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人类社会中的各门学科是相通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现在我们不断尝试着让学科的研究进行交叉和融合,改变文学给人们留下的感性､玄虚､理论化的印象｡恰好我是一个在文理科选择上优柔寡断的人,也就注定难以磨灭对理科的一点点留恋,所以希望在将理科知识引入文学研究的道路上做一颗铺路石,进行一点粗浅的尝试｡
　　用力学的原理来简单分析子君与莎菲的故事,其实正是我们经常说的“前进的动力”､“遇到了重重阻力”､“克服了种种障碍”……在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一直都会被施加很多种力,这些力大小不同､方向不同,并且会有变化｡有些是指引我们向前的,有些是阻碍我们向前的,还有些力让我们离开了原来的轨迹,偏向其他未知的方向,多种力作用在一起,我们的人生道路的印迹就被刻画出来了｡但今天我在这里做的分析只是简单的尝试,许多复杂的因素没有被包括进去,力的方向也较单一,我只是试着用这样的方式,用理科的思维,让文学分析更直观,更清晰｡
　　需要简单介绍一下的公式是功的公式,即P=F*S,其中P为功,即力在一定的方向上让物体运动出一定距离所需要的能量,F为力,S为物体在力的方向上运动的距离｡而F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它包含了作用在物体上的各种力,本来F=f*cosΑ,但因为我所讨论的力只存在于一条直线上,所以cosΑ=1,也就不用考虑这一点了｡
　　
　　一､力的示意图
　　
　　读过《伤逝》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两位女主人公几乎一直生活在激烈的矛盾斗争中,她们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在挣扎中艰难地行进｡当然,以辩证唯物的观点,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但子君和莎菲有她们不同的生活背景,她们身上的矛盾会更复杂､突出的原因在于,她们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间物”,“存在于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这样的“中间物”有着深刻的自我反观,自我否定,有较强的历史使命感,也有对自己命运难以遏制的悲剧意识｡她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禁锢人性､压制人民的时代,即将脱胎变为一个崭新的解放的自由的时代的过渡期,她们恰好处在这进化的链条中,她们见证了腐朽势力的恐慌和挣扎,见证了新生力量的成长和退缩,她们被撕裂为两半,又被血肉黏合在一起,她们徘徊､彷徨,在黄昏,在黎明前的黑暗,在夜闻鬼泣的郊外,在号角隆隆的战场｡这一切,注定她们身上的矛盾与挣扎,要更加明显和突出｡所以,我们有必要,引入物理学中力学的简单原理,对存在于她们身上的各种力,做一个直观的分析｡
　　以愚见,存在于子君和莎菲身上的力大致可以归纳为五个,①对自由的向往,对封建思想压迫的反抗;②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③受到传统思想影响后,个人思想的落后､不足;④男权的压力,男性的诱惑;⑤现实环境的阻力｡其中①②可以看作是向前的推动力,而③④⑤则是她们遇到的阻力｡当然,存在于她们身上的远不止这里归纳出的五个作用力,而且真正的作用力不会像理想状态下这样总存在于一条直线上,力的大小､方向､数量都还有不准确之处,不过这样运用物理学的简单原理,也还是对分析这两个人物形象有一定帮助的｡
　　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两人身上都存在有向往自由,冲破封建樊篱的向前的力,有着渴望实现自我价值,重塑新时代女性形象的动力,但她们个人未完全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局限,男权的压制,男性的诱惑,以及最强大的现实社会的阻力,这些阻力将她们前进的动力一一拽回,而其中,莎菲的②力较强,子君的③④力较强,最后导致,莎菲身上的力基本平衡,她较成功地摆脱了男权对女性的束缚,但在挣扎中,她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出了很远,在公式P=F*S中,如果要计算出她克服阻力花费的功,就是P=F(③+④+⑤) *S,可以看出,为了克服阻力,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在书的结尾,会有“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这样的话｡而子君受到的阻力会更大,她的个性主义的思想并没有莎菲强烈,而受男权影响又更大,这就使得她在克服阻力时使用了更多的“功”,这样耗费她的能量和力量,也是她心力交瘁,最终过早死去的原因之一｡
　　大致勾勒出这样一幅力的示意图,我们分析这两位女性人物形象便有了初步脉络,下面让我们具体到每一个作用力中去进行对比分析｡
　　
　　二､力的分析
　　
