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七斤嫂 水生嫂 鉴赏 分析
摘 要: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七斤嫂和孙犁小说《嘱咐》中的水生嫂这两位青年妇女,具有完全一致的共性特征却又有着迥然相异的个性特征。一个为丑和恶的代表,另一个却是美和爱的化身。两个年轻女性丑在哪里、美在哪里,又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就作品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赏析,并从作品人物生活的时代环境、作者的文学思想、个性特征三方面进行了探讨。
笔者是从2000年开始《大学语文》教学工作的,当进入小说单元的教学时,两个女性形象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两个人物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以及迥然相异的个性特征之间美与丑、善与恶、爱与恨的强烈对比给我留下了极其鲜明而深刻的印象,这就是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七斤嫂和孙犁小说《嘱咐》中的水生嫂。
这两个人物是如此的相像:她们都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生活在旧中国,都是农村青年妇女,都已为人媳——七斤嫂有个婆婆,水生嫂有个公公(刚过世);都已为人妇——七斤嫂的丈夫是个撑船人,水生嫂的丈夫是个八路军;都已为人母——七斤嫂有个约六岁的女儿,水生嫂有个约八岁的女儿。
两个人物又是那样地迥然相异:
七斤嫂是如此的丑陋:
——她的动作中带着一股凶悍之气:对婆婆:“……走到桌边,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对丈夫:“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对女儿:“用筷子在伊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对八一嫂:“将筷子转过向来,指着八一嫂的鼻子……”一个“摔”、一个“搡”、一个“扎”、一个“指”,四个典型动作,活脱脱刻画出了一个十足的悍妇形象。 ——她的语言粗俗不堪:对婆婆:愤愤地说,“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六斤五两吗?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秤,十八两秤;用了准十六,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质问的口气;对丈夫:“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死到哪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还是快吃你的饭吧!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吗?”“你这活死尸的囚徒……”——训斥的口气;对女儿:“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破口大骂!如果不知道泼妇是什么样子,只要听听七斤嫂说话就够了。
——她的神态“没有好声气”:对婆婆“愤愤的说”,对丈夫“嚷道”,“便忍不住动怒,怪他恨他怨他”,对女儿“大喝道”;对辫子事件六神无主:“这怎么好呢?这样的一班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忽然又绝望起来”,“可真是完全绝望了”。地球人都对不起她的怨妇形象跃然纸上。
——她个性扭曲,欺软怕硬:从上文我们看到,七斤嫂对自己的亲人和好心人个个是横眉冷对,非怒即怨,非怪即恨,胆气冲天、霸道无比;而对待仇人却小心翼翼、客气有加、竭力讨好:见到赵七爷“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跳”,“竭力陪笑”,奴性十足。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她做起来那么的自然,仿佛天经地义。
——她品性低劣,无情势利:没事的时候,七斤嫂给自己的丈夫以“相当的尊敬”,可当听说七斤可能要出事时,竟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这死尸自作自受!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进城去,滚进城去……”先急着把自己撇干净,还不忘记显摆自己怎么能耐,却把丈夫推出去:“这囚徒自作自受,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这活死尸的囚徒……”危难关头,不想着与丈夫共患难,而是怕丈夫连累自己,嫌丈夫连累自己。
七斤嫂的外表形象是丑陋的,内在品德是低劣的。她上不敬老人,下不疼孩子;对丈夫恶语相待,对仇者笑脸相迎,集愚昧自私粗俗刁蛮于一身;她在精神上是空虚的,在情感上是苍白的。总之,是个令人厌恶的十足的丑女人、恶女人形象。
