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新诗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上。新课程必修和选修模块的建立，使得新诗专题教学走进主体课堂；教材方面，随着国家有计划、分区域的推进课程改革计划，地方的教材的百花齐放，各种思想积极碰撞，各种教学体系和理论积极构建、探索和实施，新诗的选订标准和教学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的局面与趋势是：现代诗歌独立成一单元，诗歌数量有了明显增加，诗歌采编上注意了经典和名家；同时思想进一步开放，入选的诗歌除了艺术的高标准，还有了思想上的开放，诗歌内容呈现出多元文化思想的包容。
　　新诗在选修课程中地位的确立，新诗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比例的增长，意味着新诗开始承载起语文诗性教育的理念。但在中学语文的实际教学中，却仍然存在着新诗不如“旧诗”、新诗不好“新讲”、新诗尽量“少讲”、以背诵默写代替欣赏和朗诵活动的现象，新诗教学这种“但闻人语响，空山不见人”的隐而不显的局面形成的原因很值得探讨。
　　
　　一、新诗与古典诗歌断裂留下的不能言说的隐痛
　　
　　新诗是五四运动中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以白话文为创作基质，采取与古典诗歌决裂的姿态而产生的一种文体。由于文体借鉴西方的“自由体”诗歌和语言的白话，新诗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内容上和古典诗歌抒情传统的断裂，语言上由于白话的使用而无法继承古典诗歌的声韵格律，艺术上和传统“风骨”“境界”“体悟”等美学理论若即若离。
　　西方诗歌是在叙事诗和史诗的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抒情诗作为诗歌的三大分支之一是近代才走向繁荣。这和西方人的艺术观和思维特性密切相关，西方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的一种摹仿，所以在艺术中求真。西方的思维逻辑严密，善于建构符号、概念、系统的逻辑语言大厦。从文化特质来讲，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们的艺术都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表达，作为艺术形式之一抒情诗，自我的情感表达更是突出，所以关于诗歌的功能，他们有“宣泄说”“净化说”——把内在的情感通过艺术疏导抒发出来，达到一种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在写景诗中他们的自我和自然呈现一种“对抗”关系，所以他们的美学有“崇高美”“悲剧美”。
　　中国古典诗歌则与西方诗歌有着全然不一样的传统。中国诗歌抒情体系最为发达，很少有叙事诗，几乎没有史诗。中国人的思维是注重整体融合性、注重直觉体悟。中国语言文字本身也体现了思维这一特点，文字的意与象并没有完全分离，词语和词语之间并不靠清晰的语法逻辑连接，这就使得中国的诗歌有了含蓄的特点，换句话来说，中国人所具有思维整合、直接、感性与模糊特点，使得汉语更具有诗性，汉语作为诗歌的元素，先天的具有诗意。中国传统诗人对汉语语言这一点领悟和运用发挥到了一种极致，从《诗经》《楚辞》源流变化下来的几千年的古典诗歌，诗词韵律的表现，风骨境界诗歌理论的建构，“诗言志”的诗教传统，都是这一思维特性和语言的产物。同时，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注重人与人关系的调整、注重现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使得中国的诗歌美学讲求“中和”之美，讲求人与人相处的一种融达，讲求心灵和自然山水的和谐。所以中国诗歌中的友情诗和山水诗特别发达，个人的痛苦消融在自然山水中。中国思维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结合，使得中国的诗歌重在“诗言志”的诗教，重在“有我无我”之境的追求，无须“宣泄”和“升华”功能，也无须 西方艺术上的“崇高美”“悲剧美”的追求。
　　新诗的尴尬在于，诗歌的基质是东方的：白话仍是汉语体系，思维和心理也是东方的；而诗歌的形式和思想却是借助西方的，形式的生硬摹仿和思想内容审美倾向的单向嫁接，导致新诗产生在自己的国度却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新诗一开始被看成是自由体，意思是不受中国古代格律的限制，而西方诗歌并不是没有韵律，而是因为诗歌语言的不同在转换翻译的过程中因韵律无法兼顾而被舍弃掉了。所以新诗的第一大缺陷就是不讲求韵律，这就使得新诗一产生就有只见诗行不见诗意的困惑。
　　虽然很多诗人在新诗格律上进行了有效探索，但是从诗歌本体来讲，不同语言之间的思维和表达的不通约，使得新诗的格律探究很难有大的突破，也就是从西方格律的借鉴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作用很有限，新诗必须回到古典传统中去，从那里寻找解决的方法，弥补新诗的先天不足。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需要时间和一代代人的探索。新诗这种格律上的欠缺和不成熟使得语文的诗歌教学不得不舍近求远，转向古典诗歌。
　　新诗语言本身还不只是不同语言之间转换中出现的不通约问题，新诗语言本身由于一味模仿西方而留下种种缺陷。由于是借鉴西方语言体系，所以白话诗歌中有很多欧化的句子，词语之间的关系重构，语序的颠倒，语法的错乱，一些艺术概念和艺术手法的借用，使得新诗中的语言千奇百怪，不是流于口语化，就是深奥艰涩。这种发展的不稳定给语文教学带来了隐患：一种不成熟有争议的诗歌语言对于标准化规范化的语文考试来说是非常有害的，这也使得中学诗歌的教学往古典诗歌倾斜。
