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科书《短篇小说选读》，静心凝气地走进威廉·福克纳的《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首先扑入我脑海的疑问是：“谁（或什么）是纪念爱米丽那一朵玫瑰花？”我小心翼翼地行进在近4000字的小说中，直到读完最后一个字，也只是找到了两处“败了色的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它们并非我要找的玫瑰花。我还是没有弄清“谁是纪念爱米丽的那一朵玫瑰花”。无奈，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扎入文本中，破解心中的疑惑。
　　 等第三次走出文本后，我才算有点头绪了：小说在“错乱时序”下依次交代了“拒税、气味、丧父、婚恋、买药、授课”六个事件。而这六个事件紧紧围绕主题可分为两个相对独立颇有典型性的板块：
　　 一是“拒税”，这是面对北方强劲的资本主义“平等”思潮，南方农奴制度的“特权”意识做出的最后反抗或挣扎。
　　 小说以艺术的语言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南方农奴主的化身人物爱米丽装模作样的冥顽反抗，同时也向我们形象地展示了旧贵族新官僚对农奴主特权的自觉与不自觉、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捍卫或包庇。因此，“气味”绝不仅仅是那个荷默·伯隆腐尸的恶臭，它更象征着南方农奴制度的彻底腐烂以及人们对它的容忍与退让，而“丧父”则象征着这种制度的实质性灭亡以及爱米丽的不甘心承认和人们的淡淡的怀恋，所以这三个事件显然可以整合成一个板块。小说的描写为我们作了很好的证明。
　　 因北方资本主义胜利而组建的杰弗森小镇的第一届镇长沙多里斯上校，竟然在爱米丽“并不甘愿接受施舍”的情况下，“宁愿”“以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的“一套”谎言为爱米丽“豁免一切应纳的税款”，并自作主张地把这作为“全镇沿袭下来”的“一种义务”。而第二届镇长，面对人们“小小的不满”，也只是先“寄纳税通知单”，“杳无音信”后再“去公函”“要她便中……去一趟”，一周后“亲自写信”“表示愿意登门访问，或派车迎接”，但反馈的只是“一张便条”和“附还的纳税通知”，再加上“参议员们开了个特别的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对她进行了访问”的谨慎细微，这种不要说普通民众就连资本主义新贵也敬畏有加的情形，使读者无不深深地感受到南方农奴制度虽亡犹存，阴魂不散。
　　 面对追税的代表，“她（爱米丽）没有请他们坐下来”的无礼，“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的傲慢，“声调冷酷无情”的情态，加上连续四次一次比一次强烈的“我在杰弗森无税可纳”的呵斥和“托比！把这些先生们请出去”的蛮横驱赶，与参议员代表“结结巴巴”的表述，以及“我们已经查过……难道你没有收到司法长官亲手签署的通知吗”的小心解释，“可是，爱米丽小姐——”的低声下气的求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集中展示了爱米丽装模作样、声色俱厉地扼守奴隶主贵族“特权”的精彩情形。
　　 当源于爱米丽木屋的“恶臭”扰民时，妇女们“也不感到惊异”，只有一位邻家妇女的抱怨，“一个男的，用温和的语气提出”的“意见”，“年已八十的法官斯蒂芬斯镇长”只有近乎自言自语的“你叫我对这件事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这倒不必要”，以及面对青年参议员“这件事很简单”的鲁蛮而发出的无奈叹息“这怎么行？”展示给读者的是大众对腐烂的南方农奴制见怪不怪、闻臭不臭的习以为常和新生当权者对贵族的敬畏和退让，正是这些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通与不普通的民众共同庇护并巩固了南方农奴制的残余。
　　 而“丧父”情节中有两点特别引人深思，一是“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作一幅画中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着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这幅饱含深意的图画好像在向读者展示着“父亲”才是南方农奴制实质的象征，而爱米丽就生活在父亲的影子里，并作为这一制度的继承者与之共同扼守着农奴制的门户。二是父亲的死，爱米丽“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这正好说明了爱米丽的不甘心，她自认为自己扼守的“特权”依然天经地义地存在着。
　　 二是“婚恋”，这是爱米丽渴望“自由”的人性对农奴制贵族“门第”观念的一次毅然背叛。
