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国演义 中国传统文化 东方艺术情操 文化阐释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可归结为艺术情操与哲学智慧的有机统一。仅就艺术情操一面而言，即可从《三国演义》中看出其种种表现，即淡泊放达之美、匡世旷怀之美、信义至诚之美、仁爱厚德之美、忠勇无私之美、大行方直之美、英风豪气之美。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区别于古希腊“契理文化”、近代欧洲“尚能文化”，同时也不同于印度文化的极为完整和独立的文化体系，它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文学对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这种认识出发，那么，在今天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与交融之际，努力发掘推崇《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中所表现的东方艺术情操，激扬弘化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当具有广远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任何一个伟大民族，必定都有着她自己的优秀文化精神。以儒家为主体而融道家、佛家为一体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一个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极为完整和独立的文化体系。就其文化精神而论，自春秋时道家和儒家始，即无限歌颂赞美人的伟大，认为人“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即人）亦大”；把人当作天地的中心，“人者，天地之心也”。而且，着意弘励广大无边的同情心，对于一切生命，都予以欣赏，使人能尽己之性，亦尽物之性。同时，将人的生命精神寄托于宇宙天地，效法宇宙天地的伟大美满、圆融自然与雄强劲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亦由此而产生出卓绝的思辨艺术。其生命理想是与天地合德，与大道同行，与兼爱同施，并主张积极“践行”，在现实世界、现实人生中去实现其价值理想，以趋于至真，至善，至美。所以，中国文化是以艺术的情操发展哲学智慧而成就思想体系，其文化精神是“志于道，据于经，依于仁，游于艺”。对于这样的文化精神，一些学者即归结为艺术情操与哲学智慧的有机统一。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三国演义》这部杰出的古典名著，自然就会注意到，它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颇为突出而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文化精神。这里，仅就其“艺术情操”的一面，探讨一二。
　　 淡泊放达之美。道家所谓“致虚极，守静笃”，“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乃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极具特色的一种人生观念。它教化世人，应当使心灵永远保持淡泊、宁静的状态，从而才不会为外物所诱惑，才不致蔽塞幽昧，才能以空明的慧觉去认识广大无边的世界。中国古人，缘此而留下了无数绝美的人生诗篇。诸葛亮即是作者竭力刻画的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他隐居隆中时，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只是安于茅庐高卧，与弟诸葛均躬耕陇亩，幽雅于山野流水之间，及至刘备频频三顾，亦再三回避，且言“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其淡泊宁静之志可谓至至！而不仅淡泊宁静，并且豪放旷达，不拘礼俗，却又多一层境界。这种境界，在诸葛亮密友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令人钦羡。他们或对言于林间石上，或畅饮于路旁酒店，纵论天下，放达不羁，无意功名，恃才傲物，真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种在中国的农耕文明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精神，是世界任何其他文化观念难以企及的，更是当今工业文明社会中难以寻觅的，它虽已离我们远去，但我们又怎能不说它是一种生命存在之美？
　　 匡世旷怀之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作人的最高风范，一部《三国演义》，从始到终，无不融注着这种观念。刘备虽以贩履织席为生，但窃念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救困济世，自不必言说。另有其他人物，如孙权、周瑜及姜维、蒋琬、费?等，或力据江东以安邦定国，或各尽其能以中兴蜀汉，也不必言说。再论诸葛亮，他自出茅庐，“遂许先帝之驱驰”，尽其所以，殚精竭虑，其一生事迹，莫不出于“匡世报国”之间。此种风范，已足以垂示后世。但此中臻美之处，却又还在于“旷怀”。“匡世报国”，这是不少仁人志士都愿意做的事，也是可能做到的事，但要做到既能“匡世”，又能“旷怀”，便不是那么容易了。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运筹征战，功可盖世，但他却“不求闻达于诸侯”，只待“功成之日，即当归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精神，真可谓“凛然与日月争光”。既以天下为己任，却又能放开胸怀，旷远超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即以无功无名无我之心，去做推动天下万物发展之事，这是何等超绝的人生境界！这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夺目的光彩，它闪耀于中华久远的历史，又在罗贯中笔下以更为完美的艺术张力，投射于后世百代，自应是名著又一不朽之处。
