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白蛇》：“文革”书写的独特文本李　燕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语文PLUS

ID: 98372

严歌苓《白蛇》：“文革”书写的独特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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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白蛇》：“文革”书写的独特文本

◇ 李　燕

　　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文学创作中，“文革”叙事是其回望故土的重要题材，作家创作了一系列“文革”题材的优秀作品，如《天浴》《人寰》《白蛇》《穗子物语》等，并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大奖。严歌苓成长于“文革”时期，后留学、定居美国，时空背景的迁移、文化身份的转变以及个体生命的诉求使作家在回望故国的“文革”叙事时往往具有新的观察角度和表现特色，中篇小说《白蛇》以复调的叙述方式和同性情爱的书写开拓了“文革”题材的叙述方式和书写深度，成为“文革”题材书写的独特文本。
　　小说《白蛇》发表于《十月》1998年第5期，并于2001年获得大陆第七届《十月》（中篇小说）文学奖，小说以“官方版本”、“民间版本”、“不为人知的版本”三种叙述方式并置交错，讲述全国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中的遭遇：舞蹈家孙丽坤以演“白蛇”著称，“文革”期间成为被批斗的对象，并被长期关押在一间仓库，一个化名徐群山的神秘“男性”冒充中央特派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多次探望舞蹈家，后神秘失踪，孙丽坤随之精神失常。针对这一事件，“官方”进行了各种调查，“民间”有着种种猜测，但只有“不为人知的版本”才揭示了事件的真相和人物的心灵世界。在众多“文革”题材的创作中，通过“文革”叙事来揭示心灵史的小说并不少见，但作家严歌苓在小说《白蛇》中并不是采取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直接进行叙述，或以“心灵史”独白的形式进行心理剖析，而是以拼贴式的叙述方式构成一种隐喻性结构，并以此揭示女性的个体生命感受和人性的善恶美丑。
　　
　　一
　　
　　 “独特的视角操作，可以产生哲理性的功能，可以进行比较深刻的社会人生反省。”①小说中“官方版本”（4个）、“民间版本”（3个）、“不为人知的版本”（7个）三种叙述并置交错，不同的人物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描述他们眼里的舞蹈家孙丽坤及相关事件，呈现出复杂交叉的多重视角和事件面目，其中，“官方版本”和“民间版本”中叙述的人物经历以及从中呈现出的价值判断呈现出明显的“不可靠”叙述，只有“不为人知的版本”揭示了事件的真相，作家以这种结构性的隐喻形式揭示了历史话语、民间视野遮蔽下女性个体生命的真实心灵以及人性的深度，并使文本充满叙述的张力和丰富的内涵。
　　 “官方版本”由革委会宣教部、省歌舞剧院革命领导小组、市公安局等国家单位的几份正式公文以及一篇官方特稿构成，公文陈述了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期间的“罪行”和遭遇，她被定案为“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国际特务嫌疑”、“反革命美女蛇”，并被长期关押，当孙丽坤精神失常后，官方经过多次调查，试图要调查清徐群山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冒充中央特派员多次探望孙丽坤？“他”将孙丽坤带出关押点的那一天中究竟做了什么？孙丽坤为何从此精神失常？最终却因无法查清徐群山的真实身份以及孙丽坤精神失常的原因而不了了之，因此“官方版本”在形式上的权威性叙述并没有构成内容“可靠”的叙事实质。
　　 “民间版本”则描述了民众关于孙丽坤的各种猜测，在民间的混乱视野中，孙丽坤成了“国际大破鞋”、“作风很乱的人”、“一六零床的老女人”，徐群姗则是人们眼中的“中央特派员”、“毛料子”徐群山，以及少女“姗姗”，人们先是对气派十足的徐群山充满无限的敬畏，事发之后又纷纷表示自己曾质疑徐群山的身份，但最终还是没有弄清事件的真相，孙丽坤精神失常后，医院的护士和病人对常来探望她的姗姗产生了怀疑，在强行验证姗姗的性别后，又因“女人和女人有什么看头”的观念而无意徐群姗与孙丽坤之间的真实情爱，因此，在“民间版本”的众说纷纭中，徐群山的真实身份、孙丽坤的遭遇以及姗姗与孙丽坤的关系仍然是一团谜。
