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子君 鲁迅 《伤逝》 亦舒 《我的前半生》
　　摘 要:《伤逝》和《我的前半生》写的都是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故事,但子君的命运却截然相反｡本文从两个子君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分析了她们命运不同的原因,并揭示了鲁迅和亦舒这两个作家对同一素材不同处理的深层意蕴｡
　　鲁迅的《伤逝》和亦舒的《我的前半生》写的都是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故事,在他们笔下,两个子君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但在婚后却有着相似的心态和遭遇:她们没有工作,没有追求,沉溺于小家庭,慢慢地堕入一种凝固的形态中,由一个知识女性演变成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自甘处于附庸地位,拉着丈夫的衣角生活,结果,她们都遭到了丈夫涓生的遗弃｡但遭到涓生遗弃后子君的命运,鲁迅和亦舒的处理却截然不同,前者最终走向了死亡,而后者离开了丈夫之后却活得有声有色｡对此,有人认为决定两个子君命运不同的是其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有无｡《伤逝》中的子君没有能够摆脱女性的依附心理,离开了涓生之后就走向了死亡;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恰好相反,她走上了自我解放的道路,最终自立自强,完全摆脱了对男人的依附①｡本人认为,这只是她们在个人素质方面的不同,虽对其命运有重要影响,但两人所生活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对其命运的影响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时代和社会环境决定了两个子君截然相反的命运｡
　　
　　一､ 两代子君所处时代的不同,注定了两人命运的不同
　　
　　《伤逝》中的子君生活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此时的中国刚从封建帝制中解放出来而成了“民主”的社会, 虽然经过了“五四”运动而出现了新思想､新文化,但封建思想､封建礼教还在深深地有形或无形地统治和禁锢着广大人民,封建意识仍然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仍然以男性为中心,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即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而且社会并不给妇女以谋生的权利,给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结婚几乎是女性的唯一出路,她们不敢有独立自主的非分之想,(在当时,涓生尚且要失业,何况子君呢？)一旦婚姻破裂,她们便会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作为“五四”以后新女性的子君,虽然其思想上已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但她当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认识整个封建社会的野蛮和不合理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在涓生的背叛下,回到其父家里,陷于孤立无援境地的她,只能以“死”来“求索”余生｡可以说,在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浓重强烈的封建习俗里,作为处于封建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妇女子君来说,是没有什么生路可言的,她的死是必然的｡
　　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却生活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伤逝》中的子君相差了大半个世纪,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女性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封建传统的樊篱,争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在生活中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庸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着,传统的道德观对女性思想上的压抑也随着女性更多地融入社会生活而日渐式微｡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独立,使得现代都市女性,不仅拥有了人格上的尊严,也拥有了与男人一样成就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对现代女性来说,除了家庭､爱情,社会还给了她们工作的机会,可以在事业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婚姻已不再是她们的唯一出路,女性在感情遭受挫折后也并非无路可走,而是可以在事业上有所发展,这是八十年代的子君得以拯救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两代子君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命运的不同
　　
　　正是由于两个子君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子君的容纳程度的不同,尤其是人际关系的不同对子君的不同命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社会对子君的容纳程度不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虽然“五四”运动积极倡导“个性解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进步思想,但整个社会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人们仍然无法接受､无法容忍自由的恋爱､自主的婚姻｡《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结合是以众叛亲离为代价的,他们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封建势力的强烈嫉恨和猛烈的围攻,在封建卫道士的眼中,他们是异类,是伤风败俗,是不能容忍的｡先是子君的叔父早已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涓生也陆续和自认为给予忠告其实是胆怯或嫉妒的朋友绝了交,他们从此生活在人们的监视和诬蔑之中｡