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一生，难道就是一篇短篇吗?”①这是刘庆邦短篇小说《黄胶泥》结尾时意味深长的一声感叹。是啊，一个基层乡党委书记，在他刚刚开始“辉煌”的时候，就因为贪污腐败，违法乱纪被判刑七年，出狱后，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意欲东山再起，却再也得不到人们的谅解，甚至因遭人污辱而活活气死，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悲剧故事，人生苦短啊!小说中的“我”（也可以说是隐含的作者)本想写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只写成了这样一个短篇”，深感遗憾。
　　难道“我”真是为无法写成长篇小说而感到遗憾吗?当然不是。也许，在乡下一般人看来，这么一个贪腐分子，死了也就死了，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可问题是，他的罪行还没有大到要送命的程度，再说，他又是死在其悔过自新之后，这就难免令人同情和惋惜，更何况他又是“我”的同学兼同乡呢!特殊的人物关系使作品结尾的感叹显得更加合情合理。 但这仅仅是一种出于友情､乡情和道义上的惋惜和感叹吗?显然也不是!
　　我认为，结合作品完整地分析，刘庆邦也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当今写反腐题材的小说正方兴未艾，写乡镇一级基层贪官的作品也多如牛毛。刘庆邦如果仅仅重复别人的思路，只是写方良俊的贪污腐败，那就不值得我在这里评头品足了。事实上，《黄胶泥》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不止于方良俊形象的塑造，而是更注重方良俊悲剧故事背后的乡村社会文化背景的揭示与批判，这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命意之所在。下面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解读。
　　
　　一､叙事与叙事裂隙
　　
　　作品从“我”的视角出发，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我”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所有故事都通过“我”的视角进行讲述。这种叙事方式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控制性强，方良俊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下，“我”可以根据需要遮蔽一些故事，也可以根据需要彰显另外一些故事;二是介入性强，“我”可以按照隐含作者的态度介入作品叙事，对叙事发表议论，对人物进行品评，以引起读者的思考。而隐含作者的叙事立场与“我”的性格发展逻辑并不总是完全一致，这就会导致叙事裂隙。优秀的叙事作品往往会出现两种或多种叙事声音，通过复杂的甚至是冲突的叙事意图的揭示，表达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内涵，让读者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享受。
　　《黄胶泥》通过“我”的所见所闻讲述方良俊短暂而充满戏剧色彩的一生。这与刘庆邦的许多“贴着人物写”②的小说不完全一样，至少它是从“我”这个限制性的视角写方良俊的，不可能贴着方良俊去写。方良俊的一生虽不算长，但并非真如“我”所说的不能写成长篇。如果采用方良俊本人视角的第一人称叙事或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就会有很大的容量。采用“我”的限制性视角，就过滤了许多东西，只把笔墨集中于“我”的视野中的方良俊。方良俊既然是一个贪官，“我”对他的态度当然应该是批判的，作品也的确以讽刺意味的笔调来写方良俊，但“我”对方良俊的态度是摇摆的，是很暧昧的，这中间也不乏同情和理解，如“我设身处地地替方良俊想过，倘是把方良俊换成我，我也难以招架，我也干不好。到头来，我的下场恐怕也不会比方良俊好到哪里去。人在一个地方繁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谁都会有闪失”。当“我”听到母亲电话中对方良俊出狱后情形的介绍，“我的鼻子发酸，差点掉下泪来”，再如小说结尾，其感叹与质疑简直是在控诉。“我”的这种人文关怀使得作品的叙事出现了裂隙。我觉得，这正是这篇小说的艺术匠心所在，也是解读这篇作品的关键所在。
　　如果仅仅写方良俊的发迹史和腐败史，那么这篇小说就太显一般了。令人惊喜的是，小说不仅仅勾勒了一个基层腐败干部的一生，而且挖掘出使他走向腐败和死亡的社会文化土壤，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黄胶泥”社会文化生态圈，它指的是作品中从县领导到基层干部到普通乡村群众等所有的人共同形成的一个黏黏糊糊的黄胶泥一般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讲，前者只不过是促使人们深入思考的一个拿来说事的由头而已，而后者才是作品的独特之处，发人深省之处。