　　 “官方版本”的庄严语调和“民间版本”的混乱视野都无法揭示个体的真实身份和事件真相，只有在“不为人知的版本”中，“我”(徐群珊)的日记和孙丽坤的心路历程才揭示了个体内心的情感经历和事件的真相。舞蹈家孙丽坤曾是S省歌舞剧院的主要演员，曾在国内外舞蹈比赛中获得多项大奖，以演“白蛇”最为有名，她独创“蛇步”，自编自演的舞剧“白蛇传”在全国巡回演出引起轰动，并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文革”期间，孙丽坤遭受迫害，被长期关押在一间仓库中。少女徐群珊从小就对舞蹈家孙丽坤充满敬仰和爱慕，并在日记中倾诉对舞蹈家孙丽坤的爱慕之情，当她20岁从插队的知青点出走时，偶然发现自己少女时代的偶像被监禁在仓库，她装扮成一名男性，化名徐群山，冒充中央特派员探视孙丽坤，在与孙丽坤单独相处中释放自己内心久存的爱慕，在一个月的接触和交谈中，毫不知情的舞蹈家深深爱上了这个年轻的特派员，徐群山成了孙丽坤莫大的精神支柱，当徐群山将孙丽坤带出关押点并让孙丽坤在招待所得知自己的真实性别后，孙丽坤无法承受巨大的打击而精神崩溃，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徐群珊还原为女性身份“姗姗”去医院陪伴、照顾孙丽坤，“文革”结束后，孙丽坤重返舞台，并开始了新的生活，徐群珊也已结婚，但两人的内心始终对这份刻骨的情感难以释怀。
　　作家在“不为人知的版本”中以个人心灵史的书写再现个体的真实状况，其揭示的真相与“官方版本”、“民间版本”两个“不可靠”叙述的内容大相径庭，构成强烈的对比，三个版本的交错叙述的策略隐含着作家关于历史、民间与个人关系的深刻思考。作者曾谈到小说的题材来源于她上世纪70年代听到的一个神奇故事“一个著名演员和一个‘外调员’有了私情后，突然疯了。没有人见过调查员的面貌，因为他(她)始终带着口罩。唯一知道口罩下面真相的只有女演员。这位伪装的‘外调员’后来消失于茫茫人海，把谜底封存在女演员那段名垂千古的心灵史里，无人可揭示。我企图给予谜底一种揭示……”②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官方的记载、民间的关注都无法真正揭示人物以及故事的真相，无数个人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情感被宏大的历史、喧哗的民间淹没、遮盖，作家严歌苓认为“个人的历史从来就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③。作家试图在小说中通过历史、民间的“不可靠”叙述和“不为人知”的“可靠”叙述揭示个体被遮蔽的心灵史和真实经历。布斯提出的“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是按照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来加以区分的，也就是说，叙述者的讲述与隐含作者的道德价值规范相吻合时就是“可靠的叙述者”，当叙述者的价值观念与隐含作者相冲突时则为“不可靠的叙述者”，这样的叙述者对作品所做的描述或评论使读者有理由感到怀疑。在《白蛇》中的两个“不可靠”版本中，孙丽坤的遭遇、徐群姗的性别和身份以及两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始终是个谜，只有在“不为人知的版本”中，徐群珊的日记和孙丽坤的心路历程相结合才真实地展现了人物内心的隐秘和事件的真相，两个“不可靠叙事”和一个“可靠叙事”构成纵横交错的故事脉络，产生迷离的叙事效果，并呈现出斑驳的历史背景、世态人情和人物命运，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并置交错的叙述方式揭示了复杂虚幻的历史和民间表象下女性心灵史的真实和深邃，蕴含着作家对“历史真相”、“民间说法”的质疑和对人性的反思。
　　
　　二
　　
