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鸿门宴》一文是这样描写座次的:“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句中的“向”字如何理解?是介词“朝向”、“对着”,还是名词“方向”? “东向坐”等词语如何理解?是“面向东坐”,还是“坐在东边面向西”?
查阅很多参考资料,全都解释为“面向东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解释为:“朝向,对着。《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由此看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也是把“北向坐”、“东向坐”分别理解成“面对着北坐”和“面对着东坐”了。于是,多年来我们语文老师大都是依据这种理解向学生讲授的。对这种理解,笔者在教学过程中越来越觉得不妥当。
这个多年来一直困扰语文教师的问题,人教版课本未作任何解释,只是与课本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提供了一段“补充注释”和一篇《鸿门宴》的译文。
先看“补充注释”:
按古代礼仪,帝王与臣下相对时,帝王面南,臣下面北;宾主之间相对,则为宾东向,主西向;长幼之间相对,则长者东向,幼者西向。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最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侍坐。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是最上位,范增南向坐,是第二位,再次是刘邦,张良则为侍坐。从座位可看出双方力量悬殊与项羽的自高自大。
这段“补充注释”,不但没有把最关键、最需要解释的“东向”等词语解释出来,反而继续袭用,避重就轻,含糊其词。“注”而不“明”,等于没注。
再看对这几句话的翻译:“项王、项伯朝东坐,亚父朝南坐……刘邦朝北坐,张良朝西陪侍。”
显然,译文中的“朝东坐”是说“面朝东坐”。这与其他参考资料一样,也是把“东向坐”解释成“面向东坐”。这就等于说,项王坐在宴席的西边位置上。这似乎又与同一本书中的“补充注释”(宾主之间相对,则为宾东向,主西向)自相矛盾,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
那么,项王到底坐在什么位置上?是坐在宴席的西边,面向东,还是坐在宴席的东边,面向西?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古代宫室的建筑位置谈起。古代的宫室通常是坐北朝南的,入门首先是“堂”,然后是“室”,所谓登“堂”入“室”,就说明了古代宫室的建筑位置。古代的“堂”是不住人的,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堂”上座位最尊的是坐北面南。古代的帝王召见群臣议事时,坐在坐北朝南的尊位上。因此有“南面称王”、“南面称孤”、“南面百城”等说法。“南面”,即“面南”、“面向南”的意思。《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南属阳,代表着太阳和光明,所以说“南面而听天下”是“向明而治”。《史记·田单列传》:“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其中,“南面”的意思是面向南方,言外之意指称王。再如,贾谊《过秦论》:“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这就是说,古代是以“坐北面南”(即“北”)为尊位(正位)的。故而,凡国君崩殂(死亡),其灵柩停放在北面,以接受群臣的吊唁。但是如果天子下吊诸侯,那么天子的位置应坐北面南,居于正位,所以必须把诸侯的棺柩从坐北向南的方位移到坐南向北的方位,好让天子面南而吊。同样,过去官府的官吏在“公堂”行事,也是坐北面南。
但是,在“堂”后面的“室”内的位次,却不是以“面南”为尊,而是以“东”(面西)为尊。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写到韩信得广武君李左车时,“信乃解其缚,东乡(“乡”通“向”)坐,西乡对,师事之。”据前人注解:“事师之礼,师东乡坐,弟子西乡。”就是说,老师坐在东边面朝西,是尊位,弟子坐在西边面朝东,是下位。这是古人“室”内座次以“东”为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再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后,骄横傲慢,不可一世,宴客时“坐其兄盖侯南乡(向),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这同样说明了室内的位次以东为尊。因而,今天我们仍有“东道主”、“做东”、“股东”的说法。唐代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之十五》就集中反映了汉民族以东、南为尊,以西、北为卑的思想意识:“贵人居南苍,寒士栖北里,富翁为东邻,贫者在西舍。”
由此可见,项王在鸿门宴上“东向坐”,就是在宴席的东边就座,即坐在最尊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东向坐”就是坐在东边面朝西,而不是像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等书上所说的“面朝东坐”。同理,亚父(范增)是坐南面北,刘邦是坐北面南,张良是坐西面东侍陪。
在鸿门宴上,项王、项伯、范增为主方——项羽为主方统帅;范增为谋士,项羽之亚父,项伯为项羽之叔父。刘邦、张良为客方——刘邦为客方统帅,张良为谋士。可见,无论是按宾主、长幼,还是按宴席的礼仪,项王怎么也不该“东向坐”。而“项王、项伯东向坐”,是傲居最上位,范增“南向坐”是第二位,再次是刘邦,张良则为侍坐。这种非礼的坐次正体现了项羽的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和双方力量的悬殊。
(作者单位:沂南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