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美国19世纪“风格独到的天才诗人”，为世人留下了1775首形象生动、意境深远的隽永小诗，这些诗“对读者来说，好比连根拔起的植物，带着雨水、露珠和泥土的芬芳，给人以无可传递的清新感觉”。狄金森在给她的导师希金森(Higginson)的信中写道：“当我表达自己时，我是作为诗的代表来陈述的。”的确，她的诗歌有着多元的叙述主体，有男性的、女性的、成人的，还有儿童的。她时常用第一人称即以诗人的口吻或自传式的“我”的视角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直陈自己的思想观点，有时又用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相结合的戏剧对话的叙事视角来揭示诗人的艺术追求和情感体验。人教版高一课本中的《篱笆那边》便是一首以儿童视角阐释诗人内心感受的精美小诗。
　　“‘儿童视角’是指成人作家以儿童的角度看世界抒发情感，通过儿童独特的眼光观察世界”。“在运用儿童视角进行创作的诗歌中，成年诗人选择了儿童作为打量世界的叙事角度，借助儿童的思维方式进入叙事的话语系统时，并不以对儿童世界的描摹和建构作为自己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将儿童感觉中别致的成人世界挖掘和呈现出来，以宣泄心中积郁的思想和情感”。选取儿童视角可以“透过儿童的眼睛来消除权威和神圣，揭开谎言和令人惊骇的暴力，由此也实现对真实生活的原生态显现”。在这首诗中，狄金森正是巧妙地利用儿童视角这一叙事策略，将自己隐匿诗后。诗是这样的：篱笆那边，有草莓一棵，我知道，如果我愿，我可以爬过，草莓，真甜!可是，脏了围裙，上帝一定要骂我!哦，亲爱的，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爬过!
　　“围裙”的意象很显然是为了点明诗歌的叙事主体是一个女孩，一个本应无拘无束、天真烂漫，享受自由快乐的孩童时光的女孩。一般来说，按照小孩纯真的天性，看到这么一颗又甜又鲜的草莓，本会毫不犹豫地攀爬过去，将草莓采摘到手，好好地品尝这人间的美味。然而，她没有，她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在上帝为她扎起的“篱笆”边，眼巴巴地望着。她知道，在她的生活里，没有一般男孩所能享受到的宽容和迁就，而在她心中根深蒂固的却只有上帝为女性所规定的种种限制和禁锢，她不能随心所欲，尽情释放她孩童的天性。正如狄金森在第413首诗中所说的“在下界，我从未感到自在一”，因为上帝“就是一架望远镜”，随时监督着生活在他眼皮底下的芸芸众生。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宗教文化对女孩心灵和天性的压制：就因为她是女孩，她的天性被过早地扼杀，她没有了孩童的天真烂漫，反而被过早地强加给了女性的角色，不仅要承担起系上围裙在家里洗衣做饭的任务，而同时还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不能越过上帝给女性扎起的那道“篱笆”。然而，女孩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成年人那么多的理性，对没能吃上草莓并不甘心，于是也就有了那个结尾：如果上帝是个“孩子”(原文为boy，意即“男孩”)，他也会爬过篱笆采摘草莓的。这里，小女孩看似不经意的猜想和嗔怪，却是“对真实生活的原生态显现”，更是对虚伪的上帝及其代表的宗教秩序的质疑和控诉。朱哈慈(Juhasz)也认为，
　　“狄金森通过幽默的口吻来体现揶揄、挑逗、戏弄的喜剧效果，其目的则是向既令她神往又令她愤慨甚至恐惧的男性本位文化发起挑战，向传统的社会制度提出质问”。在这首诗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上帝作为社会风俗的制定和维护者，给女性(包括女孩)规定了种种的禁忌和规矩，束缚着她们对美好事物(草莓)的追求。其次，尽管上帝总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威严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在小女孩的内心深处，她并不真的相信上帝就那么神圣，因为“如果他也是个孩子一/他也会爬过去”。其三，上帝每天维护着自己高高在上然而连小孩都不真心相信的权威而不能走下神坛，不能按自己的内心愿望自主行事，实在是可悲可叹。这里，乡下女孩的眼神是胆怯的，然而在这怯懦的眼神中却饱含着对宗教的嘲弄和批判，也洋溢着一种生命的不屈和倔强，里面有欢欣和嬉戏，也有委屈和无奈，更有对现实的责问和对自由的渴盼。