　　《白蛇》中的“官方版本”和“民间版本”在揭示事件真相以及个体的心灵史方面呈现出“不可靠”叙事，但却恰恰在另一方面真实地展现了特殊年代中权力的压迫和民众阴暗的心理，作家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和较为冷静的叙事笔调对特殊的历史和扭曲的人性进行深刻的揭示，并以此反思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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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版本”公文文件具有既定的格式和语调，充满官方的权威和庄严，但其陈述的内容却与文件的权威性话语构成强烈的对比，不仅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期间被定性的种种“罪行”充满荒诞，而且官方对她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本身就理应受到制裁：孙丽坤不仅遭到无休止的批斗，被强迫书写长达四百多页的反省书，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与捷克舞蹈家的“腐化”过程，甚至在暴力的强制挟持下进行妇科检查! 这使正式的公文成为孙丽坤遭受权力迫害的证明，极具讽刺意味。“文革”结束后，晚报的特稿报道了孙丽坤重返舞台并开始了新的生活，“祝愿她在舞蹈上迸发出第二度青春，也在人生中获得她应得的温暖和幸福”④。但对于舞蹈家在“文革”中经历的磨难和不公正待遇却只字不提，失去了特稿应有的客观性。徐群珊的真实身份以及孙丽坤精神失常的原因也因无法查清而不了了之，官方形式的权威性以及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值得质疑。
　　 “民间版本”中的芸芸众生则在不同程度下与“官方版本”中的权力迫害构成了同谋，民众在所谓“革命”的旗号下释放着个人内心潜藏的邪恶，他们对曾经无法企及的舞蹈家进行群体式的迫害，呈现出混乱时代民众的盲从和人性的邪恶。S省曾以舞蹈家孙丽坤为本省的骄傲，人们对她充满敬仰和爱慕，但在“文革”期间，曾经观看孙丽坤演出并对她充满敬仰的市民参与了斗争大会，建筑工地的老少男人们对她进行随意的下流调侃，医院的病人们则对孙丽坤进行种种任意的猜测，曾将孙丽坤尊为“祖师爷”的歌舞剧院的学员们成为专政队员专门看押孙丽坤，并对舞蹈家进行毫不留情的迫害，“女娃过去把孙丽坤当成‘祖师爷’，进她的单独练功房（里面挂着她跟周总理的合影），进她的化妆间女娃们都曾恭敬得像进祖宗祠”⑤。为了彻底摧毁孙丽坤曾经拥有的高贵和尊严，女娃们甚至当面监视她上厕所，孙丽坤她真是流着泪求过她们：“‘你们不背过脸去，我就是憋死也解不下来！’女娃们绝不心软，过去看你高雅傲慢，看你不食人间烟火不屙人屎，现在就是要看你原形毕露，跟千千万万大众一样蹲茅坑。”⑥ 原本应该拥有健康心灵和无邪青春的年轻学员们，在混乱的年代中形成扭曲的心态，以摧残、践踏曾经敬仰无比的舞蹈家来寻找内心的平衡，展现出人性的无情和残忍。舞蹈家孙丽坤在经历了身体与精神上摧毁后，“就跟马路上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模一样：一个茧蛹腰、两个瓠子奶，屁股也是大大方方撅起上面能开一桌饭。脸还是美人脸，就是横过来了；眼睫毛扫来扫去扫得人心痒，两个眼珠子已经黑的不黑白的不白。”⑦她习惯了若无其事地当着女娃们的面蹲茅坑，学会了以污言秽语同建筑工们打情骂俏，喜欢上了抽烟锅巴，甚至为了换来烟锅巴，她可以当着满身淫汗的老少男人们玩起两条曾经著名的腿，连那些建筑工人都没料到“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⑧。强大的外在势力与邪恶的人性共同完成了对美丽和高雅的摧残，曾经是美的化身的舞蹈家孙丽坤在群体的迫害下完成了自我迫害，彻底变成一个丑陋、庸俗的女人，强烈的对比使作品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严歌苓曾谈到“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⑨作家正是通过“文革”这种特殊的环境挖掘人性的深度，并以冷静的叙述心态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国民心态进行相当程度的反思。
　　严歌苓在移民海外后所创作的众多作品都能体现出作家对历史、个体、人性等问题的深刻思考，这固然与作家个体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有关，但移民海外的生命经验以及西方文艺哲学思想对作家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可忽视。严歌苓留学美国后，对西方与本国在文化思想上的差异有着深切的体验，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攻读英文写作硕士学位时，又深受西方的教育和文化的影响，定居美国多年后，作家在回望故国“文革”这段历史、思考“人”这一哲学命题时必然会带有双重身份的痕迹，其“文革”叙事小说与国内的同类题材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或许只有当作家与故国及其历史拉开一定距离后，才能更为自觉地观照特殊年代中官方、民间的真实面貌及其本质，并对历史、“人”以及人性本身进行更为深入的哲学思考。