他们的婚姻是不被社会承认的,子君实际上是涓生的妻子,可是到死都没有取得妻子的名分｡当涓生在走投无路,求告无门之际去访问他伯父幼年时期的一个同窗时,正是从这位先生的嘴里,他才第一次听到子君已死的消息｡可是这位先生在提到这一点时是怎么说的呢？他嗫嚅了半天,才说出口来:“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吧,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可见他是不承认子君是涓生的妻子的｡当涓生再问他子君是怎么死的时候,他的回答更是极其冷酷无情:“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在他们眼里像子君这样伤风败俗的女子是得不到半点同情与尊重的｡在没有离开涓生之前,他们就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么离开涓生之后子君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可想而知:无奈地回到娘家后,那些镂刻着封建思想的人们早已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她得到的只是“严威”和“冷眼”｡在这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无爱的人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除了选择死,子君还能怎样呢?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各种事物的容纳程度有了显著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子君所生活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开放性工商业城市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交替而来的现代文明也潜移默化地渗透到都市女性的心理结构中,改变着她们的价值取向｡表现在婚姻方面,便是都市女性更加宽容､通达､开放的婚姻观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模式已被彻底摒弃,人们真正实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而且要求女子“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观念也已被“多向选择,情投意合”的观念所取代,夫妻离异､重新择偶已被社会普遍认可｡在《我的前半生》中,子君大学毕业就与涓生自由恋爱并自主地结了婚,他们的结合并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力量的阻挠和迫害,她的女友唐晶劝她婚后不要放弃工作也只是为她的将来考虑,并没有反对他们结婚的意思｡结婚十几年来她生活得富裕､满足,在沉浸于家庭生活的同时,她与母亲､妹妹､女友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涓生经济上的支持,她会经常光顾高档时装店､美容美发店等等,时常受到服务员和那些俗太太们的赞美奉迎,可以说她的婚姻得到了社会充分的承认,她并不孤单｡就是在涓生宣布已不再爱她,并与她离婚之后,除了她的母亲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她态度冷淡､与她疏远之外,她的妹妹､女友､女儿虽然对她也有一些埋怨之辞,但目的都是为了让她及早从以往的寄生生活中清醒过来,反省自身的不足,尽快从离婚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以开辟新的生活,其态度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绝没有冷酷无情､落井下石的意思,相反,正是这些听起来很无情的话语帮助子君认清了自己,快速地站了起来,渡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2.人际关系的不同｡人际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实践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和心理关系｡在影响子君的人际关系中主要包括丈夫涓生､父母､子女以及朋友等与其的交往和态度,在两个文本中,除了父母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子君态度相似之外,其他人对子君的态度都有很大的不同:
　　 [##]
　　①涓生对子君的不同态度:《伤逝》中的涓生是极其自私的,是不懂得爱､不负责任的｡“爱的行为是指一个人为其所爱的人的幸福与进步而付出的一切行动”④,“只有当一个人由衷地为所爱的人造福时,他的行为才称得上是爱的行为”⑤,“爱的一个同义词是给予”⑥｡而反观涓生的行为,他根本就没有为子君付出什么,给予什么,他想的更多的是子君为他付出什么,给予什么｡我们看到的涓生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可能“爱人”,而只能是“自爱”,或者是要求别人“爱他”｡因此生活一旦有了变故,他马上就显出了其本来就有的虚伪和自私,他以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 ⑦似乎子君已成为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只要离开子君,便可以摆脱窘境,有所作为｡面对生活的困境,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⑧,同时冷酷地认为子君“应该决然舍去”,尽管他已经考虑到,子君可能会因此而死去｡在涓生看来,这时的子君已然是自己的包袱,他不愿再对子君负责,只想尽快地抛弃她,于是在多次向子君暗示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明确表示自己已不再爱她,狠心地将她重新推回到了她曾经挣脱出的有着“严威”和“冷眼”的封建家庭｡于是不久,她便“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⑨｡在文中我们可看出涓生是由世交的口中得知子君的死讯的,这说明涓生推开子君后再没关心过她,而是任由其自生自灭｡