　　1.对自由的向往,对封建思想压迫的反抗｡这是体现在两位女性身上最明显的新时代的先进性特征,也是两人最大的共同点｡莎菲,她拥有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她明确地表露出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她对周围人不理解的不满,她对苇弟的鄙夷,对凌吉士的报复,是她在那个畸形社会中的不甘和挣扎｡莎菲苦闷､不幸,又有现代女性的一种强烈的求索精神,在觉醒后不停地自我斗争,在斗争中虽然很痛苦却仍然坚持前行,其间批判的态度和攻击的口吻随处可见,丁玲通过这个叛逆的形象,向黑暗的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同时在莎菲的绝望中暗示人们要另寻出路｡她曾经说:“我那时为什么去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的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于是为了方便,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来给社会一个分析｡”其实丁玲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她曾以向封建主义挑战的姿态,选择了一所男校就学,成为该校最早的女学生之一,一九二一年她不惮背负“逆子贰臣”的罪名,拒绝家庭包办的婚姻而出走,离开了家乡常德县｡这也许是她在莎菲身上体现出的反叛､不满的来源｡
　　而子君则是初上场的战斗者,她是勇敢的,倔强的,她有自己的骄傲,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不甘落后的倔强性格｡她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她勇敢地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和封建礼教的樊篱｡尤其在结婚之前,她是勇敢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彻底的､无畏的思想,给了她无比的勇气,“她目不斜视的骄傲的走了”,“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的缓缓的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这样的子君是经过“五四”洗涤的,也是吸引涓生的,是散发着新女性魅力的,是自由的追逐者,是英勇前行的战士｡但可惜的是,她的前进动力并未持续很久,她的斗争不是韧性的,也并不是实实在在有目标有方向的,这便导致她之后热情的减退,前进的缓慢,甚至止步不前｡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争取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是“五四”时期广大知识青年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也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向被作为男子附属品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发出了自觉的呼声,向社会要求独立的地位｡莎菲和子君都受到了这样空前猛烈的思潮的影响,她们受到感染,接受了洗礼,这样的形象和思想是代表一个时代的｡她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莎菲更追求对自我个性的解放,而子君更追求对恋爱､婚姻的解放｡这样对比不难看出,莎菲的解放更彻底,终极目标更远大,而子君只是在接受了新思想后有了极浅的理解,在面对刚遇到的问题时实践了这种思想,当遇到更多,更难以解决且出乎自己料想的问题后便无所适从,目标较短｡这在之后两人的命运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
　　2.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五四的个性解放运动是通过西方个性主义思潮的引进来进行的｡西方的个性主义强调自我利益与自我实现,具有某种试图割断与社会联系的倾向｡对于自我意识刚刚觉醒的中国女性而言,一方面她们刚从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中跨越出来,还不能彻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也未曾给她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这使她们往往很容易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而沉醉于个人的世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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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菲便是在这样环境下形成了极强的自我意识｡她的自我精神意识趋向独立状态,具有一种长期压抑后萌发出来的､视女性为独尊的反叛倾向｡具体表现为:她强烈地祈求被人理解,不接受那些传统的对待弱女子的怜惜､骄纵,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而非弱女子;她对传统恋爱观的否定是坚决的,她的择偶标准是表里一致,是灵与肉的统一,她厌恶并可怜难以与自己灵魂沟通的苇弟,在主动追求自己倾慕的美男子凌吉士后,尤其在发现他的灵魂的卑劣､肮脏之时,她虽然痛苦,还是毅然选择了放弃,踢开了与自己并不志同道合､在美丽的躯壳下有着丑陋灵魂的人｡丁玲前期作品中的女性都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趋向｡