　　
　　三
　　
　　《白蛇》中“不为人知的版本”侧重书写女性个体的情感和心灵。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始终有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常以女性主义的书写将女性、情感的思考寓于作品创作中，小说《白蛇》借用“白蛇”的传说书写女性个体生命的体认与感受，其同性情谊的故事充满女性主义的意味和隐喻。早在1989年，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长篇《青蛇》就为《白蛇传》“翻案”，作家把小说写成同性恋议题的故事，在小说中展现白蛇和青蛇之间充斥情欲、忌妒的纠葛以及充满恩怨的情谊。严歌苓同样以“白蛇”命名并构成故事，但不同的是，作家将神话中的白蛇与青蛇置换成现实中的舞蹈家和她的崇拜者，借助“文革”的历史背景书写同性情谊，以此来传达关于历史、女性、情感的独特思考。
　　严歌苓始终对于超越功利目的的情感备感珍惜，常常在小说中以一种温情的笔触来表现这种情感的美好，却又始终认为这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她曾谈到自己在作品创作中一直在探究“爱情是不是人本性中的东西”，那种“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⑩是否存在。在“不为人知的版本”所展示的真相中，徐群姗对于舞蹈家的情感和爱慕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世俗的观念，她在12岁那年就迷恋着舞蹈家孙丽坤和她扮演的白蛇，并在日记中倾诉心中的爱慕之情，她对舞蹈家的爱恋不仅仅停留在优美的体态上，而是对舞蹈家艺术灵魂的理解和迷恋，这种爱慕因深入情感的本质而得以在徐群姗的生命中一直延续。而对于舞蹈家孙丽坤而言，她自身与艺术已是融为一体，“她自身是什么？若是没有舞蹈，她有没有自身？她从来没想过个问题。她用舞蹈去活着。活着，而不去思考”{11}。舞蹈就是她的灵魂，是她存在的真正价值，在舞蹈家孙丽坤最辉煌的岁月里，她生活在众多男性的追求和包围之中，这些爱慕她的男人却只是爱上了她身上所体现的世俗标准：“男人们爱她的美丽，爱她的风骚而毒辣的眼神，爱她的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除了她自身，他们全爱。”{12}当孙丽坤在“文革”时期受到冲击，失去了外在拥有的一切世俗价值时，过去那些男人的“爱”也随之失去，她甚至成为了众多男性迫害的对象，只有少女徐群姗真正懂得这位舞蹈家的艺术价值，她对孙丽坤的爱慕是对舞蹈家艺术灵魂的深刻理解，或者说是对美的化身的心悦诚服：“……她已经舞蹈化了她的整个现实生活，她整个的特质存在，她自己的情感、欲望、舞蹈。舞蹈只有直觉和暗示，是超于语言的语言。先民们在有语言之前便有了舞蹈，它的不可捉摸而含有最基本的准确。她在孙丽坤灌满舞蹈的身体中发掘出那已被忘却的准确。她为这发掘激动并感动。在那超于言语的准确面前，一切智慧，一切定义了的情感都嫌太笨重太具体了。”{13}
　　同样是对身体的渴望，徐群姗却因对艺术生命的理解而升华为对舞蹈家灵魂的爱慕，因此这份情感可以超越世俗标准和社会规范，并促使她在“文革”这一乱世中女扮男装，冒着风险探视监禁中的孙丽坤。同样，孙丽坤也因徐群山的到来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文革”前生活在耀眼光环中的孙丽坤并不真正懂得何为情感，“爱她的男人太多，她搁置不下他们全部，只有不断地丢掉”{14}。“文革”期间，徐群山的到来让舞蹈家体会到了冷暖人世中难得的真情，尤其是徐群山浑身散发的文明气息、从形到神的异样风范让她体验到一种难得的精致感受，“他却从来不像任何她经历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欲望。名叫徐群山的青年从来、从来不像他们那样”{15}。