　　“她在相当一部分诗歌中大胆地对传统宗教发起挑战，时而冒犯上帝，时而戏弄宗教，充分显示出她对宗教的蔑视态度”。狄金森经常通过儿童视角，对时下的主流文化和种种社会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如在《我是无名之辈，你是谁?》中嘲笑大人物的天真女孩，在《知更鸟是我评判乐曲的标准》中讽刺城市贵妇人的女孩，在《我从未感到自在一在下界一》中心理受到压抑、个性遭到摧残的顽皮女孩。
　　狄金森为什么如此青睐儿童视角?除儿童视角本身的叙事技巧之外，这里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
　　狄金森生活在传统宗教文化体制下的男权社会，妇女依附于父亲或丈夫，她们的任务就是操持家务、侍奉丈夫和抚养孩子，她们没有超出家庭的自主权利，更无权主宰自己的命运。然而狄金森并不甘心于世俗的安排，听任命运的摆布，不过她知道面对强大的社会习俗，强争无异于以卯击石，于是，她策略地做出了人生的惊人选择——主动隐退，终身不嫁，永远割断自己从女孩到女人的角色转换，希望自己能够在成人世界中永远是个不被人关注的孩子，能够像小草一样构筑一块自由的生存空间，获取一片人格独立的精神天地。为了能在这片天地中静心沉思，深刻探索人生的意义、痛苦与欢乐，她终日徜徉在父亲为她搭建的花园里，与花鸟为伍，以虫鱼为伴，扮演着一种符合当时文化传统的女性角色，表面上温柔顺从，循规蹈矩，然而却在其诗歌和书信中，从内容到形式都标新立异、大胆反叛。刘守兰这样评价狄金森的生活选择：“既不是消极的逃避，也不是斯多葛式的隐忍和牺牲，而是一种精心的选择，一种独特的创造。”里奇也认为：“那是一种按照她的意愿设计的生活，而这种意愿正是社会赋予她的。加尔文新教、浪漫主义，以及19世纪对妇女的种种限制，把一位天才的女子变得疯狂。”
　　当我们理解了狄金森所处环境的宗教文化背景之后，便不难理解她在《篱笆那边》中选用儿童视角的原因了。正如她为了自主生存，主动选择退却一样，为了既能让读者体味到她在现存社会传统下受压抑的心境，又能够不太直观地来描述她对传统主流文化的蔑视和反抗，她必须再次策略地选择一种既能很好地传达出她对社会习俗的不满情绪，又不至于使她的抗争显得过于激烈而给自身的生存带来威胁的叙述角度。于是，儿童视角作为一种缓解矛盾冲突的有效策略便被狄金森所相中。此外，19世纪的美国，写作被认为是男人的职业，女人是不能够抛头露面的，更不用说当作家、做诗人，公开抨击宗教体制下的传统社会习俗了。狄金森曾在她的日记里描述过19世纪女诗人的尴尬处境。她这样写道：“今晚我读着一篇共和报的文章，觉得过去的害怕又再度出现。这种恐惧就像疟疾一样有力。作者用了很多伤人的字，我猜是鲍尔斯先生，说明这国家‘充斥着许多自以为是的女性诗人’；这些‘多疑女子’自以为自己是‘天生的诗人’，并且‘抛开自己该做的日常家事’。”著名作家塞缪尔·鲍尔斯(Bowles)反对女性写作。狄金森的父亲也是如此，他之所以给狄金森搭建一座花园让她种花弄草，是因为他认为种花比做诗人更适合女人，狄金森写道：“可怜的父亲，他与他读的书一样严肃。虽然他接受莎士比亚还有其他早期的诗人，但他不接受生命的本质为诗的想法。我知道他一点也不赞同我写诗这件事……对他而言，女性的聪明才智应该藏在地窖里，而不是拿到门口供人炫耀。在我出生以前，他就写过一篇关于女性适当角色的文章，我猜他的想法还是没改变。我们只适合做家事，至于其他事就别提了。虽然他们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它的目标却是让我们把家事做得更好。”因此，19世纪的女作家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狄金森诗中的儿童视角是面对现实而作出的选择，是她还原生存状态的艺术追求和有效策略，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尤其对女性诗人压抑和禁锢的一种折射。
　　狄金森就像一棵生长在多重夹缝中的娇嫩玫瑰，曲折而顽强地在她有限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地拓展着她心灵自由的精神领地，在“孩童面具”的掩护下，实现着她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人生追求。

• 杜明甫： 《篱笆那边》中的儿童视角探析　/　语文建设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