　　 信义至诚之美。《三国演义》的故事里，最为家喻户晓者，其中便有“桃园三结义”。不待说，这是中国人最讲诚信情义的典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还有谁比刘、关、张三人之间更“够朋友”呢？他们自桃园结义之后，即患难与共，同心同德，可以为义而生，为义而死，一个“义”字，连结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古之所谓义人者，“笃始终于寒暑，虽危亡而不猜”，便不过如此。特别是关羽，当身陷曹营之时，不管曹操如何厚待，亦始终不为名利所动，决然挂印封金，护送二嫂，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寻找刘备。其慨然忠义，于古之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何止过之！可以说，小说作者对于刘、关、张三人之间那个“义”字，赋予了最精彩的笔墨。但作者的笔意，绝未局限于此。小说所写刘备为雪兄弟之恨兴兵东吴而致使蜀汉功业垂落，张飞为报关羽之仇而横遭杀身之祸，还有关羽义释曹操等情节，无不令人慨叹痛惜。其中，作者对重个人小义而忘国家大义的批判意图，足可见于言表。可见，作者对“义”的至情歌赞，最终还是出于“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这正是“义”之根本所在。由是观之，亦可想见诸葛亮一生所为，因受先帝三顾之恩，“不容不出”，而既出，“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却义无反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此中浩然大义，怎可说不胜似桃园之盟？重友情，讲信义，这是作为人所不可缺少的社会存在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优秀的品质。而重友情又能出之以大义，并且笃信不猜，至诚不渝，这就更为可贵。
　　 仁爱厚德之美。“仁”是中国自古以来最重要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其核心即如孔子所说，仁者“爱人”。一般而言，即相互亲爱为仁，慈悯宽厚为仁，行施惠利，以恩德济助为仁。有此德行者，常人即为仁人，君主即为仁君。他们都是中国人所崇敬的人格形象。刘备便是《三国演义》中着力描绘的这样一位仁君。其仁德主要有三。仁德之一，爱民如子，其“携民渡江”一幕便是可供评判的表证；仁德之二，“先兄弟而后君臣”，把兄弟情谊放在君臣关系之上，平等相待，并以此团结了一批文臣武将；仁德之三，敬贤下士，对待像诸葛亮这样的贤能之士，能屈身三顾，并能待之如师长。除此之外，还可例述者亦有之，如当初刘表病亡前后，诸葛亮再三劝说刘备乘机谋取荆州以作安身之地，但刘备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另有庞统劝其夺西川一事，也是这样。如此，则可以看出，小说作者正是将刘备作为一个典型形象，对“仁”的主要含义进行了具体而生动的演绎。刘备虽为一国之君，但出身不过是一介草民，且谋不如孔明，勇不如关、张，却能赢得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好感，博得贤能之士的赞誉，受到小民百姓的拥戴，不能说不归于他的仁爱厚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中，只要有了这种道德之美，有了这种温润恻怛、高尚深厚之爱，她就必然是最优秀的文化；一个人，倘不仅能“以自强不息”，还能如此“以厚德载物”，那么，无论中外古今，他便必然会受到世人的喜爱与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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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勇无私之美。勇敢是任何民族的意识观念中都要高扬的一种精神，而在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勇敢的精神又总是和忠诚的品质联系在一起的。《三国演义》对此自有大量的描述。小说所写忠勇之士良多，备受世人赞颂的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盖等人。尤其是赵云单骑救主、黄盖自献苦肉计的故事，莫不感人至深。小说通过对他们的形象刻画，已将忠勇的品质和精神写到了极致。忠勇的实质在于“忠”，只勇而不忠，算不得好汉，最多亦不过是愚勇，或是匹夫之勇，比如吕布之流。忠而然后能勇，才是人们所推崇的真英雄。具有这种品质的人，不仅敢于像赵云、黄盖那样舍生忘死，勇往直前，而且可以视死如归，以死名节，小说中为蜀汉殉国而死的马邈夫人李氏，便是最动人的一例。她虽为女流，名不见经传，但正因为有了这种品质，人民便不会忘记她，四川古江油关至今尚有民间祭祀她的庙宇香火，便是明证。忠的品质，即是一种无私的品质，在封建时代，即忠于君主，“忠君”即是“报国”，一般而言，即忠于正义的事业和理想。忠诚无私，则最能使人持有大勇，这在诸葛亮赴东吴凭吊周瑜和关羽单刀赴会等场面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小说作者卷舒风云，写他们置个人的一切以至生死于度外，毅然赴汤蹈火，临危不惧，应付自若。所以然者何？皆所谓“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忠诚勇敢，正义无私，这是一种可以透见中华民族灵魂的品质精神，她经由作者的手笔，更添了许多绚烂的色彩。三国人物故事之所以能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不可谓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们还将因此而永远流传下去。