水生嫂却是那样的美丽:
——她灿烂的笑容如同冬日暖阳般映照着人们心灵的天空:猛然见到离家八年的丈夫,她“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进到屋里,她“从炕上拖起一个孩子来,含着两眼泪水笑着说”,丈夫与孩子聊天时,她“在外边也笑了”;夫妻对话时,她“看着他那日本皮大衣笑着问”;给丈夫送行时,“她逗着孩子说”,“她连撑几杆,然后直起身来向水生一笑”,她“擦一擦脸上的冰雪和汗,笑着说”,小说里,直接写她笑的地方竟有九处之多。笑,在她是一种常态,是一种精神,她在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她在哪里,就在哪里带出一片笑声:“孩子笑着说”,“水生笑了笑”,在她的身后是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笔者认为,水生嫂的“笑”是作者笔下最光彩照人的地方。
——她的动作柔情脉脉,又英姿飒飒:见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丈夫,她刚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搭搭地哭了”;听说丈夫只能在家呆一晚,她“呆了。她低下头去,又无力地仄在炕上”。送丈夫归队时,“她轻轻地跳上冰床子后尾”,“轻轻用竿子向后一点,冰床像飞一样前进”。遇到水沟,“她只说了一声‘小心’,两脚轻轻地一用劲,冰床就像受了惊的小蛇一样,抬起头来,窜了过去。”既有中国传统女性含蓄柔美的一面,又有解放区青年女性英武干练的一面。笔者认为,水生嫂这几个动作是作者下笔最传神之处。
——她的语言俏皮风趣、天真纯朴又情深意重:“进来吧,还做客吗?”这是叫丈夫进屋;“不累吗?还在地下溜达?”这是叫丈夫休息;“不如你们那小米饭好吃?”这是嫌丈夫饭吃得少;“看你爹没出息,当了八年八路军,还得叫我撑冰床子送他!”这是送丈夫上战场。一个乐观开朗、情趣盎然的妻子形象跃至眼前。“你爹哩,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把宝贝放在马上……多好啊!”“在黑夜,一觉醒了,我就想:你如果能像天上的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这是思念丈夫时;“说真的,这八九年,你想起过我吗?”“怎么想法?”“胡说。还有吗?”“我们可常常想你,黑夜白日。”“你能猜一猜我们想你的那段苦情吗?”这是满眼欢喜地面对丈夫时;“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这是与丈夫告别时。以孩提般的幻想的方式来表达对丈夫的体贴和思念,以连续逼问的调皮、撒娇和发誓的方式倾诉对丈夫的爱恋和忠贞,恐怕是水生嫂这一形象最最动人的地方了。
——她是爱的天使:对公公,她是孝顺的媳妇:面对归来的丈夫,她首先念起“爹是顶不容易的一个人”;水生归队,她又执意要丈夫到爹的坟上去看看,“你去看看,爹一辈子为了我们”,“是他一个老年人照顾了咱们全家”。对孩子,她是慈祥的母亲:丈夫回来后,她泣不成声地“把孩子送到他怀里”;送丈夫出发时,她“把孩子叫醒,穿得暖暖的,背上冰床”,行进间,她还不忘提醒丈夫“你给孩子再盖一盖,你看她的手露着”。对丈夫,她是温柔体贴的妻子:丈夫回来后,她先是在后面跟,但走到院里,她又“紧走两步赶在前面,到屋里去点灯”,安顿好丈夫和孩子,接着又“端着灯到外间屋里去烧水做饭”;丈夫归队,她又亲自撑冰床子送行。
——她又是复仇女神:在八年抗战期间,她曾多次用冰床子运送八路军;面对相聚一晚就要分离的丈夫,她毅然决然地说“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来打破了我们的幸福。国民党反动派来打破了我们的心。他们造的孽是多么重!要把他们完全消灭!”在最后,她深情地叮嘱丈夫:“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对亲人满怀深情,对敌人满腔怒火;爱得深,恨得重,深明大义,这是水生嫂高贵品性的突出体现。
水生嫂的外在形象是美好的,内在品德是高尚的。她孝敬老人,爱护子女,挚爱丈夫,仇恨敌人,集语言美、行为美、情态美、心灵美于一身;她在精神上是积极乐观的,在情感上是丰富多彩的。总之,是个令人喜爱的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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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丑和恶的代表,一个是美和爱的化身。两个年轻女性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探究其中奥秘,不啻为一件很有意趣的事情。
首先,人物生活的时代环境决定了两个形象的差异。
七斤嫂生活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某一偏僻江南水乡鲁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广大农民仍然处在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之下,他们愚昧无知、自私麻木、落后保守,缺乏起码的民主觉悟,在政治、经济,乃至思想精神上仍处于被奴役地位。七斤嫂的种种丑陋之处正是那个时代烙在她身上的印记。因此,在垂死没落的旧中国的一场失败的革命时期出现这么一个愚昧刁蛮势利令人生厌的丑陋妇女形象,当是自然之理。
