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阿Q”读成“阿鬼”……
　　
　　鲁迅为什么要给《阿O正传》的主人公取名叫“阿Q”呢?其第一章《序》里是这样解释的：阿Q不仅失掉了他与生俱来的姓，而且也搞不清楚他的名到底是叫“阿桂”还是“阿贵”，因为“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么写的”，所以“只好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Ouei，略作阿Q”。
　　如果抛开先入为主的“阿桂”或“阿贵”，大声地朗读“阿Quei”，再根据声音用汉字把它记录下来，你最容易写出来的是什么?阿鬼，“鬼魂”的“鬼”，这里采用的是“谐音”修辞方法。
　　事实上，鲁迅本人确实喜欢并擅长以谐音来命名。有时候是给自己取笔名，如陈西莹1925年曾写文章骂鲁迅是土匪、学棍、学匪等，郭沫若1928年曾化名杜荃写文章骂鲁迅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鲁迅就分别以“杜斐”和“封建余孽”的简写“封余”“封瑜”或“丰之余”“唐半瑜”等作为笔名，予以回应。有时候是给笔下的人物命名，如在散文《父亲的病》中，鲁迅把颇有声望的绍兴名医“何廉臣”称为“陈莲河”；在小说《长明灯》中用“梁五弟”来指称“梁武帝”，在《阿Q正传》中用“崇正”来指称“崇祯”——若论修辞方法，就不仅是谐音，而且是飞白了(飞白，又名“非别”，是明知说错或写错而不予改正，有意将错就错，如实加以记录或援用的一种修辞手法)，说明群众愚昧无知，什么都是讹传；更有甚者，“自由党”被讹传成“柿油党”，同样谐音而兼飞白，如果鲁迅本人不加注释，还真索解为难呢。
　　除此之外，鲁迅还擅长通过谐音来观察命名，我们不是读过《胡同文化》么，鲁迅就曾这样论述过北京胡同的命名：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华盖集·咬文嚼字(一至二)》)
　　可别小看谐音在《阿Q正传》解读中的作用，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就是以“阿O=‘阿鬼’说”为中心，写成了一部专著《“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日本岩波书店1993年版，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2006年6月增订版)，从而跻身于日本三大鲁迅研究家行列(另两家为：竹内好，著有《鲁迅》等；丸山舁：著有《鲁迅·革命·历史》等)。他认为，鲁迅一生的主题是“立人”，就是使中国的国民各个成为“人”，创造“人国”。换言之，中国国民“鬼”性太重了，必须加以人性的改造。尽管其论述不乏牵强附会之处，但他从如下两个角度剖析阿Q的鬼性却是精彩纷呈：在国民性上，是精神胜利法的懦弱，等级观念的愚昧，以及善于遗忘等；而在民俗层面上，却是无家感、无后感等孤魂野鬼式的精神发掘。最使人深省的是这小说的结尾，阿Q在被杀头前才记忆起了那只饿狼的眼睛，与围看他的群众的眼睛是多么恰切地相合，“一想到这么多眼睛连成一气，他们已经在那里深深地咬着阿Q的‘灵魂’了，这种群众的眼睛正闪着潜藏在‘国民性’之中的那种‘鬼’之光。”(丸尾常喜著、秦弓译《“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增订版，第162页)可惜阿Q在临死时才体味到生在这样人世的孤独，才喊出“救命”，也就是说，唯有在此时，他才冲破了自己与邻人们所营造的鬼蜮，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而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真鬼了。
　　明确了“阿Q”即“阿鬼”，这对《阿Q正传》的解读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
　　1　人物。阿Q是中华“土”生的真的鬼，而作为阿Q的仇敌，假洋鬼子就是“假的洋鬼”，“鬼”与“假的洋鬼”的对立成为《阿Q正传》的重要环节，“这也可以说是恰好的配合”(同上，第129页)。小说第一章《序》中写到赵太爷称霸未庄，不准阿Q姓赵：“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小说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和第七章《革命》中称赵司晨和赵白眼两人为赵府的“真正本家”或“两个真本家”就与此形成了对应关系。同时，既然“阿Q”即“阿鬼”，那么赵司晨和赵白眼两人的命名也就寓含了他们和阿Q之间的对立。因为《三字经》云：“犬守夜，鸡司晨。”“司晨”者为鸡，“白眼”者为犬(“白眼”也叫“狗眼”“净眼”)，无论是“司晨”(雄鸡)，还是“白眼”(犬)，都有“辟邪”之力，都是“鬼”的仇敌。小说中阿Q遭遇“恋爱的悲剧”而被赵太爷拿着大竹杠追打，假洋鬼子后来挥舞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就分别有赵司晨和赵白眼在场帮忙。不过。应该注意，中华“土”出的真的鬼与“假的洋鬼”，在人物命名的语义上其实并不形成对立，它暗示的是，阿Q和假洋鬼子虽然有着家世、教育等等的不同，但在“文化一心理结构”上却是惊人的一致：假洋鬼子不准比他弱小的阿Q革命，而阿Q此前同样不准比他弱小的小D革命!这一点也是耐人深思的。
　　2　道具。小说第三章《续优胜记略》中有阿Q被假洋鬼子棒打的情节。这是“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哭丧棒的功用如何呢?林旭军等《四川民俗大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月曦《奉化民间鬼魂信仰与禁忌》(《中国民间文化》第3集，1991年版)都把“哭丧棒”当做吓“鬼”、驱“鬼”之棒。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小说第八章《不准革命》中洋先生一扬起哭丧棒来，阿Q就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地逃出门外。同时，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投机革命后挂起“银桃子”，让自由党的徽章在他们胸前的闪光，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因为中国民俗认为桃有斥退“恶鬼”的“辟邪”作用，所以民间门旁放置用桃木刻的木偶；同样，银子，正如小说《故乡》里少年闰土颈上戴的银项圈保护他免受“恶鬼”之害所表明的那样，通常被认为也有“辟邪”的灵力。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身上挂起“银桃子”，阿Q就被拒之门外而与他们越发处于对立地位了。
