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刘庆邦小说 失怙少儿形象 创作动因
　　摘 要：刘庆邦创作了大量的成长小说，塑造了大量的青少年形象，这类形象中的失怙少儿形象引人注目。作者主要是从失怙少儿心理特征、情感世界和精神品格等层面塑造其形象的。其创作动因主要是：追寻成长体验，表达怀旧意识;代民间立言，替弱势群体说话;表现残缺柔弱之美与温馨成熟之美。
　　
　　一
　　
　　刘庆邦是一个创作颇丰、题材多样、风格多变的作家。他曾将他的小说划分为柔美、酷烈、痛心和成长四类，但他后来又说此种分类不科学，不过，成长小说作为刘庆邦小说的一个大类是说得过去的，因为成长小说的确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拳头产品。在这类小说中，他为我们精彩讲述了许许多多令人心动的成长故事，细致描绘了青少年生理与心理上、情感与精神上隐秘曲折的成长历程，精心塑造了一系列鲜活感人的青少年形象，而这类形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失怙少儿，如金生(《远足》)、河生(《少男》)、文周(《美少年》)、小姐姐和平路(《小呀小姐姐》)、改鸽(《谁家的小姑娘》)、毛信(《毛信》)、长玉姐弟(《平原上的歌谣》)，以及《户主》《拉网》《无望岁月》中的“我”等。这些失怙少儿形象既有一般成长小说中成长者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我们可以把这类塑造失怙少儿形象的小说看作刘庆邦成长小说的亚类。刘庆邦是如何塑造这类人物形象的，其创作动因是什么？
　　纵观刘庆邦一系列失怙少儿成长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主要是从失怙少儿心理特征、情感世界和精神品格等层面塑造这类人物形象的：
　　1．表现失怙少儿忧郁敏感的心理特征。幼年失怙，是人生的一大悲剧。父亲的早逝使生活的重担落在失怙少儿柔弱的肩膀上，也压在他们弱小的心坎上。从此，他们再也不能像别的孩子一样享受父亲的疼爱与呵护，不能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不能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幸福平静的乐园一去不复返了，苦涩而沉重的生活使他们原本明朗的天空变得阴云密布，使他们满怀希望的心灵变得茫然失措，忧心忡忡。刘庆邦坚持他一贯遵循的“贴着人物写”①的创作原则，极力捕捉重大变故之后极为平常的生活细节，准确表现出失怙少儿心灵世界的细微变化和忧郁的心理特征。 如《户主》中，“我”“有事无事都蹙着眉头，一副小父亲的样子”。从此，知道“绝不可以随便说话……人说话不是用嘴说的，而是用脑子说的”。当心事重重的“我”冒着大雪行走在返校途中时，一个人站在茫茫的雪地里，生出一种孤立无援的忧郁心情，心想要是父亲还活着，家里什么事都不用管，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玩就玩，该上学就上学。
　　由于过早涉入成人世界，这群失怙少儿对周围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极为敏感，他们既盼望得到众人的同情又害怕受到别人的伤害，显出过分的自卑。金生(《远足》)被带到表哥村里时，发觉所有的老头都直盯盯地看着他，他就想“没了父亲，这么远的人都知道了，这使他突然觉得非常自卑，他的头勾得更低了”。表嫂的母亲说金生死头死脑，没一点喜兴劲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莫大委屈，他那脆弱的心显得有些沉重，变得眼泪汪汪。
　　2．关注失怙少儿细腻复杂的情感天地。在失怙少儿内心深处，父亲的死是他们永远的痛，他们总在独处之时，悄悄流着伤心的泪水，默默寄托着对父亲的哀思。猜小(《种在坟上的倭瓜》)年年带上弟弟给父亲上坟，在心里把雪白的蒲公英当作祭奠父亲的花圈。她将几粒倭瓜种子种在父亲坟上，盼望得到父亲的保护。她把倭瓜的茎牵往父亲的坟上去，好在炎热的夏季为父亲撑起一把绿色的遮阳伞。金黄色的倭瓜花开在绿叶之间，猜小想起了父亲在她头上绑石榴花的情景，不知不觉落下硕大的泪珠。金生(《远足》)在父亲坟前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开口，汹涌而出的泪水就收不住。当表哥背起小金生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疼爱他的父亲。
