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对《道士塔》作的教学设计。
　　一问王道士：
　　因为你的“错步上前”，给中华文化造成怎样的悲剧？
　　二问余秋雨：
　　你拦得下斯坦因们劫掠敦煌文物的车队吗？
　　三问我自己：
　　“我好恨”，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我最恨什么？
　　导题
　　西出阳关，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它就是敦煌！
　　敦煌，中国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千年丝路的必经之地，它亲历了十个朝代的繁荣与衰落。敦煌的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窟内墙上和窟顶的壁画，窟里的佛像和佛经，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灿烂瑰宝。
　　上个世纪初，由于历史的疏忽、当局的腐败，莫高窟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惨遭劫掠，文物散失他国……
　　余秋雨的《道士塔》，就是这样一个浩劫的全写真！
　　我们读过了《道士塔》，那么，我们就一起随了余秋雨先生的笔触，回溯百年前，那个发生在敦煌的“巨大的民族悲剧”。我们真正不忍回眸百年前的敦煌，余秋雨先生借一个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一
　　
　　让“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的始作俑者是谁？
　　对！王圆箓！
　　就是这个王圆箓！他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呢？
　　有谁能来说说这个王圆箓？
　　1．“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对王道士的盖棺论定，“历史已有记载”。
　　2．“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余秋雨在谈论王道士的时候，往往是在一个“平台”上将事物的双方“两极”化：“平民”、“农民”、“道士”，却“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前者是低俗，后者是崇高。“两极”化的结果，是将事物分别夸饰到极致，以凸显其荒唐。
　　3．“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最无知的躯体却要肩起最大的文化重债，同样是“两极”化。
　　4．“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表示限定某种情况或范围的“只是”，即仅仅是，道出了王道士“错步”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没有王道士，还会有张道士、李道士的！“错步上前”，踩错步点窜上前台，岂非“鬼使神差”？——王圆箓是道士，却当了敦煌这千年“佛教圣地”的家，此一“错步”；一个“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却“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此二错步；对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国宝级的文物交流），本该由官府来经营，却由于当局的昏聩，闹到王道士去播弄，此三“错步”；“无知的躯体”，却要“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此四错步……
　　他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呢？
　　刷白洞壁——毁损文明
　　1．道士与佛教圣地
　　——余秋雨说：“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堂堂，阵容整齐，势力强大；圣地，人们所尊崇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堂堂佛教圣地”与“一个道士”，拉开巨大落差的两极。中国宗教，“和尚”驻锡地——寺庙；“道士”修炼场——道观（或山林）。作为千年佛教圣地的敦煌，其“掌门人”却是一个畏畏缩缩的道士，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从宗教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都是历史最大的误会。
　　2．老农（自家宅院）与敦煌文物（洞窟）
　　——当敦煌、当洞窟成了王圆箓的自家的宅院的时候（经营自家宅院的得意忘形与率性而为），他不是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与“旁人”何干？——果真如此？
　　“老农”与“敦煌”，巨大的落差，与“一个道士”同“堂堂佛教圣地”一样，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极”，却居然在王道士身上得到融合。他把敦煌当成了自家的庭院：“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庭院”，“农民做事就讲究个认真”，“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达观地放下了扫把”——好一副典型的农民做派。
　　这就是王道士的“憨厚”、“达观”：
　　“憨厚”，朴实厚道。这里，王道士就像老农对待自己庄稼地里的活路一样，尽力尽责、诚心诚意。他似乎是没有一丝“杂念”地在做着他自己的这份“工作”。这便带有了某种喜剧（骨子里却是悲剧）的色彩！
　　“达观”，什么事都想得开，不为不如意的事情烦恼。石灰的价格、手头的拮据等，不容许王道士做更多的安排。他想得开，因为是自己的事情，他只能点到为止。他认为，即令刷白这几个洞窟，也算是“尽心焉尔矣了”，其他的洞窟，以后再说吧。
　　3．余秋雨与王道士
　　所以，余秋雨只能说：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惨白。”——“惨白”，常常拿来说景色暗淡、或面容苍白等，这里是说将艺术、将文化、将文明化为了乌有！一个“惨”字，还不仅仅只是形容洞窟“白”得暗淡，更是其情其景的“惨”不忍睹。极言其破坏程度之深、毁损程度之严重！以至于使“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脑中“惨白”，是洞窟“惨白”的必然“留痕”，一方面，现实的场景在脑中留下了“惨白”的影像，一方面，则是内心的创痛，哀伤到“无物”（“惨白”），同时也是对王圆箓的无可奈何，这个毁损了敦煌文明的王圆箓，他本就是一个“惨白”的小人、一个“惨白”的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被毁损的洞窟、连同毁损洞窟的王圆箓，留给我们的就只有“惨白”。
　　出卖文物——摧残文明
　　“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把出卖文物当作“最轻松的小买卖”，将敦煌文物等同于“一只鸡”、“一篮青菜”。
　　“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凸显王道士的愚昧、昏聩，如朦朦然的孩童易被欺骗！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一面是“没有运费”运到省城；一面却是劫掠者越洋运往世界各地、文物盗贼们的京城！
　　“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贱卖”了文物，还感谢强盗的“布施”！留下来的是耻辱的“两道深深的车辙”（实际是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
　　敦煌文物被劫掠年代备忘：
　　1900年5月26日……
　　1905年10月……
　　1907年5月……
　　1908年7月……
　　1911年10月……
　　1914年……
　　……
　　1900年，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时候，北方正闹着义和团，北京则打进了八国联军；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像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的时候，王道士的家乡，湖北，正爆发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余秋雨说，敦煌文物被疯狂劫掠，“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本文是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对《道士塔》作的教学设计。