　　新诗的尴尬还在于，思想内容的表达和西方接轨，造成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断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文明发达、思想自由、个体突出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表达个性自由的诗，新诗很好的适合了时代这一需要，但是，中国文化本身还是“中和”“仁爱”的儒家文化，新诗要表达由个体意识为主体而产生的“崇高美”“悲剧美”并没有丰厚的文化土壤，这使得中国的新诗中个体意识的表达在内容上局限为个人感情的郁结，而无法获得“宣泄”和“升华”，同时人和自然关系的割裂，诗人在社会中地位和角色发生的变化，使得“穷则独善其身”的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隐退的选择的去路被阻断，使得中国诗人的思想表达途径在现实中受阻时，容易走向绝路。
　　新诗内容和思想上受传统大文化的制约，诗人表达途径的截断——和西方诗歌传统无法完整的融合，和古典诗歌传统既对立又无法割断血脉的矛盾，使得新诗的创作带有一种缺血的苍白和人生教化上的缺失，使得新诗在中学的教学容易被人为的冷落。
　　
　　二、诗歌的地位 诗人的特性 诗人自杀现象的误读
　　
　　目前，社会对诗歌普遍存在轻视的情感：都什么年代了，还谈诗。对于诗人，普通民众也有一种误读和歧视情结：诗人都是一群神经过敏的人。此种看法的背后实际上是诗歌无用论，这是物质化的时代人们急功近利的表现。尽管欣赏诗人热爱诗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社会总体的认知价值倾斜使得诗歌的创作和诗人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而建国后一些诗人的连续自杀也让人们对诗歌和诗人的存在产生怀疑：诗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是否过于消极，这些潜在的看法和诗坛不景气的现状也影响到中学新诗教学。
　　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和政治史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中国诗坛上曾留下了一个个令人敬畏的诗人名字。然而，新诗诞生以来，中国诗歌和诗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唐代开始以来科举取士的制度的取消，割断了诗歌和政治的密切关系，贫瘠了诗人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诗歌的存在，不再承担讽喻教化的政治功能，不再是士大夫进退之间的心灵的栖息和隐逸之地。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诗人成了以诗歌作为自己的职业和谋生的手段的特殊群体，这使得新诗的创作十分脆弱：任何一种文化精神活动都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社会的变迁使得诗人失去了传统赖以生存的位置而分化为一种职业，诗人的生存靠诗歌的写作维系着，精神和创作受到沉重的现实制约，新诗的地位也因为新诗社会调和功能的减退和诗人的社会位置的弱化、生存空间的紧缩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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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诗诞生之际，诗人多因承家境的殷实或者海外留学背景而顺利进入社会，所以作为诗人的存在是“仕”而“优”则“诗”，诗歌的创作呈现一片亮色，和西方接轨并且有自己的创造。新中国成立前后，新诗创造有过短暂的兴旺，很快因为政治的影响而沉寂下来。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诗歌出现一片繁荣，朦胧诗的出现和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的诗歌讨论，把新诗创作推向一个高潮，出现了舒婷、顾城、北岛等一大批有影响的诗人。90年代到现在，诗歌的社会地位迅速下滑，日益增长的经济形势和物欲膨胀的社会把诗歌推到社会角落，诗坛又是一片荒寂。但是，现实人们对诗歌的需要却仍存在，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心理、情感和生存意义价值等带来很多问题，这些需求导致了网络诗歌层出不穷。但写诗人的水平参差和物质时代人们精神的匮乏、功利主义泛滥，导致出现了诗坛“梨花体”这样的白话口水诗盛极一时。
　　一方面诗歌因它的精神性艺术性和非功利性非理性导致被社会冷落，另一方面，人们生存空间的缩小、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压力的增加、物质消费的增长又使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产生种种问题，也使诗歌成了精神表达最必须最快捷的途径。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显示了中国诗歌状况的不容乐观，同时也预示了诗歌浪潮即将到来。
