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刘庆邦 “证美”小说 “审丑”小说
　　摘 要:刘庆邦是当今很受欢迎并颇有特色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大多以乡村和矿区生活为表现对象,不仅写出了底层人物的美与善,写出人性的单纯与美好,给人以心灵的慰藉,而且写出了底层社会的丑与恶,写出人性的复杂与阴暗,给人以灵魂的震撼｡两类作品都来自作者对生活的深切体验与真实再现,是从作者心灵深处飞出的赞歌与咒语｡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庆邦就以反映矿工生活的短篇小说《走窑汉》受到文坛瞩目｡他前后创作短篇小说一百三十余篇,中篇小说三十余篇,长篇小说六部｡他的小说更多地把目光盯在农民和矿工身上,注重对底层社会普通人复杂人性的探索和隐秘灵魂的挖掘｡他在新作《红煤》的后记中这样说:“我不大愿意承认我的小说是煤矿题材的小说……我更愿意把它说成是一部在深处的小说,不仅是在地层深处,更是在人的心灵深处｡”①
　　是刘庆邦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赋予他看待人生如此独特的眼光｡他幼年丧父,务过农,当过矿工,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领略了普通人身上散发出的美好善良的人性光辉,又目睹了人间地狱上演的一幕幕丑恶惨痛的悲剧,从而造就了他不同寻常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庆邦说:“人性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可以举出几十种表现｡说简单,只说出对立的二元就够了,这二元一个是善,一个是恶｡这是人性的两种基本元素,所谓人性的复杂和丰富,都是从这两种元素派生出来的｡”②人性有善恶之分,小说当然就有“证美”与“审丑”之别,“证美”小说弘扬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伦之和谐,可以把它称之为“赞歌”;“审丑”小说批判人性之恶､人情之伪和道德之沦丧,可以把它定义为“咒语”｡
　　事实上,刘庆邦的小说就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柔美抒情的对人性美的赞歌,一类是酷烈写实的对人性恶的咒语｡之所以说这是大致上的划分,是因为刘庆邦也有一些作品同时写了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不过它们是有所侧重的,所以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上述两种审美态度和倾向去对刘庆邦的小说进行解读｡刘庆邦主张“文学的精神是劝善的”③,想通过他的写作“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心灵得到慰藉,对改善人心起到一点促进作用”④｡同时,通过“人性恶世界”的描绘,对丑恶的人性和卑劣的灵魂给予无情的鞭挞,给人以警示和震撼｡
　　
　　一､“证美”小说:人性美的赞歌
　　
　　首先,刘庆邦的“证美”小说是献给那充满童真之美与少女情怀的人性美的世界的赞歌｡
　　在刘庆邦看来,儿童与少女身上可以寄寓人类最纯洁的童真和最美好的情怀,因此,他潜入儿童与少女的心灵,体察他们独特的精神领域,从而营构出一个纯朴自然､柔美善良的人性美的世界｡
　　叔本华说:“我们的童年岁月宛如一首无尽延伸的诗｡”⑤“以童心观物……所有东西都被看作是丰富多彩､可亲可爱的存在｡既美丽动人,又令人销魂!因此世界宛如伊甸园,是所有人都得以降生的淳朴乐园｡”⑥刘庆邦以最质朴最柔美的语言描绘和赞美了这个“淳朴乐园”:
　　“水草长得旺,长得嫩,满坡青草满坡花;河水不深,有些泛白,岸边长着一丛丛紫红的芦苇……正是春来的季节,阳光暖洋洋的,南风带了熏气,大麦黄芒,小麦也快黄了｡”(《梅妞放羊》)