水生嫂则生活在抗战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即将爆发这一特殊时期的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一个村庄里。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早已深入人心,根据地的老百姓在与日本侵略者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已经成长成熟起来,已普遍具有了朴素的政治觉悟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他们爱憎分明,乐观积极,勇敢坚定,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水生嫂不可避免地会染上这个时代的特色,因此,一个已经取得抗战胜利并已遥望到新中国曙光的革命时期培育出一个重情明义乐观积极美丽动人的妇女形象,亦在情理之中。
其次,作者的文学思想决定了两个形象的差异。
鲁迅先生认为文学的首要功用是改造国民性。“幻灯片事件”后,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而“最要紧的”是通过文艺运动去改变国人的精神,去改造国民劣根性。他认为“文学能像医生一样诊断出人们内心不为人知的丑陋、病态、劣质的一面,并把人们从对自己的病根的麻木中惊醒过来,从而去疗治心理上的疾病,变得更加健康”。七斤嫂正是这样一个思想观念下的产物,是被当做“病态”的体现者而塑造出来的。这样作为带有国民劣根性的典型人物之一,七斤嫂当然是一个丑陋的形象了。
而孙犁先生则认为:“文学是追求真善美的,宣扬真善美的。”孙犁是在冀中土地上出生,沐浴着白洋淀的阳光长大的。他像孩子一样享受着冀中的土地和人民的哺育,像爱母亲一样地爱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像诗人一样欣赏着美丽可爱的家乡和勤劳、纯朴、勇敢、乐观的人民,尤其是他们当中极富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青年妇女。他的文学创作即倾力歌颂这些美好的事物。水生嫂因此应运而生。作为被讴歌的对象,作为那个时期白洋淀妇女最优秀最美好的品质的集中体现,水生嫂当然是个美丽动人的形象了。
第三,作者的个性特征决定了两个形象的差异。
鲁迅是一个手持投枪和匕首的战士式作家或操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式作家。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着力“揭示、批判中国人心理上的劣根性,以期通过这种揭示和批判来唤起人们心中健康的和真、善、美的力量,从而塑造新的国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此,“他的作品不写风花雪月,不写才子佳人,不写男人高大英武,不写女人美丽漂亮,不写老人慈祥,不写儿童天真……”而是要用冷的、硬的、尖的刀或匕首、去刺、去揭,一意要将那些丑的、凶的、愚昧的、顽劣的“病苦”剖开来,揭开来,挑出来展示给人看。七斤嫂作为被揭示、被批判、被解剖的对象,自然是丑陋的。
而孙犁则是一个歌颂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画家、歌手式作家。优美,景美、人美,是孙犁小说的一大特色。谈及孙犁,人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赞歌、讴歌、颂歌等字眼,把他的作品誉为“唱给冀中大地的赞歌”“他也写到了敌人的屠杀,战斗的残酷,但从不大肆渲染,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人民对黑暗如何进行英勇的战斗上,放在生活中美好心灵的闪光上。”他用温暖的、热情的、多彩的画笔,画出一幅幅清新明丽的画卷,用多情美妙的歌喉唱出一首首瑰丽多姿的颂歌。水生嫂作为被歌颂的对象,当然一定是美丽的形象了。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田艳红,武警太原指挥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 程帆.《我听鲁迅讲文学》.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8.36.
[2] 冯晓青.《鲁迅作品人物形象类析》.武汉:文学教育,2006.02上148.
[3] 满天澄.《中国军旅文学鉴赏》.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7.161.
[4] 赵永华.《孙犁小说的诗情画意》.武汉:文学教育,2006.04.下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