　　实际上，诗人和诗歌的存在是人类高贵心灵的存在，他们在物质社会中肩负着消除人类精神紧张、保持人类心灵的愉悦和探求生命的终极意义的使命，表达人类对物质束缚以外的精神自由的追求。物质文明商品经济的社会不仅需要诗歌，而且需要大量的与社会同步的新诗。西方社会的诗人存在现状就是一个明证。西方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转型时期到现在商品经济发达物质文明成熟时期，诗歌几度繁荣并不曾真正衰落，诗人在社会中一直被人尊重并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诗人的禀赋不被看作一种缺点，而是一种人类自身难得灵性思维和智慧，这种特性是作为人的本体存在的标志之一。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物质文明启动的初期，暂时无暇顾及精神层面和艺术层面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稳步增长和进一步发展，人们心灵的需要成了一种普遍的需求，诗歌和诗人一定会重返社会的相应位置。
　　这不仅仅是一种乐观的推断和猜想，如今网络诗歌的繁荣，新生代诗人一波波的出现，人们讨论诗歌的热情，都昭示着一个新的诗歌繁荣时代即将来临。
　　卡莱尔说：“‘诗人是世界之光。’这光芒射自天堂，它映照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核心。世界上缺少了诗人，我们的精神暗淡，大地垂首默默无言。”（引自苇岸《诗人是世界之光》）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诗人，这是指导人们对于生活抱着高贵的观念，抱着高尚的感觉方式的领袖；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我们就养成了厌恶一切虚伪的和恶劣的东西，了解一切善和美的事物的魅惑力，爱好一切高贵东西的习惯；读了它们以后，我们自己也变得更好起来、善良起来、高尚起来。（《论文学中的典型与美学理想》）
　　诗人自杀也是语文新诗教学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学生和家长包括老师会有一种困惑：是不是诗人就容易自杀，太投入的新诗教学和引导会不会让学生误入歧途。
　　首先，诗人自杀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是特殊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代社会自杀率很高，这和物质文明发展导致人们生存状况的极端化和由此产生的精神的压力有关。自杀并不只是出现在诗人群体，而是各个阶层行业都有分布的，不过诗人自杀更容易引起人们关注而已。其次，在西方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的诗人自杀已成为西方思想史中一个恒常的主题。无论是特拉克尔还是杰克伦敦，无论是叶塞宁还是马雅可夫斯基，每个诗人个体生命的毁灭都会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巨大而长久的震动，迫使人们去重新审视既成的生存秩序和生存意义，重新思索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诗人的死象征着某种绝对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死亡，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从诗人的自杀现象中追寻对生命意义的更深认识。再次，中国诗人的自杀是新诗产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中国古代诗人很少出现自杀，这说明自杀并不是和新诗有着必然联系，而是和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合冲突有关，和整个世界物质文明的走向有关，如果我们的新诗能够很好的整合中国诗歌文化和西方诗歌精神，从中或许可以找到解决自杀问题的途径。
　　
　　三、理性思维和诗性智慧在教育中的潜在矛盾
　　
　　新诗教学的隐而不显也是现代教育理性思维和诗性智慧潜在冲突的必然结果。
　　所谓理性思维，就是通过对外在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事物内部的联系，通过符号、概念、逻辑的方式，建构知识框架和体系。西方科学的发展分化出来的各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建构方式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呈现。
　　西方文学理论体系求真的传统与理性思维形态紧密相关。西方在文学欣赏中，喜欢把文学艺术类比于自然科学，强调理性分析。求真，既指追求社会科学的真理，也指对事物描写的真实和思想反映的真实，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诗学理论乃至当代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学理论，无不闪烁着求真这一特色。
　　“诗性智慧”是由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维柯认为，人类社会最初的智慧就是一种“诗性智慧”。诗性智慧作为原始人类各民族共同的思维方式，其特征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隐喻的以己度物，二是诗性逻辑的想象性类概念，三是诗性文字的以象见义、象形会意。（参见[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在维柯看来，诗性智慧就是一种以感觉和想象为内容的创造能力，由此派生出的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文化创造行为，全是诗性的物质。
