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初是孙绍振先生—篇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发表之初引起长达三年的围攻，六七年后，文章的手稿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二十多年后，先成为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一节，后来又成了童庆炳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经典文论》中的一篇，现在，它成了面前这本同名书中的一篇。
　　许多“学术”文章，刊登之时，就是死亡之目。而这篇文章，在三十年后，却更加显出它历史性的辉煌。原因之一，正如孙绍振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其精神价值，不仅限于诗论，同时也不失为冲击思想牢笼的一枝响箭，这种超越了纯诗范畴的价值，也许是历史最大的褒奖。”除此之外，书中的《访谈录：我与“朦胧诗”的论争》，提供了当年朦胧诗横空出世之时的震撼：读者和当局被空前地分为拥护和反对两派：首次披露了系列鲜为人知的政坛和文坛上内部运作的故事，可能使八０后乃至七０后的读者大开眼界，想见当年思想领域上几度风云际会，几度山雨欲来，几度黑云压城，几度云开日出的壮阔图景，其中某些历史细节，无疑会给读者带来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文章本来已经被退稿，为了批判，又诱骗作者寄回，加上具有批判性的按语发表：又如，《人民日报》转载了批判文章，课堂却对作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某些读者而言，更为重要的可能是作者诗学的研究成果。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诗歌理论和新诗历史。在《诗学研究：诗歌审美的规范性与开放性》这一辑中，孙绍振对诗歌有别于散文和小说的特殊规律，提出具有原创特点的系统观念。最值得一提的是诗的想象，作者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变形”律基础上，结合中国古典诗论，提出“变质”和“逻辑变异”论。需要说明的是，孙绍振的理论不采取西方文论那种从定义开始的演绎，他善于从感性分析提出问题，上升到理论，又回到感性的文本中，因而他的诗论，以文本解读的有效性著称。即使是理论性极强的文章，他的微观分析，也往往是亮点。在《论新诗第一个十年》中，阐释从胡适诗论和创作的失败，到郭沫若的异军突起，从郭沫若式的想象境界的呐喊到徐志摩式的潇洒，从浪漫派的“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泻”的审美抒情，到象征派的《死水》式的“审丑”，又到现代派的逃避抒情，从感性直达智性，其间的规律性的变化，都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而是以精致的艺术分析为基础。这种宏观流派更迭的分析，表面上是很学术的，但是，因为和微观的具体分析相结合，正适合第一线的语文老师的需求。当前中学语文教参和教案中空话、胡话、套话，都和脱离历史发展过程，孤立地阅读单个文本，对意象派、浪漫派、象征派、现代派的区别一无所知有关。
　　经典文本的微观解读是孙绍振的拿手好戏，他的《名作细读》《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在我国语文界享有盛名。值得庆幸的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书中，特有一辑全部是经典诗歌文本的微观分析。他出奇制胜的分析，就是在《再别康桥》这样的文本上，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本来在一个西部教师的联席会上，《再别康桥》被认为是无法分析的。他却能抓住其中的“悄悄是别离的笙箫”一句，揭出其中的矛盾：悄悄是无声，笙箫则是音乐，是美好的有声。无声怎么会变成美好的有声呢?矛盾转化的条件是别离。那就是说，在别离的时候，无声的默默，恰恰是最深厚的情感。他指出，从修辞手法来说，这叫做矛盾修辞。以此为纲领，他驾轻就熟地运用他的“还原法”，揭示了潜在的矛盾，为什么明明题目是“再别康桥”，却要跟云彩告别呢?因为，云彩是无声的。因为，来这里，是“寻梦”的，寻找当年的旧梦的。而这旧梦，是美好的，因而他本来是要“放歌”的，但是“不能放歌”，“沉默是今天的康桥”，因为这是某种秘密，是某种隐私。重温旧梦，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才要“轻轻地”来，“悄悄地”去。重温一番，就是最大的满足，所以才“不带走一片云彩”，才那么潇洒。这么一分析，连普通的读者都不难领悟到藏在“轻轻”“悄悄”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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