她们往往在要求对个人权利进行极大的张扬,对个人生命进行最大限度地发挥时不顾及他人的权利和感受｡从表面上看,作者描写的是“爱”,实际上所描写的却是用自我控制､阻挡,使之不能实现的“爱的遗憾”,是那种内心斗争的独白｡在她的作品中,女主人公们一开始就在思想上注视着利己主义,并且拥立“自我”作为抵挡梦想的唯一盾牌,让“自我”成为她们存在的核心｡而莎菲正是她们中的典型,她迫切需要周围人对她的理解,但她的家人､朋友,包括追逐她的男性,都因为她的肺病,她的纤细瘦弱､敏感,加剧了对她的溺爱､骄纵,没有人真正进入她的生活,懂得她需要什么,他们想当然地赋予她他们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却适得其反,成为了她孤独寂寞的根源｡使得她有愈加强烈的个人主义,她希望得到了解,希望得到关心,希望个人价值得到肯定与体现,希望找到真正的同行者､知音｡
　　子君也有这样的个人主义,她冲破了封建家庭的封锁,希望追求个性张扬的生活,活出新女性的风采｡但她的个性主义,因了她的温柔,或者说几千年来对女性约束的潜规则:奉献,服务,贤妻良母的“标准”而最终崩溃｡她为涓生排斥了“为我”,在“为我”与“为他”中选择了后者,破坏了爱情､婚姻应有的平衡,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走完了悲剧的一生｡换个概念来阐释,在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涓生选择了个人主义,他为着自己“开辟新的生路”,“向着这求生的道路……奋身孤往的了……”而子君,她坚持了人道主义,对涓生的困难处境一味同情,不惜牺牲自己给他以独自谋生,继续奋斗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自己的灭亡,毁灭,或者意味着重新回归到封建家庭中去,主动走回牢笼｡假若她坚持自己的个性主义精神,就意味着继续坚持与涓生的婚姻契约,坚持涓生应对自己负的责任,而这也就意味着放弃对涓生的人道主义,放弃对他困难处境的同情,这对于温和､沉默､善良的子君又是多么不忍,不可能,这注定是一场女性的悲剧｡
　　3.受到传统思想影响后,个人思想的落后､不足｡在传统的男权中心文化的社会里,女人从来是作为被动的客体存在的,甚至连女人本身的思想深处也没有“自我意识”,这实际上是对女性人力资源的埋没和压制｡子君走出了第一步,她的个人主义建立在与家庭的斗争分裂中,但她没有走出第二步,她在男性身边失去了自我,失掉了个人主义,这恰好与上一个分析中对她目标短浅的评价相契合,正因为她对自由,对新生活的追求没有明确的长远的目标,当她达到了短暂的目标:婚恋自由时,就忘记了或者说从来没有想过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她一味地沉浸在短暂的幸福中,像一个暴发户,守着满屋的财宝却无所适从｡她没有了更多的探索､追求,一开始对易卜生､雪莱､泰戈尔的高谈阔论,最后成为“点头答应着倾听,后来沉默了”｡相比之下,莎菲要做得彻底,强硬一些｡她不仅离开家庭独自居住,还在与朋友､男性的交往中时刻不忘个人的个性､主张,没有允许他人左右自己的生活,即使有影响也是不碍大局的,她始终是她,她的生活始终在自己的掌控中,她虽然痛苦,但她仍然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能给自己慰藉的生活｡充分反映了在“五四”之后,一部分知识青年在个性主义冲击下觉醒起来,投入到解放自我､释放自我的实践中去的热情｡
　　前面已经提到“中间物”的概念,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身份的独特性,才引起了诸多尴尬､困扰｡她们注定要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也注定要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毒害｡温婉柔弱的子君如此,叛逆倔强的莎菲亦如此｡她们在无意识中仍遵从着传统文化的女性规范,一方面渴望认识自己,一方面又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质疑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她们在无意识,或者说潜意识中往往认同传统文化的女性价值观念｡尤其表现在她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追求上,她们都在无意识中把寻找男性伴侣作为改变自己境遇的有效途径,让男性成为自己的感情甚至生活寄托､依附｡
　　子君的表现很明显,当她刚接触新思想时,与她共同学习､探讨的是涓生,当她看了《傀儡家庭》后有感于娜拉的勇敢,自己也希望脱离守旧陈腐的封建家庭时,给她勇气支持她的,是涓生,当她坠入爱河,希望共筑爱巢时,涓生是她的理想伴侣,但美好就终结在这一刻,之后的她陷入了庸碌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让她喘不过气,与邻家小官太太的明争暗斗让她疲惫不堪,对涓生负责照顾的责任又让她疲于应付,这个时候,家庭,不如说涓生,便是她生活的全部,是她精神的支撑与寄托,这样形成的一种不平衡的生活,不平衡的爱情,注定会失败｡
　　莎菲也许表现并不显著,但她也逃脱不了那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影响｡她认为女子是不能主动向男子示爱的,只是使用各种手段希望他们自己主动来寻她;她的生活中缺少同路人,当蕴姊死后,她更加空虚孤寂,这时出现的凌吉士便是她生活的转机,她希望用那俊美的男人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生机活力,创造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这也是她不惜搬家､找各种借口接近他的原因,她的生活需要他,她将自己的价值实现依附于他的身上,又是传统女性的观念在主使这一切｡