　　一问王道士：
　　因为你的“错步上前”，给中华文化造成怎样的悲剧？
　　二问余秋雨：
　　你拦得下斯坦因们劫掠敦煌文物的车队吗？
　　三问我自己：
　　“我好恨”，那么，作为我们自己，我最恨什么？
　　导题
　　西出阳关，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沿，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它就是敦煌！
　　敦煌，中国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千年丝路的必经之地，它亲历了十个朝代的繁荣与衰落。敦煌的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窟内墙上和窟顶的壁画，窟里的佛像和佛经，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灿烂瑰宝。
　　上个世纪初，由于历史的疏忽、当局的腐败，莫高窟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惨遭劫掠，文物散失他国……
　　余秋雨的《道士塔》，就是这样一个浩劫的全写真！
　　我们读过了《道士塔》，那么，我们就一起随了余秋雨先生的笔触，回溯百年前，那个发生在敦煌的“巨大的民族悲剧”。我们真正不忍回眸百年前的敦煌，余秋雨先生借一个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一
　　
　　让“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的始作俑者是谁？
　　对！王圆箓！
　　就是这个王圆箓！他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呢？
　　有谁能来说说这个王圆箓？
　　1．“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对王道士的盖棺论定，“历史已有记载”。
　　2．“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余秋雨在谈论王道士的时候，往往是在一个“平台”上将事物的双方“两极”化：“平民”、“农民”、“道士”，却“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前者是低俗，后者是崇高。“两极”化的结果，是将事物分别夸饰到极致，以凸显其荒唐。
　　3．“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最无知的躯体却要肩起最大的文化重债，同样是“两极”化。
　　4．“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表示限定某种情况或范围的“只是”，即仅仅是，道出了王道士“错步”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没有王道士，还会有张道士、李道士的！“错步上前”，踩错步点窜上前台，岂非“鬼使神差”？——王圆箓是道士，却当了敦煌这千年“佛教圣地”的家，此一“错步”；一个“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却“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此二错步；对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国宝级的文物交流），本该由官府来经营，却由于当局的昏聩，闹到王道士去播弄，此三“错步”；“无知的躯体”，却要“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此四错步……
　　他给中华文化造成了怎样的悲剧呢？
　　刷白洞壁——毁损文明
　　1．道士与佛教圣地
　　——余秋雨说：“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堂堂，阵容整齐，势力强大；圣地，人们所尊崇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方。“堂堂佛教圣地”与“一个道士”，拉开巨大落差的两极。中国宗教，“和尚”驻锡地——寺庙；“道士”修炼场——道观（或山林）。作为千年佛教圣地的敦煌，其“掌门人”却是一个畏畏缩缩的道士，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从宗教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都是历史最大的误会。
　　2．老农（自家宅院）与敦煌文物（洞窟）
　　——当敦煌、当洞窟成了王圆箓的自家的宅院的时候（经营自家宅院的得意忘形与率性而为），他不是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与“旁人”何干？——果真如此？
　　“老农”与“敦煌”，巨大的落差，与“一个道士”同“堂堂佛教圣地”一样，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极”，却居然在王道士身上得到融合。他把敦煌当成了自家的庭院：“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庭院”，“农民做事就讲究个认真”，“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达观地放下了扫把”——好一副典型的农民做派。
　　这就是王道士的“憨厚”、“达观”：
　　“憨厚”，朴实厚道。这里，王道士就像老农对待自己庄稼地里的活路一样，尽力尽责、诚心诚意。他似乎是没有一丝“杂念”地在做着他自己的这份“工作”。这便带有了某种喜剧（骨子里却是悲剧）的色彩！
　　“达观”，什么事都想得开，不为不如意的事情烦恼。石灰的价格、手头的拮据等，不容许王道士做更多的安排。他想得开，因为是自己的事情，他只能点到为止。他认为，即令刷白这几个洞窟，也算是“尽心焉尔矣了”，其他的洞窟，以后再说吧。
　　3．余秋雨与王道士
　　所以，余秋雨只能说：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面对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惨白。”——“惨白”，常常拿来说景色暗淡、或面容苍白等，这里是说将艺术、将文化、将文明化为了乌有！一个“惨”字，还不仅仅只是形容洞窟“白”得暗淡，更是其情其景的“惨”不忍睹。极言其破坏程度之深、毁损程度之严重！以至于使“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脑中“惨白”，是洞窟“惨白”的必然“留痕”，一方面，现实的场景在脑中留下了“惨白”的影像，一方面，则是内心的创痛，哀伤到“无物”（“惨白”），同时也是对王圆箓的无可奈何，这个毁损了敦煌文明的王圆箓，他本就是一个“惨白”的小人、一个“惨白”的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被毁损的洞窟、连同毁损洞窟的王圆箓，留给我们的就只有“惨白”。
　　出卖文物——摧残文明
　　“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把出卖文物当作“最轻松的小买卖”，将敦煌文物等同于“一只鸡”、“一篮青菜”。
　　“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凸显王道士的愚昧、昏聩，如朦朦然的孩童易被欺骗！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一面是“没有运费”运到省城；一面却是劫掠者越洋运往世界各地、文物盗贼们的京城！
　　“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贱卖”了文物，还感谢强盗的“布施”！留下来的是耻辱的“两道深深的车辙”（实际是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
　　敦煌文物被劫掠年代备忘：
　　1900年5月26日……
　　1905年10月……
　　1907年5月……
　　1908年7月……
　　1911年10月……
　　1914年……
　　……
　　1900年，藏经洞文物被发现的时候，北方正闹着义和团，北京则打进了八国联军；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像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的时候，王道士的家乡，湖北，正爆发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余秋雨说，敦煌文物被疯狂劫掠，“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 史绍典　刘　谦： 《道士塔》三问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