　　这是梅妞的世界,在这个天地里,梅妞仿佛成了无比幸福快乐的小天使,羊低头吃草,她也低头在草丛中寻找各种野花的小花苞吃,“她吃罢‘蛋黄’和‘面筋’,就该吃‘甘蔗’和‘蜜蜜罐儿’了,她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尽管梅妞做不起花棉袄,但物质的贫困丝毫也不能削减梅妞在大自然中得到的精神上的快乐和幸福｡
　　《小呀小姐姐》中的小姐姐在辛苦地放羊薅草之余,每天抽时间陪走不稳路的罗锅子弟弟唱歌谣､做游戏､捏泥人､烧蚂蚱､摸鱼虾,还背着他到田野里剥蚕豆,吃“透着清新气的”麦粒儿,回荡在庭院中､田野里的小姐弟俩的欢声笑语,让我们看到了一片洒满金色阳光的儿童乐园｡
　　在美丽的儿童世界,连动植物都富有人类的真情和友善｡梅妞的水羊“眼神老是那么平平静静,温温柔柔”,猜小的倭瓜种子破土发芽了“很像一个娃娃,头上戴着一顶帽壳儿”(《种在坟地上的倭瓜》),小扣子家的黄狗“张着耳朵听风,显得很成熟,很孤独,好像还有些发愁”(《遍地白花》),春穗的鹅用它的脖子去蹭小主人的脖子,“蹭得轻轻的,蹭一下又一下,像是用这种方式在跟春穗作最后的告别”(《眼睛》)｡在孩子的眼里,动植物成了最值得信赖的亲密伙伴,梅妞偷着当小羊羔的小母亲,让它们吸吮自己的小乳头;猜小很想亲吻刚发芽的倭瓜种子;小扣子面对女画家画的黄狗“顿生怜爱”;春穗､小帆悄悄地对他们心爱的鹅和小兔儿诉说心事｡儿童的种种行为表现在复杂的成人眼里看似稚嫩可笑,其实他们内心深处却充满了比成人更多更宝贵的友爱和真情｡
　　与儿童世界相互辉映的是充满似水柔情的少女世界｡如同曹雪芹､蒲松龄､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一样,刘庆邦在小说中也描写了许许多多清纯可人､善良美丽的农村少女形象｡这也许源于他的少女情结｡他在《关于女孩子》中说:“如果有这样一道测验题:你认为人类世界最美的是什么?我将一笔一画填上‘少女’”⑦,他笔下的少女皆具淡雅､明净､温婉､含蓄之美,闪烁着圣洁美好的人性光辉｡
　　这些少女们身上总是保留着传统的美德｡她们往往勤劳纯朴,欲求简单｡胡桃“淘洗了一季子桑树子儿”只是想做一件洋布裤子(《桃子熟了》);喜如没日没夜地去扒红薯也只是想给自己买一条红围巾(《红围巾》)｡她们虽然没有上学,但她们在大自然里,在辛勤的劳动中健康快乐地成长,她们的世界似乎是老子式的“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的无为世界｡她们还固守真纯,安于清贫｡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对乡土的入侵,很多农民奔向城市淘金,她们却本能地抵制着｡如,父亲进城打工的意外死亡,使女孩改一看见“城里人的做派”就本能地“害怕”;小连怎么也“闻不惯”外出打工的妈妈“身上的香气”,拒绝了妈妈送给她的化妆包｡妈妈走后,她把屋里清洗了许多遍,她喜欢的是麻油在灯碗里燃烧的气息｡刘庆邦的乡村少女世界流淌着一股抱朴含真的古风,别具混沌未开“不论魏晋”的“原始”自然风情｡
　　这些少女的情感又极具柔美纯真､哀婉含蓄之美｡特别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她们总是心怀淡淡的喜悦､隐隐的哀愁,时而凝眸沉思,时而轻声叹息,眼里投射出温润的目光｡喜如春天去相亲,到了秋天还没有下文,喜如有些急,可又不能问,于是“心里愁得不行”(《红围巾》)｡守明替未婚夫做鞋,捧着鞋底想入非非,觉得捧着的不是鞋,而是那个人的脚,她把“脚”摸来摸去,还把“脚”贴在脸上,搂进怀里……但“发乎情而止乎礼”,显得“乐而不淫”(《鞋》)｡喜泉相亲故事充满喜剧色彩的一波三折,也把女孩子的微妙心理,传达得十分逼真妥帖(《怎么还是你》)｡
　　其次,刘庆邦的“证美”小说也展示与歌颂了充满人性之美的成人世界(这里所说的成人世界是相对于前面所说的儿童与未婚少女而言的)｡
　　李万武说:“人性的或善或恶､或美或丑的品性,主要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展现出来的,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不能不是透视人性善恶､美丑的最别无选择的‘窗口’｡”⑧刘庆邦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的真挚情意,凸显了人情之美,散发出人性的光芒｡