　　 这一点与她扼守农奴制的尖锐矛盾冲突高度一致地在她的身上统一起来，成了她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以艺术的语言不仅向读者展示了爱米丽为追求爱情“自由”毅然走出“木屋城堡”时的毫无愧色和义无返顾，“以后每逢礼拜天下午他们乘着漂亮的轻便马车驰过：爱米丽小姐昂着头，荷默歪戴着帽子，……”，而且更为详尽地向读者展示了爱米丽生活周围的人们对她的自由选择的种种态度——这一点将作为社会环境在下文中着重谈到。然而，“买药”见证了她的“人性”暂时复苏的彻底失败，在这里读者既可以看到药剂师被她“瞪着”，“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的贵族式威严吓得放弃了法规的胆怯，同时更可以看到爱米丽冒“全镇人”之大不韪，渴望赢得一个自己视野中全新的带着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个性特征的男人（“喜欢和男人来往”“和年轻人喝酒”“无意成家”）对爱的孤注一掷，然而这个必然走进过她的“木屋城堡”的阳光般的荷默·伯隆虽然可以相伴她的高贵与美丽却无法接受她的“木屋”的封闭与阴暗，因而拒绝并激怒她的农奴主式的仇恨也是必然的。然而这个年已四十左右的天主教徒当时并没有因爱情的绝望而封死“人性”的微光，而是用六七年的时间为孩子们“开授瓷器彩绘课”，她试图想从天使般纯洁的孩子那里觅得人生的意义，但是那些摆不脱农奴制高贵旧梦的老人只是想送女儿或孙女到她那里进行贵族化的洗礼。所以随着资本主义浩荡春风的吹进，她的生源不可避免地枯竭了，当她的“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那一扇被“爱和自由”撞开的“前门关上了，而且永远地关上了”。这样，她就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些许觉醒的意识连同日益衰老的肉体重新封存在阴森、破败、腐烂、封闭的“木屋城堡”中，抱着自己曾经的美好的爱情、理想和生机苟延等死了。因此说，这三个事件显然可以整合为一个板块。
　　 显而易见，“拒税”是经济基础的层面，爱米丽作为农奴制象征的最后一个符号在扼守着农奴制的“特权”；而“婚恋”则是上层建筑的层面，爱米丽作为社会变轨时期的一个受到新文化冲击的特殊的“自由渴望者”被挥之不去的农奴制“门第”意识扼杀致死。她既是行将灭亡的农奴制的自觉主动的捍卫者，又是弥漫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的农奴制意识无奈被动的受害者。这种看似混乱的情节布置，其实有着西方缜密的构建主义逻辑。它既鲜明地表达了“历史发展势在必行，社会进步需要过程”的主题思想，又形象地塑造了“既得利益者在丧失利益后的灵魂扭曲”的形象。
　　 而以上情节和思想的发掘正是从文本的固有构建中剥离出来的。
　　 小说的第一自然段，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爱米丽·格里尔森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我认为这两个句子中，“纪念碑倒下了”后最好用“分号”，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统摄全文。“冒号”前的“全镇的人都去送丧”这个近于夸张的句子，总让我禁不住想起鲁迅先生的“刑场上的那些看客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攫着”，他们也是南方农奴制度的不自觉的怀恋者，成为这种行将灭亡的旧制度的无意识的捍卫力量。而妇女们“好奇”的“屋子内部”就是支撑着爱米丽以“拒税”形式扼守的“南方农奴制”的本质。小说用远景、近观和特写向妇女们也向读者展示出来。
　　 小说的第一部分第2段，用“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着浓厚的轻盈气息”来描写妇女们“好奇”的屋子外观，给人以宏大、考究、典雅、轻盈的感觉，但又用“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抺的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的信息，向读者展示着北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和南方农奴主庄园的激烈冲突或生死搏斗，以及爱米丽是南方农奴制残存的最后一个象征符号。这一点有作者紧随其后的议论为证：“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爱米丽……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这既是在说屋子，又是在说爱米丽，甚至可以说二者原本就是一体的。接着小说又在第一部分的第5段，让读者随着参议员代表团的脚步走进了爱米丽那间深为妇女们好奇的屋子。“阴暗的门厅，从那里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不透气……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都包着皮套子……皮套子已经坼裂；等他们坐下来，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壁炉前已经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阴暗、尘封、破败的屋子和失色而神圣的画像不是正好向读者阐释了南方农奴制的神圣外表下掩盖着的是阴暗、尘封、破败的本质吗？作者在小说的第四部分第8段写完爱米丽拒绝“邮箱”后，第9段来了一个明确的议论：“她显然把楼上封闭起来了……（她）像神龛中的一个偶像的雕塑躯干……就这样度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最后第五部分第4段，当人们安葬了爱米丽猛烈地撞开妇女们四十年来好奇不已的小屋后，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在布置成新房模式有着墓室的阴惨的屋子里，封藏着爱米丽夜夜“拥抱的”“比爱情更能持久”的被爱米丽最终“驯服”的荷默·伯隆的特写尸体。这幅悲惨恐怖的景象，不仅见证了爱米丽封闭而扭曲的心灵，同时也见证了爱米丽对于一厢情愿的爱情的不可思议的坚贞。所以它好像更像一件信物，是否更好的说明反抗专制也许会牺牲生命，但专制的最后覆灭又是必然的。
