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丛林法则和宗族秩序杂糅的乡村
　　比起沈从文的湘西、路遥的陕北，《神史》呈现的中国乡村更有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中国乡村运行的主调从来不是田园牧歌，在“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这样的诗歌后面，有着中国一代代乡下人多少辛酸、苦难和卑微的梦破灭后的忧伤。
　　《神史》中乡村的贫穷、居民生存的艰苦，超出今天多数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之想象。贫穷是最大的罪恶，法喇村的居民生存的全部意义几乎就是能活着。为了能活下去，不但异姓之间争夺异常激烈残酷，在同一家族内亦是如此。孙天主(即孙富贵、孙天俦)的爷爷孙江成不但和自己同族兄弟孙江荣、孙江华之间如此，为了那点可怜的生存资源，最后和亲生儿子孙平玉都形同寇仇。邻里、亲戚之间，为了争夺生存资源不但处处有动物世界的凶恶，还更有人类的权谋与狡诈，为了一棵树、一间房、一块地，同族之内、异姓之间，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三十六计无师自通。人性的阴暗在利益面前暴露无遗。
　　但人类毕竟不是动物世界，处在边鄙的法喇村，绝不是只有简单的弱肉强食，数百年来有一种秩序在维系。这种秩序主要是靠宗族和姻亲维持一种平衡。孙氏家族内斗厉害，但依然能组成一个团队，去家族发源地大桥修复祖坟，维护本族的声誉。主人公母亲的娘家陈氏家族，总是在天主家遭遇空前困难时伸出援手。这种基于宗族、姻亲而培育的小共同体意识，我认为根源仍然是人为了生存和繁衍而采取的理性态度。家族内斗不止，一旦遭遇外侮往往能停下争执，一致对外，乃是多数人能认识到利益有大小、远近之分，因为个人或单户人家是弱小的，必须通过血缘、姻亲来整合资源，获得帮助。在现代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没有多大作用的法喇村，宗族和姻族几乎是一个人生长于世能获得保护的靠山。
　　但毕竟法喇村不是几千年前的部落社会，而是有着漫长官本位文化传统的一个中国村庄。无论是家族之间，还是异姓之间的争夺，在初级阶段，凭借的是人多人少简单的力量对比，或者加上敢于拼命的勇气和算计人的智谋。但传统和现实使再没有文化的村民也明白，最大的力量源自政府。家族内部和不同家族之间，最终比拼的往往就是能从政府借来多大的助力，政府一出手，一根手指头就能抵得上合族人捆绑在一起的力量。所以孙、吴、陈、崔这几个法喇村的家族，喜欢计算彼此有多少人在“工作上”，即吃国家粮，具有官家人或准官家人的身份。孙江成村支书这样一个小职位，为势单力薄的孙氏家族增加了相当的砝码，而当他卸任后，为争夺这个职位相关人各显神通。当孙天主展露出天资聪颖、学习优秀之后，父亲和祖父是那样的欣喜，外族人又是那样的艳羡与嫉妒，重要原因乃是在法喇村这样的环境里，要成为官家人、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读书考学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后来，主人公走进了都市，大学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做过买卖，当过记者，也曾有过改变乡亲命运的雄伟志向，但处处碰壁，常有一种无力感。最终他考上公务员，这显然是所有职业中，离权力最近的。主人公这种选择在今天的中国实在太正常，不过也就是法喇村那些乡民最切身的体会而已。无论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还是讲究尊卑长幼的宗族秩序，掌握最大的力量的，能对整个社会规则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只能是政府。
　　丛林法则和宗族秩序的杂糅，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甚至不限于乡村的真实状态，因此可以说，《神史》也是一部很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文本。
　　二、乡村精英自主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自觉
　　我对这本书的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在不利环境中，一个人是否聪颖、是否有精英潜质，就看他自主意识觉醒的早晚与觉醒的程度，进而观察他是否有某种文化上的自觉。
　　主人公从小异于常人，即表现在此。十来岁的孙富贵(即后来的孙天主)能读《三国演义》，背毛主席诗词。他在课堂里问老师，为什么英国人能不远万里来中国占了香港，中国不能去英国割下一个小岛。这里萌动的就是一种自主意识，包含着对个人生存的尊严、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族群生存的环境与尊严的考问。而与自主意识觉醒相伴的，往往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
