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卡夫卡 天堂 终极拯救 梦魇 悖谬 写作
　　摘 要:卡夫卡作品的主题一般可以概括为无助､无奈与反抗,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卡夫卡不相信实体的上帝,他通过写作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上帝,天堂也是卡夫卡式的｡在他看来,人类的存在是荒诞而又永恒的,也就是真实的,彼在的得救之所无人可以到达｡人的自救在于存在的过程中,由于困难重重,人们会有荒诞和悖谬之感｡而一旦通过反抗,超越了荒诞的存在,人就会获得终级拯救,尽管那只是愿景｡
　　几乎所有关于卡夫卡的评论都认定卡夫卡是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讲述了那么多关于徒劳､变形和毁灭的故事,他沉浸在孤独无助的体验中难以自拔｡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美国作家兼评论家欧茨独具慧眼,她发现卡夫卡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对卡夫卡作品中喜剧性特点的认识之上的｡在卡夫卡看来,现世生活(包括对顺境的适从和对逆境的抗争)是通向天堂之路的过程,俗世体验就是天堂幻景｡至于最终由谁去体验那至高的得救的天堂,那是无关紧要的｡①在我们看来,卡夫卡的确揭示了人类存在的真相,人类得救不在虚无缥缈的幻景天堂,而在存在的每时每地｡尽管寻求拯救的努力总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困难,有时是自身的,有时是环境的｡但是,通过写作,艺术地创造一个现世天堂,寻找一条自救之路,不失为反抗荒诞的适当方式｡而当你反抗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接近上帝的终极拯救｡这是一个进入卡夫卡艺术世界的切实途径｡
　　
　　一
　　
　　卡夫卡是一个创造并相信自己的上帝的作家,他坚信,“如果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仰,人就无法活下去｡对于人来说,无论是这种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这种信仰,都可能是长期隐存的｡这种隐存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相信一个自己的上帝”(《箴言五十》)｡他视写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在他短暂的一生里,为了写作,他放弃了恋爱､健康､家庭以至生命｡写作对他而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即是他为把自己从“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所做的终极拯救,可以称之为一次重返天堂的拯救之旅｡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卡夫卡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精神状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庭生活中父亲的压抑｡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位粗暴､自负而成功的犹太商人,卡夫卡是他的长子,为此他曾对卡夫卡寄予厚望,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的家业｡可卡夫卡内向沉静的天赋与秉性都与他要求的强悍､决断相去甚远,他的粗暴教育不仅是失败的,而且从幼年起就在卡夫卡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这种压抑甚至影响了卡夫卡的一生｡父亲在卡夫卡寻求拯救的过程中就是权威和困难的象征｡在卡夫卡看来,“权威是不应该怀疑的,也是不容怀疑的,否则怀疑者将难逃严厉的惩罚｡这不是一个合理行动的问题,不管有没有正当的理由,所有自主的决定都会受到无形或有形的惩罚｡权威常常否决人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怀疑者不受到某种创伤而逃脱惩罚”②｡这种权威的形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并由物在的实体(《判决》《变形记》中的父亲)发展为一种纯粹精神的象征(《审判》《城堡》中无处不在的权力意志),正如卡夫卡在他那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所说:“我的作品是关于您的｡在其中我倾吐了那些我不能在您的怀抱中所倾吐的伤心事｡除非受到您的强制,在我能够自主的时候总是故意久久地远离您｡”
　　与父亲的压抑相对立的是卡夫卡的追求,这种追求既是对压抑的反抗,又是卡夫卡内疚和自责心理的流露｡在焦虑和痛苦的冲撞中,他把自己的反抗逐渐隐匿为精神的追求,于是这种精神斗争的外在表现——写作就不单单成其为写作,而成为卡夫卡摆脱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而在写作中,卡夫卡的孤独､焦虑､苦闷与绝望也在一次次的抗争中渐趋明晰｡正是在一次次对自己的审视和自省中,卡夫卡又把写作赋予了更高层面上的意义,将它作为自己重返天堂的终生的努力｡卡夫卡的这种重返天堂的想法明显地来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把人生分作三个阶段: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并把宗教阶段看作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在其代表作《或此/或彼》中他向往彼岸世界,同时提出回到天堂的困难和可能性｡克尔凯郭尔的宗教并不是基督式的宽恕一切的宗教｡“他所谓成为宗教的人并不是赏心悦目的乐事,它包含着双重的危险｡首先得承受一切内心的痛苦,他得放弃理性,其次他还得放弃世俗的一切｡‘你越亲近上帝,越和上帝纠缠在一起,则越对你不利｡’