　　这类作品较多地描写了成年男女之间深沉感人的爱情｡我们能倾听到《曲胡》中瞎祥为被哥哥抛弃了的嫂嫂拉的那段缠绵悱恻的曲胡之声,还能感受到《白煤》中新婚小夫妻那份如漆似胶､牵肠挂肚的恩爱之情,领悟到《心事》中慧生和慧敏小夫妻间相互体恤怜惜之情｡《曲胡》中瞎祥与嫂子的爱情似乎不该以悲剧结束,但恰恰是这场悲剧,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人性的善良与脆弱,爱情的美好与坚贞｡《白煤》和《心事》中的夫妻之情也许是人世间最普通最朴素的感情,但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人伦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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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邦还经常描写父母对儿女宽厚无私的舐犊之情｡刘庆邦从小丧父,是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们五个孩子抚养成人,他在成长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母爱的博大深沉｡在他创作的大量作品中,“母亲”这一形象总是既坚韧刚强,又宽厚慈祥｡魏月明在丈夫死后勇敢担负起抚养六个未成年孩子和赡养年迈公爹的重担,她为多挣工分而毅然参加男人繁重的体力劳动(《平原上的歌谣》)｡染的寡母在为女儿相家的路上,时而叹息“女儿没走过这么远的路”,时而担心女儿迷路了“能不能张口”问人,时而又害怕女儿过河时会掉到小河里,母亲对女儿那百般疼爱怜惜之情写得真挚感人(《相家》)｡除了慈母,刘庆邦作品中也不乏慈父形象,让人深深感受到那份宽广无私的父爱｡如《灯》中的父亲国庄为盲女小连所做的一切､《种在坟上的倭瓜》中的父亲生前对猜小的疼爱､《夜色》中周文兴的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体贴与关怀｡
　　不仅如此,刘庆邦还善于发掘小人物身上人性美的闪光,诸如“勤劳善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对美好事物执著追求”等美好品质和精神｡如《草帽》中的刘水云夫妇不仅勤俭持家,而且关心死难矿工家属,乐于助人;《屠妇老塘》中老塘的见义勇为;《听戏》《响器》中痴迷于听戏的“姑姑”和专注于吹大笛的高妮对艺术的痴心不改和执著追求的精神｡
　　刘庆邦说:“好的小说是一种可以飞翔的载体,它轻柔小心地把读者的灵魂接引出来,飞过高山,飞过大海,飞过一切尘世,飞到无限高远的地方,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超越和提升……闪耀着诗意的光辉｡”⑨他的“证美”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小说,不管是书写儿童的纯真和少女的美德与情怀,还是书写成人世界的真善美,都仿佛有一种魔力,让我们“走神”,让我们的思绪随之飘向高远的地方｡
　　
　　二､“审丑”小说:人性恶的咒语
　　
　　现实中的丑恶､阴暗是不可回避的｡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底层人生活,被称为“民间代言人”的作家,刘庆邦不会一直沉溺于自己极力寻找与苦心经营的人性美的世界里｡他说:“我们在现实中很少看到美好的东西,理想的东西,所见所闻,往往是一些欲望化了的糟糕的东西,甚至是污浊和丑恶的东西｡”⑩于是刘庆邦在另一类小说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人性恶的世界｡他曾坦言:“我写了酷烈小说,写了一些残暴的行为,主要是想写生命的状态,写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性｡”⑾
　　刘庆邦的“审丑”小说究竟如何为我们呈现“人性恶的世界”,这又是一个怎样丑恶的世界呢?