　　4.男权的压力,男性的诱惑｡在读过两篇小说之后,可能大家最感性的认识是对爱情或者情爱的描写,在各种更深层的分析之前,我们最明显的感受也会停留在这一层｡谈到爱情或情爱,在那个时代,也就是两个男女之间的故事｡有了性别的不同,就有了阶层的分别,有了潜意识､传统思维､双方付出的不平衡｡在莎菲和子君的生活中,便有苇弟､凌吉士和涓生｡
　　在探讨莎菲时我们不如引入一个概念“他者性场景”,这种他者性以社会的､男性的以及女性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于女性的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在对女性自我独立性的确认产生威胁的同时对女性生存的话语性张扬进行着某种潜在的性的抑制｡其中男性他者的情爱诱捕体现的是男女两性之间的一种不平衡关系,但与传统女性不同,莎菲有着极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一旦发现男性“爱情”的真相,比如苇弟的怯懦､肤浅,凌吉士的卑劣､肮脏,在复杂情绪的包裹下,她在痛苦的斗争中几经周折终于做出了决定,主动选择了放弃,尝试着寻找新生活,但无疑,在挣脱情网之时,她背负了绝望和痛苦的重负,即使是在挣脱后,她已决定到无人认识的地方去消磨自己的余生,可见男性他者给女性造成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而在探讨子君时,我们不妨引入一些女性学的概念｡在子君的生活中,婚姻是很大的一部分,甚至在后期成为她生命的全部意义｡婚姻是一种社会关系,家庭更是一种社会活动的共同体,婚姻家庭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属性,它决定了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变化｡在婚姻关系中,女性的地位是受生产方式制约的｡这便是社会属性的极大体现,这也是在封建社会,刚烈､有反抗意识的女子难以有美好结局的根本原因——社会没有给她们以合适的环境､条件,周围人没有认同感,反而有压制､毁灭她们的情绪｡其实不止在封建社会,子君与莎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婚姻中,爱情是其灵魂,义务是其纽带｡而仔细看就不难发现,在子君与涓生的“婚姻”生活中,爱情是在渐渐消退的,虽然他们明白,“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他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子君被包围在繁琐的日常杂务中,以前勇敢､有探索､向上精神的双眼渐渐被油烟蒙住,失去了吸引涓生的光彩;而涓生在世俗的嘲弄下,原本就没有子君那样的勇气,在子君改变之后,没有试图让她重新回归到原来的状态,而是抱怨､无奈,用现在的话说是“郁闷”,他虽然忠告过子君“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的操劳”,但他并没有理解在这女性的操劳之下隐藏的是植根于心底的夫权思想,如果不把丈夫伺候好,妻子是不称职的,她们宁愿自己挨饿也会给丈夫端出美味的鸡汤,她宁愿自己受小官太太的气也不愿将此事告诉丈夫｡这种思想在我们的祖辈们身上随处可见,哪家的媳妇做饭､针线手艺好,是一件极光彩的事,而哪家的媳妇笨拙,让丈夫吃不到可口的饭菜,是一种耻辱,而她们自己的生活在夫权､男权的光环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子君便是这样把对“丈夫”的爱看得太重的女性,爱成了她的一切,她在这样畸形､失衡的爱中失去了自我,当两人要由子君的死亡带来涓生的重生时,她虽然有留恋与不舍,但她更不忍看到涓生的毁灭,只得毅然选择了自己的归路｡她的悲剧,根源虽然在社会,但将灾难直接转嫁于她身上的是她的信仰,她的爱,她的生命——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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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历来妇女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有不同之处,就在于,她们除了要消灭私有制､政权､族权,还要消灭夫权､男权下的性别压迫､歧视,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在今天,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妇女地位的提升,但在情爱､爱情上,女性还是保持着一贯的矜持,并且始终认为女性如果主动追求了男性,是会有非议的,而男性则牢牢控制了局面,他们有追求､放弃､选择的权利｡这样的思想即使在现代女大学生中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了｡