　　这部书的第一章，一个很有隐喻意义的情节，是孙天主的曾祖父临终托家谱。孙氏家族在明代从南京附近播迁到滇地，和当地彝民杂居，文明程度已严重退化，几近野蛮人。但一种文化上的自尊和自觉若隐若现，始终未能断绝，那就是来自东南文化昌明之乡的骄傲，这种骄傲成为一种精神支柱，所以这些识字不多的乡下人，对中断了的族谱有一种近似宗教般的珍爱与依赖。这一点，在主人公孙天主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随着年岁增长、阅读量的增加，他不仅想弄清自己家族的历史，还费尽心力去追寻本村、本县的历史。到最后，自然就是要从本民族的历史中寻找精神上的资源。
　　有不少读者在网络上评价主人公孙天主属于“愤青”一类，有着过于陈旧的民族主义倾向，比如说他质疑外语老师为什么要中国人学英语，如果中国征服了全世界，就让外国人都学汉语。这种黄口小儿的狂言，绝不能仅仅看成一个笑话。如果将我们放到主人公生长的环境中，会有一种同情之理解。
　　过于自尊，往往是弱者生存的支撑点。孙家贫穷，孙天主又长得弱小，常受人欺负。因为天资聪颖和敏感，他表现出过于自尊自傲、眼高过人，是合乎逻辑的事。在那样的环境下，活下去都不容易。对一个有强烈精英意识的穷家小子来说，只有相信自己比平常人更伟大，相信自己有不同寻常人的未来，以一种过于宏大的人生目标充当兴奋剂来刺激自己，才有活下去并从困境中突围的勇气和冲劲。
　　在《三国演义》《毛主席诗词》《二十四史》这种同质化的文化资源滋养下，孙天主对家国命运之认知，对个人、家族和本民族出路之寻找，摆脱不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限制，亦在情理之中。我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
　　“作者的很多想法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公民社会的时代，思想意识还停留在中古社会，认为权力或者力量就是一切，出人头地是最重要的追求。但与此同时，《神史》又是一本让人悲伤的书，作为读着毛选和《水浒传》长大并以此完成思想启蒙的一代人，孙世祥把自己的天才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他写出了农村的真相和现实，为人们留下了关于农村的真实文本，真实到让人悲哀。”
　　从这个层面来说，《神史》也揭示了当下，我们这个民族所面临的一种文化困境。
　　三、回不去乡村，走不进城市
　　《神史》的最后一幕，乃是在北京做了公务员的孙天主回乡探亲，过完春节后，和在外面打工、做买卖的同乡青年乘坐一辆大客车返城，客车翻在悬崖之下，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一个村的精英全部遇难。
　　这个结局简直是作者一种有预感的谶言。同样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隐喻，和本书一开始曾祖父临终托族谱一样。只不过托族谱，喻示着寻找文明源头的努力，而一个村青年精英全部消失在乡村故园与谋生的城市之间的路途中，或许喻示这一代人尴尬的处境：回不去乡村，走不进城市。
　　作者这一代人，包括我本人在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批生长在乡村，谋生在城市，最后终老在城市的人。恐怕有几亿人之多。在我们之前的上千年，包括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大多数人生长在乡村，也终老在乡村，只有少数人，多半是精英，做官或经商去他乡，但故乡永远是他们精神上的支柱，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归宿。哪怕官做到宰相，生意做到富可敌国，也要在家乡买田起屋，作为告老还乡之所，即使客死异乡，也要人让子女护送灵柩归乡，葬进祖坟山。我们后面的子辈、孙辈，大多数人则是在城市里长大，没有乡村的生活经历，对乡村的情感自然淡薄。因为今天中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算上户口在乡村而长期在城市打工、子女在城市生长的人，比例恐怕更大。
　　因此，作者一代人的乡愁尤为特别。几乎无故乡可以回去，就算回到生养自己的那个村庄，不但人已非，连物也非了。乡村被大规模地破坏，乡村的精英几乎都逃离了，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守着孤岛一般的乡村里，乡村的经济几乎是城市经济的附庸，乡村的文化，则是在以电视村村通为标志，成为城市文化的山寨版。而在谋生的城市里，在乡村中曾经形成的固有价值、理念，与现实产生巨大的冲击，再加上各种生活上、工作上的压力，总有此处非吾乡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家园，究竟在何处?没有答案。漂泊如云的感觉，或许要伴随这代人中许多人的终身。
　　孙世祥离开我们十周年了，他在大红山上的墓，已芳草萋萋。他在《神史》中最后做了这个隐喻，正在逐步地被现实证实……这，难道是中国从农耕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必然经历的巨大阵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中国真正完成社会转型后，我相信《神史》这部书的价值，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 十年砍柴： 《神史》:从乡村突围后,家园在何处?　/　语文建设 2012年第1期
• 十年砍柴： 曾经的“中国梦”　/　语文建设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