　　3　环境。根据章太炎(鲁迅老师)、沈兼士(鲁迅挚友)提出的“鬼=禺=畏”观点，“畏”也是具有与“鬼”同类意味的词汇。“另一方面，‘未’与‘畏’同音。‘未庄’若效仿‘阿Quei’的标记方式即为‘Wei庄’。以同音字标记即成‘未庄’。所谓‘未庄’，即是‘畏庄’与‘鬼庄’。也就是‘幽灵之村’同义。”(同上，第171页)当然，这也是由“阿O=‘阿鬼’说”引申出来的一个假说。尽管是假说。但亦足以启人深思。
　　
　　二、转“G”为“Q”重“图示”
　　
　　尽管鲁迅在小说第一章《序》里解释说，由于搞不清楚阿O的名到底是叫“阿桂”还是“阿 贵”，所以“只好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但事实上，从语音角度说，无论是“阿桂”和“阿贵”，还是“阿鬼”，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拼法都应写为“阿Gui”，而“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则应写为“阿Kuei，略作阿K”。
　　需要指出的是：从“阿Gui，略作阿G”到“阿Quei，略作阿Q”，转“G”为“Q”，乃鲁迅有意为之。鲁迅精通美术，非常重视色彩、线条的象征意义，所以他运用“图示”修辞方法(即用图形代替文字示意的方法)将小说主人公命名为“阿Q”是有深意的：
　　……实际上乃是本意要用这个Q字，因此去转了那么一个大圈子，归结到这里。据著者自己说，他就觉得那Q字(须得大写)上边的小辫子好玩。初版的《呐喊》里只有“阿Q正传”第一页上三个Q字是合格的，因为拖着那条辫子，第二页以后直至末了，上边目录上那许多字都是另一写法，仿佛是一个圆圈下加一捺，可以说是不合于著者的标准的了。(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第45-46页)
　　1929年到1931年间，《小小十年》作者叶永蓁在上海曾与鲁迅有过密切的交往。有一次谈到《阿Q正传》，叶永蓁突然问鲁迅：“阿Q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为何要取一个外国名字呢?”鲁迅听了，微笑着幽默地说：“阿Q癞痢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你看，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说罢，大家大笑起来。(马蹄疾编著《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第113-114页)
　　《风波》和《头发的故事》也曾写到过辫子，但描写围绕辫子展开的悲喜剧，却总不如《阿Q正传》更为生动。一方面，这辫子关联着阿Q生活的屈辱，他在未庄总是“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并且“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另一方面，满清国民拖着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它是直接显示了汉族沦为满族奴隶的符号(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等)；而在辛亥革命之前，“假洋鬼子”之所以被阿Q厌恶，见到他就要在肚里进行咒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戴着假辫：“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而辛亥革命发生后，剪辫子更被阿Q们当做“一件可怕的事”，还自以为聪明地说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在里面捣乱”，“弄得不像人样子了”，于是出现了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这样“秋行夏令”的情形。“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鲁迅生前绝笔《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还如此说，可见其给阿Q脑后拖根小辫子的命名，显然基于对满清政权强加给中国男子头上那根发辫的极端厌恶和敏感。
　　对于阿Q的Q，著名中国思想史家侯外庐先生曾经在1951年1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长文《从鲁迅的笔名与阿Q人名说到怎样认识并怎样向鲁迅学习》，提出阿Q的Q是Ques—tion(问题)的简称的说法。对此，周作人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王瑶先生都表示反对。王瑶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鲁迅笔名与“阿Q”人名问题》，也登在稍后的《光明日报》上。周作人专门写了《鲁迅与英文》，登在1951年1月30日的上海《亦报》上。但是，在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上发表的《祝福与希望》一文中，侯先生仍然坚持说：“‘Q’即是英文‘Question’的第一个字母。鲁迅选择它，说明在《阿Q正传》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侯、王、周之争。为我们理解《阿Q正传》的主旨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教学思路。
　　
　　三、降用、别解和矛盾
　　
　　恩格斯曾经在1860年10月5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4页)鲁迅小说代表作的书名《阿Q正传》可谓朴素之极，共四个字，但其语义的形成还包含着降用、别解和矛盾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有着丰富的内涵。
　　就词组而言，“正传”无疑就是《阿O正传》的中心词。“正传”是什么意思呢?其第一章《序》在兜了一大圈子后坦率地说：