　　5.现实环境的阻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对旧文化的运动,但这场文化意义上的运动却缺乏实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现实生活中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家庭结构与意识结构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样的不彻底与残留注定了当时女性进行的反抗是苍白无力的,结局是悲怆的,难以挽回的｡
　　莎菲从小离家孤身漂泊在外,又身患肺病,严重失眠,从现在的科学来看,极有可能是神经衰弱症,她一个人在公寓中过着寂寞空虚的生活｡她是“五四”运动退潮后不甘沉沦又找不到出路,希望体现个人又无法找到途径,找到精神依附物的知识青年女性的代表,她所隶属的知识阶层产生并得益于“五四”运动,但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基础,理想是远大光明的,但在现实中却处处碰壁,生活的压抑,前途的渺茫让她精神苦闷､烦躁､冲动,以致性格有些许扭曲､变态｡从她身上反映出来的精神特质正是那个时代所有这样有追求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共同心声,她的苦闷正是时代的苦闷｡茅盾曾说过:“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情｡”
　　在这一点上子君也是同样的被时代压制,被社会上的不相容所困惑､困扰着,但她的表现是精彩的,是令人敬佩的,她的反抗与抵触是坚决的,“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对她来讲不算什么,即使有“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威胁和轻蔑的眼光”,她也毫不畏惧｡但不可否认当时社会的压力是巨大的,像子君这样无畏的女青年是罕见的,鲁迅先生写《伤逝》时也正是与许广平定情时,他作为一个经历了无爱婚姻的､有充足社会经验的中年人,是体会过“爱”背后的苦痛与付出的,接受许广平的感情,也是对自己心灵的挑战,他经历过精神的斗争,他要比年轻自己十七岁的许广平想的更多更深,他考虑到别人的眼光,考虑到自己母亲的感受,社会的评价,以及两人感情能否延续,时时更新､创造……这样的场景在鲁迅的脑海中已经浮现过很多次了,在子君和涓生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当时的担心､疑虑｡在他的《娜拉走后怎样》中他更加直接地对这种冲破一切的新式恋情､婚姻提出了很多思索､质疑,他曾在其中写道“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所以我想,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做的就是梦”,这也就是当时青年们都幻想的幸福的,宛如世外桃源的生活｡他们在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后,产生了一种绝对自由的想法,甚至以盲目的爱情冲动来否定封建道德的狂澜,最终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子君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孔方兄的恶作剧,如果涓生不用为生计而发愁,子君也不用被柴米油盐困扰,也不用因为油鸡们而受气｡这就告诉我们,社会解放是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前提,如果离开了社会变革,政治经济上的解放,争取恋爱､婚姻自由都只是空想主义｡
　　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用在莎菲和子君身上的力中现实环境的压力是最大的､是最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它就宛如一棵大树的根基,当盲目冲动的人在摇撼它的枝叶时会掉下来摔伤,只有从它的根基去砍才能将它推倒｡
　　
　　三､力的总结
　　
　　分析完这五个主要的力,我们对存在于莎菲和子君身上的作用有了较清晰的了解｡其实这样的作用力又何尝不出现在我们的身上?只是从现时状况看来,我们对自由的追求更强烈了,对个性的张扬,对人性的重视更加深了(甚至有极端个人主义的出现),我们内心深处的封建思想残余更淡了,个人局限在不断的学习中渐渐弥补,男权的影响减轻了,社会的阻碍､压迫变少了,这就使得我们向前进的力越来越大,向后阻滞的力越来越小,我们在社会的发展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我们有更多的精力､能量去发展我们前进的事业而不是用来排除路上的阻碍｡这就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与莎菲､子君的区别｡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陈蓉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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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鲁迅小说研究述评》 ,李煜昆编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 陈蓉蓉： 简单的公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7期
• 陈蓉蓉： 遗失的未来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