“活到34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16}她在潜意识中似乎能够感觉到徐群山的不同寻常，她无法确认整个事情的真实性质，却能感受到自己日益粗粝的心灵因徐群山的到来重新获得了情感和精神的滋养，原本在群体的摧残中自暴自弃的舞蹈家开始从身到心重塑自我，“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偷偷地训练以恢复体形，并重新找回了那份失去已久的自尊和高贵，徐群山成了舞蹈家生命和精神的支撑，因为这份情感直抵精神和心灵，成为她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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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中，徐群姗与孙丽坤之间这种超越社会规则的同性情感和超越世俗生活的灵魂之恋，呈现出情感的美好和人性的温情，并在“文革”这一乱世中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作家在小说中展现了这份乱世中的珍贵情感，又在结局中因其超越世俗规则而不可实现做出了结，小说中的徐群山最终还原为姗姗，并收敛起自己天性中对美好情感和艺术生命的渴求，嫁给了一个平庸至极的普通男人，获得了社会所认可的正常生活，重返舞台的孙丽坤也有了众人眼中体贴的男友，两人走向了社会认可的正常轨道，却舍弃了最为珍贵的内心感受和生命体验，这种情感结局体现出作家对于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真实情感心怀向往，却又认识到这种情感不可能在现实规则中长存的复杂心态，或许只有无功利的同性情谊才能接近作家所渴望的情感境界，而“白蛇”的故事在小说中则成为这种情感境界的隐喻，徐群姗因舞蹈家扮演“白蛇”出神入化而爱上孙丽坤，在观看演出时她想到：“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我真讨厌许仙!没有他白蛇也不会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17}正是这种同性相惜的情怀、对美的呵护和珍惜使徐群姗在“文革”的危难中冒险看望孙丽坤，而孙丽坤的感受也正如同她的舞蹈体验：“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18}小说的结尾更是充满寓意：重返舞台的孙丽坤在徐群珊结婚时送去了“白蛇和青蛇怒斥许仙”的玉雕作为礼物。这是个充满隐喻的细节既是小说中的舞蹈家内心的哀伤和幽怨，也隐含着作家严歌苓对于社会准则的质疑以及在世俗生活中无法获得真实情感的悲哀。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小说《白蛇》不仅是作家走向人物心灵史的过程，也是走入自我内心的艰辛历程，正如作家在创作谈中所说：“只想和故事中的人物们相伴下去，一步一步了解他们，通过了解他们，来了解我自己。”{19}
　　《白蛇》因叙事的独特角度和内涵的深度成为“文革”书写的独特文本，在严歌苓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小说中三种不同视角的交错、性别身份的暧昧、特殊历史阶段的混乱、人心人性的迷失交织在一起，充满种种隐喻和多重指涉意义，隐含着作家对历史、身份、情感、人性的诸多思考，“叙述作品不仅蕴含着文化密码，而且蕴含着作家个人心灵的密码。……依据文本及其叙事视角，进行逆向思维，揣摩作者心灵深处的光斑、情结和疤痕，乃是进入作品生命本体的重要途径”{20}。通过小说探析作家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诉求，可以体会作品的深层内涵和艺术品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燕，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20} 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第20页。
　　② 严歌苓：《严歌苓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③ 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④⑤⑥⑦⑧{11}{12}{13}{14}{15}{16}{17}{18}{19} 严歌苓：《严歌苓文集》（6），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第4页，第5页，第4页，第8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
　　⑨ 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南方日报》，2002年11月29日。
　　⑩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