　　 大行方直之美。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涌现过无数才俊之士，忠勇之士，也出现过许多品性高洁的贤良之士，特别是在比较动乱的年代，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他们“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为了维护心中的道义，更是方正刚直“无所屈”，表现出高尚的德行，此即所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三国演义》所反映的正是风云四起，纲纪崩摧的年代，这种植根于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大行之德，便必然会更为强烈地表现出它的存在，作者也正是这样演绎了历史。如果从“董卓乱京”说起，小说的章节中，便有谏议大夫刘陶力砭宦官祸国、尚书丁管怒斥董卓废主等等记写，及至曹操专权之时，则有“讨汉贼五臣死节”、“祢正平裸衣骂贼”，还有孔融“史笔褒忠直”、陈宫“生死无二志”等等描述。我们看到，在作者笔下，这样“唯义是从”的人物何其之多！面对奸邪，他们个个宁可赴死，也决然要昂首证言：“君子以立不易方。”这是何等的情操！更应说到的是徐庶的老母。徐母因被曹操使人赚至许昌，不得脱身，先是义正词严毁触曹操，以求其死，后见徐庶亦被赚而至，竟至勃然大怒，拍案痛骂徐庶“弃明投暗”，终于愤然自缢。这是何等的气节！对于这些人物，小说所用笔墨虽然并不太多，却丝毫也未消减其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的大美，这正是他们的价值所致。诚如是，倘若适逢世事昌明，“然后忠良方直之人，则得容于世而施于政”，那么，尽管历史已然逝去，则后世者亦可自信未愧对他们的价值。
　　 英风豪气之美。《三国演义》是一部群英荟萃的小说，览阅之际，那回荡于其间的一股英雄气，使人感奋不已。小说所写英雄人物众多，他们出身不同，事迹不同，性格各异，但有一点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他们的英雄气质。作者笔到之处，尽情地展示了这样一些画面：大江东去，赤壁鏖兵，周瑜雄姿英发，指挥倜傥；诸葛亮舌战群儒，谈笑风生，丰采飘洒而又气度恢宏；孙权坐领江东，才气俊达，决计破曹之际，拔剑砍案，威震三军；张飞大战长坂坡，豪气冲天，虎啸三声，“独退曹家百万兵”；赵云截江夺阿斗，犹似昔年当阳救主，单枪匹马，一身是胆。此外，还有马超挑灯战张飞，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孙策酣战太史慈，等等。小说写的是战争，自有其残酷的一面，但让读者眼前所见，更多的并非刀光剑影，风悲斗寒，而是激昂的氛围和雄强的气概。即使在写到曹操时，也以其横槊赋江，慷慨而歌，使之平添了几分壮怀之情。这就使人很自然地感到，在这些被重笔刻画的英雄人物身上，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峻拔豪迈而毫无颓势和孱弱的生命精神。这正是作者要刻意表现的三国人物的英雄气质。作者以沉雄、劲爽甚至不失浪漫的笔调，并且有意藉用大江、险隘等山川形势以烘托渲染，给我们再现了一幅英风豪气驰骋纵横的壮丽画卷，以此而显示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名著独具的神采。作者还原了历史，也宣示了中国文化精神中从来就有的特质，它将昂昂然而昭示后世。
　　 以上所述，即《三国演义》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精神中艺术情操的一面。这种文化精神，我们亦可称之为“东方艺术情操”，因为中国文化即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一般的说法，世界文化可分为四大体系，即古希腊文化、近代欧洲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古希腊文化以哲学为决定因素，即所谓“契理文化”；近代欧洲文化以科学为决定因素，即所谓“尚能文化”，两者都属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以宗教为决定因素，中国文化以道德为决定因素，两者共同代表了东方文化。然而，同西方文化与希伯来文化有密切联系一样，印度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亦有一定的联系，如婆罗门文化有重“知识分析”的一面，甚至在人性上主张“神魔同在”即“善恶二分”，故它又不足以成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只能是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在对外隔绝，未曾受到一点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早就发展了独有的文化特色。《三国演义》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情操，无疑便是这种典型的东方文化精神。它不同于西方“契理文化”、“尚能文化”的价值特征，它闪射着“道德艺术文化”的灿烂光辉，体现了伟大而优美的人格精神。
　　 文学对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具有人类其他活动不可替代的、极为重要的意义。从这种认识出发，那么，在当今世界，于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与交融之际，努力发掘推崇《三国演义》这部文学名著中所表现的东方艺术情操，激扬弘化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当具有广远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梁中杰，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写作学及文化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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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范晔. 后汉书[M].
　　[8] 荀况. 荀子[M].
　　[9] 程颐. 易传[M].
　　[10] 陆贾. 新语[M].
　　

• 梁中杰： 艺术真理的澄明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10期
• 梁中杰： 《三国演义》文化阐释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