　　人死不能复生，失怙孩子在思念亡父的同时，更多地把爱倾注到那些活着的亲人身上。小姐姐(《小呀小姐姐》)十分疼爱尚不能走路的驼背小弟弟，每天清晨出门前都要想办法陪寂寞孤单的弟弟玩一会儿，待太阳出来，她才上山放羊薅草去。弟弟弥留之际，为让他再尝尝世上最喜欢吃的鱼，小姐姐冒着炎日下塘摸鱼，不慎沉入水中，临死前还想着对不起弟弟。长玉(《平原上的歌谣》)在外面无论是得到一个红萝卜或一颗盐子儿，还是一小块面团儿，都要拿回家中和五个弟妹分享。为了帮助母亲，长玉上学三年就回家劳动，为母亲分忧。同别的成长小说一样，刘庆邦也十分关注少男少女的性意识萌动和他们对异性朦胧的恋情，但失怙少儿毕竟不同于普通孩子，由于父亲的缺失和家境的贫寒，其感情往往是细腻的，也是脆弱的，对异性的恋情往往显得曲折，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小金生(《远足》)与表哥村里的喜妮尚未谋面，仅因表哥的一句玩笑，就对她产生了微妙的向往与思念之情，当得知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他时，他感到很是尴尬和失落。他对喜妮的感情朦胧而胆怯，脆弱而柔美，简直有点让人心疼。不到十二岁的毛信(《毛信》)因大娘要把她说给钟明而迁怒于钟明，处处与钟明较劲作对;当得知钟明因她失去了父亲而同情她让着她时，又对他产生了好感与依赖感，希望与之订亲，以寻找爱的归宿;当得知钟明已转往城里读书时，毛信顿时感到很失望。毛信的感情变化写得一波三折，柔婉哀伤。
　　3．讴歌失怙少儿蓬勃向上的精神境界。成长小说往往描述青少年在一个重大事件(大多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后，主人公身心迅速成长的过程。刘庆邦笔下的失怙少儿，则由于父亲逝去后某个仪式性事件(诸如订亲、远足、拉网等)，其人格心理与思想发生突变的同时，他们身上更激发出一种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顽强不屈的可贵精神。
　　钟明（《毛信》）到城里上学后，毛信(《毛信》)决心拉近与钟明的距离，“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从农村上到城里去” 。“我”(《户主》)因姐姐的亲事蒙受巨大委屈，但他从此变得勇于承担家庭责任了。金生(《远足》)“回到家坚决不能再哭了，他要做得高高兴兴地回家见母亲，要让母亲知道，她的儿子出门远行之后，已长成一个大人了”。河生(《少男》)的姐姐遭退亲后，他心里突然升起一个庄严的念头：从今以后，要好好读书，要让母亲和姐姐不再受委屈，为家里争气。
　　小姐姐(《小呀小姐姐》)失学了，小弟弟身体残疾，时刻面临死亡威胁，但姐弟俩珍惜生命，热爱大自然。小姐姐为小弟弟捉蚂蚱，烧鱼儿，唱儿歌，尽量让小弟弟在残缺有限的生命里享受幸福与快乐，她还背着他到田间，看碧绿的油菜和肥得白汪汪的蚕豆叶儿，闻泥土散发的芳香，剥吃嫩嫩的豌豆子儿，品尝新鲜的麦粒儿，平路欣喜地说“到庄稼地里看看，死了就不亏了”，小姐姐坚决不许弟弟提及“死”字。尽管呵护他们的父亲已弃之而去，美好生活离他们很遥远，死亡又来光顾他们幼小的生命，但两个孩子对生的渴望异常强烈，表现出生存的勇气与勃勃的生机。
　　总之，刘庆邦笔下的失怙少儿形象，其心理是敏感忧郁的，其情感是细腻复杂的，其精神是奋发向上的，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这或许与刘庆邦少年失怙的身世有关，但翻开近百年中国文学史，少年失怙的作家不在少数，如鲁迅、周作人、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萧乾、张承志等，他们对失怙少儿的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然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失怙少儿为主人公的小说却并不多见。倒是不属于少年失怙作家之列的沈从文写出了翠翠、萧萧和三三等失怙少女形象， 但沈从文只是把失怙作为一个背景，并不深究失怙对于这些少女的意义。在谈到翠翠这个人物形象时，沈从文说不过是“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写一点纯粹的“与生活不相黏附的诗”，写那种与他“目前的生活完全相反”而与他过去的情感比较相近的牧歌，以求得生命的平衡②。刘庆邦也许受到沈从文的启发，他笔下的失怙少儿形象身上当然也寄托着作者某种诗意的追求，人性美人情美的讴歌，但比起沈从文的自然活泼天真未凿的失怙少女，刘庆邦的失怙少儿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息，有更现实的生活基础和沉重的精神负担。刘庆邦不仅集中塑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失怙少儿形象系列，而且少年失怙对于这些少儿的成长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和重大意义，这不能不说是刘庆邦在小说题材的开掘上，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颇有特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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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刘庆邦着力塑造出那么多失怙少儿形象，其创作动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追寻成长体验，表达怀旧意识。古往今来，许多作家的文学创作都带有自叙传色彩，他们个人的情感与体验都不可抑制地流露于笔端。法朗士说，一切创作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郁达夫也一再强调小说要反映作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要求，他“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是绝不能丧失的”③。刘庆邦有过苦难的童年和曲折的人生经历，他的小说主要写农村和煤矿生活，也带有强烈的自叙性特征并流露出浓厚的怀旧意识。