　　中国的诗性智慧具有维柯的原始思维特质，但并非是这种原始的感觉型智慧。中国的诗性智慧是在中国传统的诗学精神与诗性文化的熏染下，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一种艺术型的创造性灵智，中国诗性智慧注重整体，重视直觉体悟，善于取类比象，注重表现；这种智慧融充盈完整的生命体验与感性直观的创造性领悟为一体，展示出一种超越逻辑和知识的灵性，保持和肯定人的最本真的存在状态。
　　对于一个人的培养来说，两种思维方式和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都是一个人才的基本素质所必备的。理性思维在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建构人类社会组织机构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体系中发挥中重要作用，而诗性智慧对于一个人的想象力、顿悟力和创造力会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承担着人类生命的本质、生存的状态、存在的意义和方式的追问探寻、它的背后是一种文化，一种生命观、价值观、宇宙观。
　　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和各自代表的文化体系却有着内在的冲突。西方自柏拉图诗学开始，就否定诗性思维，而推崇理性主义。他们建立了艺术真实的标准。而且随着理性思维和诗性思维的分化，在理性思维推动下人类建立并发展出完备的科学体系，并由此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诗性思维在科学与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的道路上衰落。
　　人类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使得人类理性的追求越来越疯狂，出现了唯科学主义唯理性主义的倾向，这导致了物质文明的泛滥和人们生存意义的虚无，西方对这一社会文明弊病正在作出修正和反思，表现在对诗性智慧的重新认识与推崇。不幸的是，东方各国正在步西方文化的后尘，接受西方的主体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和物质文明，对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的缺陷没有足够认识。在教育上体现为在基础学科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模式上：重理轻文；重智商轻情商；重方法知识能力，轻情感态度价值观。
　　虽然，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一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虽然我们的育人标准和模式与时俱进，虽然我们的新课改在步步推进，但是在整个世界受西方科学与物质文明影响、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时期的背景下，中国传统诗性智慧的生存空间在中学领域并没有拓展得更宽，新诗作为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自身的不足也使得诗性智慧的传承风光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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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诗教学自身存在的系列模糊而困惑的问题
　　
　　诗教功能问题。中国古典诗歌的教育功能是“诗言志”，诗可以“兴”“观”“群”“怨”，而新诗教育这方面的功能明显丧失。新诗秉承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产生了“自我中心”观照万物的思维方式，个人和环境容易产生冲突和对抗，这就产生了诗歌功能的“宣泄说”与“净化说”，产生了审美的“崇高美”与“悲剧美”。中国诗教强调的是“中和”文化，从不直接宣泄个人和社会及环境冲突的痛苦，而是通过个人和社会、个人和环境的和谐来转移或消融这种冲突和痛苦，所以中国的诗歌从内容到审美风格都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读者在这样的欣赏中陶冶性情，建构适合东方社会的主体人格。西方诗歌里强烈的个性意识、直接的情感表达、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给东方的读者带来一种破坏性人格教育——个体情性的不节制导致个体内在人格的冲突，个体和社会及他人的矛盾与冲突，这样的人格给个体本身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会带来某种潜在的威胁与破坏，比如，西方大量的情色诗和思想自由的诗。这样一来，教育者内心暗存某种禁忌和忧虑：如果新诗教育的结果培养出来的人才是过于另类、个性乖张、和社会对抗冲突的人，那么新诗的教育就很值得斟酌。所以新诗思想功能的弱化也使得新诗在教育中的实际地位贬值。