　　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本传”亦即“列传”。例如谈到战国乐毅的生平情况，我们常说“参见《史记》本传”，指的就是《史记·乐毅列传》。关于“列传”，通常的解释是：“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司马贞《史记索隐》)“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张守节《史记正义》)在1936年5月8日致李霁野的信中，鲁迅曾这样明确地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我做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假使这样的也可以做传。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在鲁迅看来，连他自己都不配做传，像阿Q这样“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的人，就当然更加不配做传——不配做传却终于“给阿O做正传”，其书名中的“正传”就其“本传”之意而言，显然采用了“降用”的修辞方法。
　　所谓“降用”，就是把一些分量重的大的词语降作一般词语来使用。需要指出的是，在《阿Q正传》中，鲁迅非常频繁地将一般用于国家、政党、社团或大人物所做的政治、军事等大事的词语，带有严肃色彩的词语，用于说日常小事。用于说普通的人，甚至用于说无聊滑稽的想法和举动，这是“小用”却又不是“错用”，而是“妙用”，使语言幽默。例如：“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勋业”本指功勋和事业，这里用来指阿Q对小尼姑的“动手动脚”，大词小用，语含讥刺。又如：说认定“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之类是阿Q的“学说”；阿Q常常怒目而视，而行动上怯于反抗，作者便说是怒目“主义”；阿Q按照地保传达的赵府的要求去磕头赔礼，作者说是“履行条约”；将盘辫子的人们称为“盘辫家”；如此等等。小说共九章，几乎每一章的标胚都采用了“降用”的修辞方法。如周作人就曾指出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这题目虽然并不一 定模仿《绥寇纪略》，但很有夸大的滑稽味，便是将小丑当作英雄去描写，更明显的可以现出讽刺的意思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8月出版，第47页)至于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其“中兴”之降用性质就更是一目了然，不必赘述。
　　如果就其“本传”之意而言，“正传”显然采用了“降用”的修辞方法，那么论其来历。则是采用了“别解”的修辞方法。所谓“别解”，就是运用词汇、语法等手段，临时赋予词语以新的意义。清代冯武所著《书法正传》共十卷，是一部关于书法的书，其“正传”是“正确的传授”的意思(《鲁迅全集》注释)；而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其“正传”是“正题”的意思。但《阿Q正传》通过那么一援用，“正传”就变成了“本传”的意思了，而英语译为《The True Story of Ah Q》或《The Real Story of Ah Q》，“正传”就是“真实的故事”了。
　　此外，“阿Q”本身还包含着“矛盾”修辞方法。所谓“矛盾”，或称“抵牾”，指遣词造句有意打破搭配常规，用一组前后意义矛盾或不协调的词语互相修饰、限制或搭配，以形成强烈对比。它源于古代希腊语“oxymoron”，意为“敏锐的愚钝”。
　　鲁迅自述：《阿Q正传》第一章《序》发表在《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上(其他章节则改在“新文艺”栏目上发表)：“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序》最后说：“我所聊以自慰的，是还有一个‘阿’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假借的缺点，颇可以就正于通人。”而“Quei”或“Q”却不具备“阿”那样的“正确性”，这就形成了矛盾：“阿”是中国民间最“土”的取名用字，而“Q”却是包括阿Q在内的当时中国民众根本不知为何物的“洋”字，这又形成了一种矛盾……
　　谁都承认，《阿Q正传》是以暴露国民性的弱点为主题的。在探讨国民性弱点形成之时，鲁迅认为与异族的入侵有关。阿Q这个名称中“Q”是否暗示了这一点?为什么晚清民初对国民性弱点的探讨突然重视起来?这与中央帝国的迷梦被外国的坚船利炮打破有关。“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正是在中西文化大冲撞中产生的，“阿Q”这个名称正是“阿(中／土)+Q(西／洋)”，是否也暗指它产生的时代大背景?更重要的是，林兴宅在《鲁迅研究》1984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指出，阿Q性格是一个由多种性格要素按一定结构方式构成的系统。这些性格要素是：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直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阿Q性格世界中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要素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的联系，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鲁迅这样凑合出一个“中西合璧…‘土洋杂交”的名字，是不是为了表现这种矛盾的复杂性?
　　很明显，“阿Q”命名的“矛盾”修辞方法，不是一种逻辑上提供争论的混杂，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作品在思想内涵上所达到的甚至不以作家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刻度与复杂性。
　　总而言之，《阿Q正传》书名的修辞方法，在“音”方面有谐音，在“形”方面有图示，在“义”方面则有降用、别解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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