　　纵观《我的前半生》,文中的涓生虽然也和子君离了婚,抛弃了子君,但仍不失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子君和涓生虽然是自由恋爱､自主结婚,但由于子君婚后沉溺于小家庭,不求上进,依靠丈夫涓生的高收入,锦衣玉食,成天打牌逛街做美容,感情上很少与丈夫交流､沟通,更不懂得更新爱情的内容,终于导致涓生有了外遇,婚姻破裂｡但离异后,涓生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除了担负起子女的抚养责任之外,还主动提出拿五十万给子君买房子,并且每月给子君五千元的赡养费直至子君再次结婚为止,这使子君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避免了在遭受丈夫抛弃的同时更陷进生存的恐慌,使子君得以快速地站了起来｡虽然在付房款时因手头紧张而只付了一部分,但在半年后当涓生经济宽裕时,他主动把剩余的一部分钱交给了子君,使子君完全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也使子君的工作性质有了根本的转变,不再是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工作完全成了排遣寂寞､打发空闲的方式｡正如子君自己所说:“写字楼闹哄哄的,一天容易过,回家来坐着,舒是舒服,岂非像幽闭惩罚?”⑩“尤其是不在乎薪水地做,只需办妥公事,不必过度伺候老板面色,情况完全不一样｡” ⑾试想如果没有涓生的赡养费,三十多岁､青春不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又不了解社会行情的子君哪能那么快就如此风光地站了起来,恐怕为了生计要从底层做起,苦苦挣扎好多年也说不定｡因此文中子君多次在心里感激涓生,认为涓生归根结底是个好人｡
　　②朋友尤其是女友对子君的不同态度:在《我的前半生》中亦舒为离异后的子君设计了一条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独立人格之路,而引路明灯就是女性间的深厚友情,即现代女性主义所宣扬的“姐妹情谊”｡这是两个子君在友情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伤逝》中,女性间的情谊是被漠视的,子君和篇中几位女性之间的关系都极其淡漠,甚至是处于敌对状态,书中出现的几位女性——官太太和搽雪花膏的小东西,她们与子君之间都毫无女性间的温情可言,试想如果子君能够在受到涓生冷落之时得到来自女性间的问候和关怀,也不至于凄凄然离去｡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则是幸运的,在她遭到涓生遗弃､人生最失意最彷徨无助的时候,身旁有女友唐晶的安慰与鼓励,不仅使她清醒地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而且还获得了生存下去的勇气,选择了自己以后该走的道路｡ 不仅如此,从找工作到造假简历,甚至如何穿着打扮,事无巨细,唐晶均给以热情的帮助,使子君这个脱离社会十几年､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迅速地参加了工作,融入了社会｡可以说子君能够重新站起来,没有好友唐晶的支持和帮助是难以做到的｡
　　③其他人际关系的差异:《伤逝》中的子君与涓生一起只生活了一年,没有子女,离开涓生之后,没有牵挂的同时却也没有了激发她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由于当时的大环境所限,子君的行为必然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人们对她的“离经叛道”都报以轻蔑的态度,反对､迫害她还来不及,自然不会同情她､支持她,可以说子君是孤独的,她走的是个人奋斗的道路,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却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儿子的依恋､女儿的安慰给了她很多的温暖,也激发了她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她有勇气生活下去｡另外在工作中同事的关心､帮助也给了她重新站起的信心｡这些都是《伤逝》中的子君所无可比拟的｡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两个子君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不同,再加上各自不同的个人素质就构成了她们截然相反的命运,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二十年代的子君时代背景､社会环境都没有给她提供继续生存的空间,有没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起了决定的作用;而对于八十年代的子君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则给了她足够的生存空间,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完全取决于个人素质,取决于个人有没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有没有拼搏精神,因此才使子君重新站起来,有了灿烂的生活｡这也正是两位作家对同一素材小说不同处理的深层意蕴所在:鲁迅是站在社会的角度,以改革社会的政治目的来写作《伤逝》的,作为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作为一位“奉先驱者将令”而“呐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鲁迅的创作意识中必然包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伤逝》是从婚恋的角度对 “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之后,像涓生一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问题的深刻思索,它通过子君的悲剧告诉人们:爱情､婚姻自由的取得,个性解放的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离开社会解放的道路而单独获得的,个性解放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解放为前提｡而亦舒则是站在个人爱情婚姻的角度,以建构新女性精神为目的来写作《我的前半生》的,通过子君在遭受涓生遗弃后重新站起来的经历,塑造了一个充满现代精神的新女性形象,意在倡导女性的自我觉悟与自我完善,尤其强调女性在爱情中的独立性,女性不应该依靠男性,这不仅在经济上,更主要在精神上｡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秀清(1971-),河南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俞骆波.子君的命运——— 鲁迅和亦舒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J] .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3).
　　②③⑦⑧⑨ 鲁迅.伤逝[A] .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编.中国现代文学名作选(上)[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④⑤⑥ [美]乔兰德.健全的人格[M].许金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⑩⑾ 亦舒.我的前半生[M]. 海天出版社,1996.
　　

• 李秀清： 时代、环境与人物命运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