　　刘庆邦每年都要回故乡几次，那里有他的母亲和姐姐，有他儿时的朋友，有养育他长大成人的故土，更有少年失怙给他带来的苦难的成长记忆。他说过，“过早丧父使我们的心受了伤，并使我们变得心重，这一点要影响我们一辈子，我的小说不知不觉间就打上了这种心灵的烙印”④ （见北乔的《刘庆邦访谈录》）。刘庆邦一九五一年出生于贫穷的河南农村， 九岁时父亲早逝，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兄弟姐妹五人均未成年，全凭母亲一人支撑，他的青少年时期，家乡天灾人祸不断，他曾想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文革”扑灭了他的理想，他曾想当兵，却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未通过政审。这样的不幸与挫折留给他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并在其中篇小说《无望岁月》和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以及短篇小说《少男》《户主》《远足》等作品中得到十分具体深刻的表现。《无望岁月》中的“我”，《平原上的歌谣》中的文长河，《少男》中的河生，《户主》中的“我”，《远足》中的金生，都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创作的。他的许多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母亲和姐姐就是以他的母亲和姐姐为原型创作的。刘庆邦不幸而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本人的性格与气质，使他“性格深处有感伤的东西，忧郁的东西”⑤，也有一种永不屈服的顽强精神，这些因素烙印在他的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种底色。
　　有趣的是，刘庆邦许多作品的叙事都是从回忆开始，而写失怙少儿的小说碰巧多篇都写于节日期间或节日之后，如《谁家的小姑娘》写于一九九八年国庆节期间，《美少年》《毛信》写于国庆节后;《拉网》写于一九九九年五一节，《户主》写于五一节后不久(这两篇可作姊妹篇看待);《种在坟上的倭瓜》完成于二??一年元旦之后。这难道是一种无意的巧合吗?“每逢佳节倍思亲” ，节假日期间易于引起对亲友的思念，也便于回乡探亲或接待故友，当然比平时更易于勾起对儿时往事的回忆。也许，这就是刘庆邦失怙少儿形象作品的写作时间往往与节日有关的一个重要机缘。刘庆邦说：“我笔下的一些乡村是我记忆中的乡村……寄托着我的思乡和怀旧之情。”⑥（见北乔的《刘庆邦访谈录》）刘庆邦笔下失怙少儿的故事当然是他乡村记忆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代民间立言，替弱势群体说话。刘庆邦出身农民，当过矿工、记者，其复杂的人生经历使他不仅对底层社会生活有着切身体验，对底层人思想感情有着深刻理解，而且始终关注他们的疾苦和生存状态。他的许多小说都形象地描绘了民间生活的真实图景，反映了底层社会小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使他享有“民间代言人”的称号。农村少儿本来就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失怙少儿更可称得上是弱势中的弱势，单纯幼稚的小脑袋要去承载成人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尚处受保护阶段却要充当保护者角色，正是这种尴尬艰难的生存处境，复杂独特的心理、情感特征与精神状态，使刘庆邦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共鸣，从而在他的失怙少儿系列中表现出作者深切的悲悯与真诚的人文关怀，也许是感同身受的缘故，刘庆邦特别关注他们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欺压与歧视，写出他们无力与之抗争的无奈的社会环境。文周(《美少年》)因父亲的死、姐姐的沦落而被村民无情地耻笑和欺辱，他感到屈辱和愤怒，从而走向了复仇，也走向了无谓的死亡。长玉(《平原上的歌谣》)的父亲刚刚断气，食堂当天中午就勾掉了他的名字，长玉想多打点饭的愿望落了空，人们的冷漠让她感到寒心与痛苦;长玉家吃饭的人多，挣工分的人少，口粮自然就不够吃，她想帮家里挣点工分，却遭到人们的奚落与拒绝，又一次令她感到无比伤心。“我”(《无望岁月》)的发展与进步因父亲的遗留“问题”而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阻拦。