　　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问题。 新诗教育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和水准，这是一个很不好解决的问题。诗歌欣赏和写作不同于一般的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和写作，诗歌的接受是需要一定天赋的，那么，该如何解决诗歌教育中的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问题？语文教学培养了很多诗性的人才，他们在写作、辩论、朗诵上一展身手，但是，语文教育需要培养出诗人吗？如果不需要，那么新诗教学还是否有深入拓展的必要？从社会目前需要来说，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迫使更多的人作为物质化的一个角色进入物质生产的行列，太多诗性的人不太好寻找生存的位置。但是，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又给人类自由发展的天性提供了丰富的土壤，物质对精神的挤压也使得人类诗意的栖居愿望越来越迫切，新诗的落脚点到底重在那一方？在于满足学生现时成长的需求还是将来长远的生存需要？在于培养学生对诗的基本了解和那么一点点的诗性审美的普及教育，还是在于激发每个人诗心诗情诗性的素质教育加培养未来的诗人才子的精英教育？
　　语言的陌生化问题。语言的陌生化是新诗创作追求的一种效果，因为它是获得创新与美感的一条途径。语言的陌生化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扭错、反讽、运用比喻和象征等艺术手法，或者颠倒语序，使用冷僻词语、生造词语等来加强语言的张力，这样的语言陌生化会给正在处在语言学习期的中学生带来一些问题，使得他们对正常习惯的语言失去判断，而使表达变得不伦不类。这对于标准化的高考也是非常不利的。
　　诗无达诂问题。新诗不好新讲，和“诗无达诂”的特性有关，和高考标准化的矛盾冲突有关。诗歌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诗歌的含蓄性、多义性往往成了诗歌欣赏中争论的焦点，这种不确定性对于诗歌的解读的权威性形成挑战，很多老师怕讲不好诗或者讲错诗而不讲或者少讲。这种不确定性对高考分值的判定也很不利的，所以高考很少考到新诗，作文写作的文体选择也往往写上“除诗歌外，文体不限”的字样。
　　教师自身素质问题。新诗不好新讲，因为新诗的赏鉴需要借助西方的文艺理论，中国的意境说，韵味说只能部分适用新诗。新诗在中国的发展有流派、有阶段性，象李金发的诗受西方印象派诗风影响，徐志摩的诗和英国浪漫派诗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诗是他们将外国诗歌和中国诗歌嫁接的一种实验和创造，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外国文学素养，很难将看起来直白简单的新诗讲出味道。
　　
　　五、结语
　　
　　新诗与青春的心灵有着隐秘的共振，新诗蕴涵着审美和诗性，激发着学生们的创造力和热情，帮助学生建构积极的人生观和完美的人格，新诗在教育中发挥着其他学科和学科模块上难以替代的作用。
　　虽然新诗教学过程中面临某些诗歌功能的转移和缺失问题，面临新诗所蕴涵的西方强烈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对学生人格建构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面临着高考的标准化理性思维和新诗不确定性诗性思维之间潜在的矛盾，还有普及教育和精英教育的问题，诗歌语言陌生化问题，诗无达诂问题，教师教学能力和文学素养问题……，但是新诗教学在新课改中地位和角色的变化及在中学语文教材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足以让我们相信：新诗教学隐而不显的局面将很快成为过去，一个诗性教育的春天即将来临。
　　
　　参考书目和文章：
　　《中西语言文字比较与中西文化走向》 辜正坤
　　《诗歌鉴赏五象美论》 辜正坤
　　《高中语文新教材解读》 顾之川
　　《汉语诗性智慧：“源流”与现代活力》 姜耕玉
　　《中国新诗的审美范式与民族心理》 张同道
　　《新诗教育的缺陷与新诗研究面临的挑战——读20世纪中国诗歌史浅谈诗歌的现当代教育》 高波
　　《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郑敏
　　（《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论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精神》邓军
　　《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 王剑
　　（《当代文坛》2004年第01期）
　　《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 李建中
　　《诗歌的本质是什么？》 林方亮
　　《诗性智慧与诗意创造》 段建军
　　《中国美学的诗性智慧及现代意义》 李西建
　　《语言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于坚谢有顺对话录》 2003年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诗再次复兴与审美范式重建》 向天渊 熊辉
　　《论二十世纪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 南竹
　　
　　范磊，广东深圳南头中学教师。
　　

• 范　磊： 新课标下语文教师的几个转变　/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08年第3期
• 范　磊： 中学新诗教学隐而不显原因新探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7年第12期
• 范　磊： 文学作品的作用与文学能力培养　/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