　　 随着妇女们的“好奇心”，读者清晰地看到了被爱米丽主动捍卫也被众多民众无意识地巩固的农奴制丑恶本质和它的最终覆灭。那么男子们“敬慕”的那个“倒下的纪念碑”又指什么？难道会是爱米丽这个抱残守缺的农奴制化身么？当读者更深一层地进入文本的时候，才发现“敬慕”统领的应该是“婚恋”这一板块。
　　 首先读者要注意，正是这一场婚恋，让自甘尘封的爱米丽小姐不仅与荷默·伯隆一起乘着漂亮的马车出现在大街上，而且也促使爱米丽走进了资本主义的商店订购了详细而全套的结婚用品（虽然也还只是听说）。这些正如小说中的“我们都高兴地看到爱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它是否在隐隐地向读者阐述着爱米丽在荷默·伯隆的思想影响下，或者是在爱情的召唤或刺激下人性渐渐地复苏了。但紧接着周围人们的反应——即爱米丽所生活的社会现实——竟对她的爱情激起近乎一致的反对：虚写的有“她的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当然是像荷默·伯隆一样的非贵族男子，表明着这样的有损贵族门第的婚恋是农奴制度所绝不允许的。直接写的有小镇上的妇女们接连五次的感喟“可怜的爱米丽”以及她们“这是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的评判，形象地表明了原本属于受压迫的底层的人们也完全不能理解她的婚恋。间接地写的有“我们着实高兴。我们高兴的是爱米丽小姐的两位堂姐妹比起爱米丽小姐本人，更有格里尔森家族的风度”，这就很好的表明她的堂姐妹此行的目的显然是劝说，是为捍卫家族的门第而劝说爱米丽放弃婚恋的。以打乱时空的象征手法写的是“穿着南方同盟军制服的老年男子”和她“仿佛……同时代”“相信跳过舞”“甚至求过爱”，这些语言都在示例似地述说着爱米丽的婚恋必须遵守“贵族门第”的规则。在整个过程中读者就是看不见男子特别是青年男子对她的爱情的阻拦，却有一句“男子汉不想干涉”，这些不都很好地说明男子们“敬慕”的就是她走出封闭的木屋追求人性苏醒的爱情举动么？而她的爱情的最终不幸，也正好说明她依然不能为这个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但还残存着农奴意识的社会所宽容，最后又一次被无奈地送进了阴暗、尘封、破败的屋子。这样一来，小说所表达的就不仅仅地是爱米丽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了。
　　 到此时我们再审视小说的结尾：“肉体已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跟他躺着的本床粘在一起，难分难解了。……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这些细腻的描写让人不能不想到这具双臂抱胸的尸骸就像是一朵破败的玫瑰，虽然花朽叶烂，但它却顽强地定格了爱米丽早已死亡而决不甘心的爱情向往。这时候我们再也不能不想想玫瑰的象征了：它本是人性爱的化身，却被农奴制的恨所戕害；它本是思想美的化身，却被残暴的农奴制变为一具丑陋的死尸；它本是浑身长刺充满生机的，却被扼杀为腐臭的死尸。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丑”与曾经的“美”——荷默·伯隆，被高度地统一在一起，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加西莫多。致此，前文的两个板块，农奴制拒税的“专制”与资本主义的人人“平等”的追求，农奴制挟制婚恋自主的“封闭”与资本主义保证人身“自由”的解放，和小说结尾的农奴制下不服从就杀死的“仇恨”与资本主义所倡导的“博爱”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准确地表达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社会进步的过程性”。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正是荷默·伯隆以及他的身上无法避开的资本主义信息的出现，才使得爱米丽这个处于社会变化之交的特定而特殊的人物，不可避免地有了人性的复苏和走出农奴制“屋子”的爱情追求。这些作为男子们“敬慕”的理由才说的通。所以荷默·伯隆就是纪念爱米丽的那一朵玫瑰花，即荷默·伯隆不仅见证了爱米丽爱的过程，也见证了爱米丽灵魂扭曲的恨的过程。爱米丽最后的死亡正好标志着“一个时代过去了，一种制度灭亡了，一种意识被更新了”。因此也可以说爱米丽不是一个偶然形象，而是历史长河中的类型化形象之一：既得利益者面对自己的所失而表现出来的疯狂和扭曲。像失去读书人资格的孔乙己、失去做奴隶资格的祥林嫂、失去爱情的繁漪……应该都是这样的形象。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第一中学；0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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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文艺： 谁是纪念爱米丽的那一朵玫瑰花?　/　新语文学习·中学教学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