　　其一､以底层个体为对象,毫不留情地剖析自我及身边小人物身上的弱点,挖掘人性的劣根｡
　　刘庆邦在《家道》中以插入方式坦言:“我愿意时不时地在自己脸上抓一把,使自己现出破绽”,“我觉得自己是否把自己剥得太赤裸了”｡如《家道》中“我”的虚荣与“恶毒”;《远方诗意》中“我”的惯耍小聪明､爱贪便宜;《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的工于心计､自私残忍;《红煤》中宋长玉那于连式的向上爬心理和孟东辉等人的嫉妒､攀附心理等等,都被惟妙惟肖地揭示出来｡
　　其二､以底层群体为表现对象,揭示“群众”的庸俗､麻木､冷漠､残忍的本性｡
　　刘庆邦从小就领略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对世事人心有着自己独特的体会和见解,尤其对“群众”,他的思考和分析更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从而加强了这类作品的思想深度｡文凤楼的群众开斗争会整老鸡,人们盲目从众､随波逐流“往前挤”,生怕错过欣赏精彩场面的机会(《平原上的歌谣》);记者周水明到私人小煤窑卧底采访,被井下矿工出卖,矿工的麻木､自私､不团结以及奴隶根性,被写得入木三分(《卧底》)｡还有《外面来的女人》中陈老庄上参与嫖妓的人们,《红煤》中宋长玉老家“洗劫农场”的村里人,《刷牙》中围观叫驴刷牙的人们,《不是插曲》中互相起哄彼此仇视的窑工们,《守身》中出于嫉妒而诽谤诋毁王东玉的人们等,也大都是麻木､自私､野蛮的庸众｡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平地风雷》中,张三爹､李四嫂､王二爷等群众为了看一出“好戏”,故意在货郎和队长之间挑拨是非｡“好戏”迟迟不上演,他们有的焦虑,有的失望,有的耐心等待,直到亲眼目睹货郎打死队长,村民们才“群情振奋”,对货郎进行围追堵截,将其活活打死,“捣碎成一摊红粪”,获得一种近乎集体狩猎般的刺激和满足｡这是一群何其歹毒､残暴的“群众”啊!这里有罪孽深重的杀人者,更有鲁迅先生所概括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刘庆邦“不仅仅满足于把无德无行的施暴者､异化的受虐者推上道德的审判席,让他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他还自信地沿着既有的悲剧血痕步步深挖,他要找出在所有事故背后捣乱的元凶”⑿,通过一幕幕惨剧,向人们揭示隐藏于悲剧背后的社会原因和深层野蛮的集体无意识｡
　　其三､通过权力阶层与社会底层的矛盾和冲突,揭露权力阶层的腐败和人性的恶劣,表达底层的痛苦与愤懑｡
　　刘庆邦非常关注权力“对人性尊严的蔑视”｡他立足平民立场,不仅反映农民､矿工的经济窘迫状况,而且更多地反映他们所受到的来自权力阶层的欺压和对其人格尊严的极度侮辱和摧残｡《平原上的歌谣》中权力阶层整人方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毫不尊重底层人的人格;《平地风雷》《刷牙》《人畜》中的货郎､梁红颜､老样等均受到专横跋扈的生产队长的百般欺凌和羞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采取极端手段进行报复,最终均成为丧命于权力之下的牺牲品｡在《一块板皮》中,先进典型王军山遇难后骨灰在矿上的太平间停放了几十年无人问津,最后由他的当上矿长的老同学出面才将其安葬,他的墓碑竟然是用一块做坑木剩下的板皮做的!《福利》用近于黑色幽默的笔调直击农民矿工生存的残酷性,农民矿工死后的福利竟然只是一口棺材!在金钱与权力面前,生命的价值何在,人的尊严又何在?