　　3．表现残缺柔弱之美与温馨成熟之美。“残缺”作为一种审美意象，“不但可以给厌倦完美和谐形式的人们提供新鲜的审美寄托，增加审美活力和审美变异感，而且可以加深或者增添人类对自身的理解”⑦。“柔弱”也是一种审美意象，它易于唤起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并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刘庆邦笔下失怙少儿是柔弱的，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是残缺不全的，失怙少儿形象自然就表现出一种残缺之美和柔弱之美。
　　叔本华曾赞美人的童年“宛如伊甸园，是所有人都得以降生的淳朴乐园”⑧。但在失怙少儿的心中，童年却如人间的“失乐园”般充满苦难和酸辛。失怙是人生中的大不幸，给失怙少儿的成长道路带来无法抹去的阴影。失怙意味着不再有完整的家庭和完美的人生，也意味着他们柔弱的身体必将要承受沉重的家庭责任和义务，意味着提前告别无忧无虑的纯真年代，迈进纷繁复杂的成人世界。《户主》中的“我”还是一个初一学生，母亲和姐姐却总拿他当商量大事的一家之主来看，连姐姐该不该相亲这样的大事也要他这个尚未成熟的少年来定夺。《谁家的小姑娘》中的改鸽、《小呀小姐姐》中的小姐姐、《平原上的歌谣》中的长玉、长青姐妹都还是年仅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不得不充当起母亲的小帮手、弟妹们的小母亲的角色。此外，迫于家庭的贫穷和现实的困难，家长们给尚未成年的失怙少女订“娃娃亲”的做法给失怙少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谁家的小姑娘》中的改鸽，《毛信》中的毛信“还不足十二岁”，无意中听说要为她们订“娃娃亲”，就表现出本能的反感和恐惧。这就是失怙少儿极不平常的人生处境。少儿本来就是柔弱的，正处在生命成长的一个微妙敏感的特殊时期，而幼年失怙的隐痛又强化了少儿成长过程中的忧伤和敏感。所以刘庆邦笔下的少儿因为失怙而更加敏感脆弱、自尊倔强，多愁善感，这样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化育成作家笔下的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领略到一种有别于普通孩子的柔弱之美与残缺之美。
　　不仅如此，刘庆邦还在失怙少儿身上挖掘出他们善良的品格、丰富的情感和强大无比的生命力。虽然失怙使他们的家庭残缺不全，使他们过早失去父亲的呵护，但苦难也磨炼了他们的意志，锻炼了他们的生存能力，苦难使他们与家人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克己尽责，早熟懂事，从而表现出一种艰难辛酸的温馨美和成熟美。
　　失怙少儿如风雨中的小草，柔弱而坚强，敏感而执著，是文学形象塑造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应该说，失怙少儿形象的塑造完全实现了刘庆邦的创作初衷和艺术目标，“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心灵得到慰藉，对改善人心起到一点促进作用”⑨。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立项课题论文，项目编号03D184。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 余志平（1965-），湖北孝感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2004级博士生。
　　
　　① 刘庆邦：《贴着人物写（序言）•到城里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水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③ 郁达夫：《郁达夫文集•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第7 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第181页。
　　④⑥ 北乔：《刘庆邦的女儿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98页，第293页。
　　⑤ 刘庆邦、夏榆：《得天独厚的刘庆邦》， 《梅妞放羊》（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384页。
　　⑦ 吴炫：《否定主义美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⑧ 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华龄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⑨ 刘庆邦、赛妮亚、梁祝：《刘庆邦访谈录(代跋)》，《民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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