　　
　　二､黄胶泥的象征意蕴
　　
　　这篇小说的象征意蕴是整体性的，既表现在小说题目的暗示上，也表现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之中。
　　小说被命名为《黄胶泥》，其中大有深意。作品写的是方良俊短暂的一生，它本可以用“方良俊”､“方良俊之死”､“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一生”或“乡长”､“乡党委书记”之类的标题，这也完全符合小说内容，但作者为什么不用这些标题，而用“黄胶泥”呢?我们知道，黄胶泥是黄色黏性土壤遇水之后形成的，作品中“我”家乡的土路上这种一下雨就要人命的黄色黏性土壤在我国分布极广，并非为“我”的故乡所独有，这说明黄胶泥有一种普泛性。
　　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种种联想:传说，始祖女娲就是用黄胶泥造人的;黄皮肤的中国人与黄胶泥有着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乡下农民，经常被人们称作“黄泥巴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凯歌导演的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就名为《黄土地》，残)的一部小说叫《黄泥街》，这类文艺作品都有明显的象征意味，有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人们往往赋予黄土（或黄泥)以各种不同的象征含义，既有正面的肯定，诸如历史悠久､博大宽广､坚韧厚实､忍辱负重之类，也有负面的反思与批评，诸如因袭着历史的重负，背负着精神的枷锁，封闭落后与狭隘保守，老大不迈与不思进取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题目与小说故事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大有关系。
　　小说中，黄胶泥主要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它完全是“我”要极力逃避的一种令人生厌的东西。小说一开头写我回乡探亲，还在车上就担心下雨，害怕遭遇故乡的黄胶泥，可怕鬼就偏偏有鬼，车子快到故乡时，开始下起了大雨。“我”不得不面对黄胶泥的百般纠缠与蹂躏了。小说结尾又写方良俊死的那年，“我和弟弟回老家接母亲到城里过春节。我看天阴着，怕下了雨，走不成，当天回去，下午就把母亲接走了”，像逃避瘟疫一样地逃离了故乡的黄土地。
　　“我”为什么如此讨厌黄胶泥呢?这固然与黄胶泥的自然属性有关，更是作品的深层寓意表现的需要。作品不是简单提及黄胶泥，而是用了较大的篇幅多次写到黄胶泥，而且，在小说前半部分，对黄胶泥的描述与对方良俊故事的叙述分三个回合交替进行，从而构成一种隐喻关系:
　　1．作品开头就极力渲染黄胶泥的“热情”与可怕。“这时你如果上路，泥巴会吸你的脚，拽你的腿，对你挽留得非常热情，你每拔一步都相当困难。”在周边地区人们的玩笑中，被罚到“我”家乡“踏泥巴”，居然成了惩罚那些不凭良心办事的人的一种“刑法”;然后写“我”鬼使神差般遇到大雨，从而引出方良俊，引出关于方良俊贪污腐败的许多传闻。
　　2．因为这些传闻，“我”没有找方良俊借雨伞，于是转入“我”与黄胶泥的遭遇战的生动细致的描写，把黄胶泥的厉害及我的狼狈写得惟妙惟肖;“我”回到家里，通过母亲的讲述再次写方良俊，写他的腐败“新记录”以及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坏印象，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咱这儿的人没有不骂他的，他净是给他爹娘争骂名”。
　　3．第二天一大早，“我”看到“邻家的几个小孩子在那里玩泥巴，捏泥炮，摔泥炮”（顺便插一句，这里写玩泥巴的小孩也是通过精心构思的，一方面写故乡的停滞与落后，另一方面也通过儿童的天真世界与被黄胶泥文化塑造的成人世界形成鲜明对比，揭示黄胶泥文化的负面特征);“我”抱着写写方良俊的私心去拜访方良俊，通过方良俊老婆的“变态”，方家院子里正在受难的“一丛丛捆了腿的､活着的笋鸡”（人们送的礼物)，街上干部群众对方良俊的“恭敬”“巴结”，方良俊自己的“表演”以及“我”从街上回家后大姐对方良俊的讲述，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对方良俊形象进行了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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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快结尾时，不忘再次提到黄胶泥。不用说，方良俊最后被埋进了黄胶泥之中，而“我”则驱车接了母亲，走过不远处方良俊的坟地，离开故土，逃也似的摆脱了“黄胶泥”的“潜在威胁”。