　　刘庆邦还通过“矿难”描写揭露矿主们不顾矿工死活唯利是图的丑恶罪行,展示出人性物化异化到何等可怕的程度｡作家曾这样分析过矿难产生的根源:“社会从物质匮乏到全面物质化,人的身体成了欲望化的盛筵,人对金钱的索取也到了疯狂的程度｡频发的矿难就是物欲横流的一个恶果｡”⒀《红煤》写矿长唐洪涛得知井下瓦斯爆炸,不是立即组织救援,而是迅速命人把矿上铁门关上,掐断电话线,采取几个人包一个家属的办法,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以每户家属抚恤金一万五千元私了｡小说还揭露了管理部门的官员收取窑主贿赂,帮助隐瞒矿难事实真相,官煤勾结的黑暗现实｡
　　描写受害者的伤痛与困惑,从侧面表现人性的荒芜,是刘庆邦“审丑”小说又一个重要视角｡《新房》中,国师傅得知新房竟是女儿的肉体换来的,他恼羞成怒又无可奈何;《走窑汉》中,马海州的新婚妻子被书记诱奸,马海州整日沉湎于复仇,最终导致妻子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踩高跷》描写在一次冒顶事故中乔明泉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对下井产生极大恐惧,但为了家人,他不得不忍受精神痛苦再次下井｡
　　其四､从法制与社会道德的角度,表现法制观念的淡薄,人性的残忍与道德的沦丧｡
　　赵上河､唐朝阳设计诱骗谋害老实善良的同类,拿同类的生命讹诈钱财(《神木》);“二哥”用锄头将“三弟”挖死,而自私凶残的父母竟然帮助“二哥”将“三弟”的尸体扔进深井(《雷庄户》);金宝将情夫引诱进牲口屋,令丈夫､儿子将之活活打死(《在牲口屋》)｡这些作品展示的种种杀人暴行令人发指,表现了他们身上的一种疯狂残忍的品性,毫无法制观念,也毫无人性｡《新房》《金色小调》《兄妹》《幸福票》,或表现“权占有色”和“色奉迎权”的“权色交易”,或表现违背人伦天理的淫乱,展示人在“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丑恶本质｡《黑地》中描写未提成矿长的副矿长张国成出于妒忌心理,居然蓄意策动小煤矿抢夺国有大矿的国有资产,与新提拔的矿长对着干,其言行举止不仅目无法纪,而且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良知,这表明,人性一旦为金钱与权力所奴役,其灵魂将会变得多么的阴暗可怕｡
　　也许,刘庆邦的“审丑”小说赤裸裸地写出了底层社会各种各样的丑恶,但他绝不是为了写丑而写丑,他写道德的沦丧,人性的阴暗,无不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如果说,刘庆邦表现人性美的小说是从他心底飞出的悠扬的赞歌,那么,他表现人性恶的小说就是发自肺腑的愤怒的咒语｡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立项课题论文,项目编号03D184｡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余志平,湖北孝感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4级博士生｡
　　
　　① 刘庆邦:《红煤·后记》,2006年1月版,北京出版社,第374页｡
　　② 刘庆邦:《凭良心》,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159页｡
　　③④⑾ 刘庆邦､赛妮亚､梁祝:《刘庆邦访谈录(代跋)》(刘庆邦《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62页,第361页,第358页｡
　　⑤⑥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 华龄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1页｡
　　⑦ 刘庆邦:《关于女孩子》,《作家》,1993(2)｡
　　⑧ 李万武:《对人性动把恻隐心——读刘庆邦､孙春平､迟子建的“证美”小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1) ,第43页｡
　　⑨ 刘庆邦:《灵魂放飞——代序》,(《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 ,2002年版, 花山文艺出版社,第1页｡
　　⑩ 夏榆:《刘庆邦眼中的矿区生活》,《南方周末》,2004年12月24日｡
　　⑿ 刘伟厚:《躲不开的悲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12月第4期,第68页｡
　　⒀ 刘庆邦:《遍地白花》,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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