同时还能发现另外一种主旨，即对孔子的赞美的态度。那么，就这两个主旨，它们究竟是属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呢？还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抑或是对以上这二者的超越？关键就取决于作者的意图。本篇课文的作者是列子，讽刺孔子身为一个大学问家还没有小孩子知道得多是列子的意思，而赞美孔子却是读者的意思。在这里，读者的意思既不是对作者观点的随声附和，也不是对作者观点的极力否认，而是在根据他们平常的积累和经验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一个新观点，相当于苏轼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境界。显然，这样的阅读绝对是一种超越文本和作者的解读方法了。
　　3、纵横解。即在横解中穿插纵解、在纵解中也适当地穿插一些横解的一种综合性的方法。这种方法由于明显地带有笔者个人的臆想性，又由于它本身的不易操作性，故而，它肯定不具备被大众所普及和推广的可能性。
　　
　　注释：
　　[1]张文贵，我看陌上桑中的“使君”，语文教学与研究[J]。武汉，2003年第2期。
　　[2]唐丽花，重读项链：站在玛蒂尔德虚荣的背后，语文教学与研究[J]。武汉，2003年第6期。
　　[3]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2000年6月。
　　[4]季羡林，牛棚杂记[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4月。
　　[5][6]蔡志忠漫画，老子说 智者的低语[M]。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8月。
　　[7]辽宁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卫平教授，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2003年11月。
　　
　　白彩霞，兰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专业主攻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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