　　很显然，黄胶泥绝不仅仅是作为故乡的一种自然环境来写的，它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环境的象征。如果说，方良俊个人素质的低下和品德的卑劣是他腐败变质的内因，那么，县里那些“坏了心的萝卜”的纵容和保护，围绕着方良俊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巴结逢迎，就成了方良俊腐败变质的外在原因。内外因的结合，共同构成了黄胶泥文化生态圈，而方良俊本人就是这个生态圈的畸形产物。早在方良俊当乡长之时，他就开始腐败，但这样的人不仅没有遭到批评教育（更不用说处分了)，反而当上了乡党委书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他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民愤极大，可由于县级领导的保护，他根本就不在乎，如果不是受县里大案的牵扯，他可能还要横行下去，甚至还要加官晋爵，青云直上。在乡里，有许多人对他不满，说他的坏话，可大家只是背后议论，除了个别老干部为了伸张正义，敢于上京告状之外，其他的人，要么怕他，敬而远之，要么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见了他的面，“都笑得像葵花一样，唯恐讨好不及”。还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先恐后地给他送礼。本来，在方良俊当官之前，他也曾是个很有上进心的好同志，可一旦发迹，地位变了，有权了，人们对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别看背后有人骂他，可当着他的面，就过于巴结，热情得如同家乡的黄胶泥，随时准备把方良俊拖下水。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父亲的丧礼上，“八班子响器对着吹了三天三夜，吹得月亮都躲起来了……四乡八里送礼的人，有的开手扶拖拉机，有的骑自行车。车多得庄子里扎不下，人多得排成了长龙”。除了堆成小山的挽幛，方良俊还收了满满一箱子钱。作品借“我”议论道:“送礼者各揣算盘，是冲方良俊的权势去的，所作的不过是一次风险投资……从实质性的后果来看，那不过是在根深蒂固的民俗文化的掩护下，是乡民们对方良俊发起的一场围攻，是真正的群起而攻之。”方良俊就是在这样的黄胶泥社会文化包裹的温床中逐渐自我膨胀，一步步走向腐败堕落。
　　黄胶泥社会文化土壤是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更是掩埋人的坟墓 。首先，黄胶泥文化中隐含偏见和中伤。与黄胶泥那种粘到脚上就越粘越多难以摆脱的特征相对应的，是乡民们不负责任的飞短流长。“我”正是认识到了黄胶泥社会文化土壤的这一特征，才对人们关于方良俊的议论产生怀疑，“我们家乡好多话像河坡的野草一样，都是见风长，都是越传越多，你想找到当初的那棵野草，未免有些可笑。”“我”才认准有必要与方良俊长谈，听听他本人的倾诉。其次，黄胶泥文化还表现出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其背后是官本位文化与市侩哲学在作怪。当方良俊大权在握之时，医院的小护士任其“注射”，方姓小媳妇乐于由他 “撑腰”，他的老父亲死了，给他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但当方良俊犯了事，被抓入牢中时，却惨遭强行灌尿，出狱后恢复老百姓的身份时，无人理会，做生意做不成，当蔬菜种植场场长也没人听他的，还动不动就跟他吵。一帮小姑娘居然指着他鼻子骂他劳改犯。试想，假如他还在书记的位置上，这些小姑娘中也许会有小护士､方姓小媳妇那样为他“献身”的热情女郎，可方良俊没有权，也没有势了，方良俊完了，他连做人的资格都丧失了。只有像“我”母亲这样古道热肠的活菩萨才会赞赏“方良俊又变回来了”，更多的人除了恨他就是看不起他，侮辱他。这种损害实际上是一种多数人的暴虐，是对人的自由和生存权利的一种野蛮的剥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黄胶泥社会文化土壤应该对方良俊的死负责，是它孕育和塑造了一个腐败的贪官方良俊，也是它最终在方良俊转变之时冷漠无情地抛弃他并置之于死地。
　　这大概就是“我”!择逃避故乡出走远方的原因。行文至此，我们也就难怪“我”要为方良俊说几句公道话并设身处地地替方良俊着想了，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国的有着浓厚的乡土风味的酱缸似的黄胶泥文化，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刘庆邦写乡村的许多小说不乏柔美的抒情，也不乏酷烈的写实，但《黄胶泥》显然既不属于前者，也不简单地属于后者。我们从作品中，既可以从温柔的乡土中看到酷烈的惨剧，又可以从残酷的故事中看到温馨的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黄胶泥》也许是刘庆邦小说中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刘庆邦小说《黄胶泥》，见《别让我再哭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①刘庆邦:《贴着人物写》（《到城里去·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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