信仰上帝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投资,它是令人生畏的,宗教的人得从世间死去,而后被献为祭品,先有一支长矛刺穿心脏,继而遭人憎恨､唾骂并被上帝抛弃｡”③克尔凯郭尔的上帝在卡夫卡的生活和创作中得到了验证｡卡夫卡坚持上帝为一种存在,“这个上帝并不否认对世间罪恶的责任,也不否认对,要不然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里的坏事的责任｡但他对这些罪恶和坏事的抱怨漠不关心｡这并不是由于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两分法,而是由于它不受任何伦理道德评价标准的约束”④｡这个上帝在一定程度上与卡夫卡心目中的权威形象相混合,他们都有着不受理性羁绊的绝对意志和权力｡一方面沉醉于重返自己创造的天堂,一方面在不可企及的追求中陷入绝望,又在绝望中诉诸那无以名之的强烈而孤独的反抗｡这既是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也是卡夫卡的全部精神生活｡于是,终极拯救就成为卡夫卡写作的永恒的主题｡
　　
　　二
　　
　　卡夫卡终生都在体验着焦虑､孤独与绝望,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莫不如是,他们都迫切需要寻求救赎,希望跨进得救的天堂｡在《城堡》中,这种意愿得到了最为明晰的表现｡小说描写K初次踏入城堡脚下的村子,对城堡的印象既陌生又熟悉,既神秘又亲切,甚至令K想起了自己故乡的小镇｡这种感觉上的迷离和潜意识中的似曾相识,都使得“城堡”更像是一个天堂的隐喻,在无涯的寂静和沉默中向K——那个一心想进入它的凡人展示神迹｡正是在这种神迹的感召下,K开始了执著的探索｡在卡夫卡的小说世界里,反抗与追寻甚至已不再是生的需要,而成为生的目的和手段｡《审判》里的约瑟夫·K拒绝接受“诡称无罪开释”和“延期审理”,不能忍受耻辱地活着这一永恒的历史真相,坚持在法的帷幕下寻求公理的真义和生命的价值;《饥饿艺术家》里艺术家用生命体验荣誉的巅峰,即使被抛弃和厌恶,也固守住自己的坚持;《地洞》中那个不知名的动物,生存本身对于它而言就像是一场恐惧和躁动的预演,它的忧虑和绝望是此在世界的罪孽和诱惑,只有在卡夫卡心中的彼在天堂才能化解｡然而这种对彼岸生活的偏执的追求,又几乎无一例外是毫无结果的｡坚决的反抗带来的是彻底的异化,如《变形记》《地洞》,而更多的则是死亡,如《审判》《饥饿艺术家》《城堡》｡正像克尔凯郭尔所言:宗教的人得从世间死去｡卡夫卡的精神拯救尽管是强烈而令人震撼的,却也是绝望而悲哀的｡正如卡夫卡在“箴言八十四”中所说:“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在天堂生活,天堂为我们的享用而存在｡如今我们的使命已经改变了;天堂的使命是否也随之而改变呢,没有人说出｡”没有借写作而进行的天堂之旅,卡夫卡在父亲的阴影和生活的重压之下无法生存;而当卡夫卡在文学的世界中开始怀疑彼在世界的真实性时,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绝望和无奈｡
　　当卡夫卡的思想矛盾在激烈地冲撞时,反映他全部内心斗争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特殊的风貌｡贯穿他全部作品的是永恒的精神拯救,是最坚决和最强烈的反抗,可这种反抗常常因预知无望的结局而被迫终止｡然后生命的需要又使它在某个角落复苏,重新投入宿命的抗争中,并因这种注定了的失败显得愈加悲壮｡这就造成了卡夫卡作品的一个鲜明的特色:悖谬性｡卡夫卡的小说总是讲述行为的不能实现,描写与生活秩序和现实法则不合的场景｡这成为卡夫卡小说与众不同的艺术风貌｡《变形记》的故事就是由一系列行为与目的的对立､消解推演而成的｡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之后,伴随着格里高尔的心理活动,小说开始了对行为与结果的矛盾的叙述:希望这是一场梦——发现闹钟指针过了六点半,早已误了火车的时间;希望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起床穿衣——而公司协理却提出了解除他工作的威胁;希望就自己的困境向协理做出解释——发现协理被自己可怕的样子吓跑;希望得到家人的谅解和帮助——而父亲粗暴地将他撵进房里,使他受了伤;希望得到美味的食物——发现自己对甜牛奶和白面包反感;希望见到母亲——结果自己因为怕吓到她而躲在了沙发下;希望能逃回自己的房间——而父亲却凶狠地用苹果砸向自己,击中后背,嵌到了肉里;希望用不吃东西来暗示家人没有尽心照料他——最终却被家人永远抛弃了｡每一个预期的行为都被意料之外的反应所打断或阻止,格里高尔也在这一连串行为与目的的消解中走向了死亡｡在潮水一般的冷漠和绝望中,小说画上了句点｡这是就其细部情节生成而言的,就总的情节构思和布局来说也是如此｡《城堡》所描写的就是K进入城堡的愿望和努力一次次地落空,直至在一系列接近城堡的行为与目的的消解中完全失去与城堡联系的可能性｡《审判》的主干情节与《城堡》类似｡约瑟夫·K在恐惧与神秘力量的推动下,反抗法庭对他的控罪,在一次次的抗争下逐渐丧失了一切希望,最后屈辱地死去;伴随着抗辩这一行为的不能实现,小说逐渐进入尾声｡
　　 [##]
　　卡夫卡这种悖谬化的叙事充分演绎了主人公无效的挣扎,这些挣扎又无一例外地指向卡夫卡的天堂｡那为何卡夫卡要以这种绝望的方式走向自己的拯救之旅呢?为何要赋予主人公这种注定失败的悲惨命运呢?卡夫卡究竟想在行为的不能实现中诉说什么呢?要考察这一切,就要重新回到卡夫卡为拯救自己而设的天堂中去｡同克尔凯郭尔一样,卡夫卡认为神(天堂)的法律与人类的法律是不可相通的｡“世人是没有能力理解神的法律的,更有甚者,神的法律在世人的眼里还可能是不道德的:克尔凯郭尔这一论点的依据是他在《恐惧与颤栗》中反复论及的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所做的牺牲｡”⑤《城堡》中的那段插曲——阿玛丽亚拒绝官员索提尼的无耻要求却遭到了惩罚——就是卡夫卡对神性的参悟｡天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存在,卡夫卡在他的世界中徘徊在天堂之外却不得其门而入｡克尔凯郭尔迷恋《圣经》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在无限弃绝后凭借神秘的力量,凭借信仰又得到了以撒,体验了伟大的神迹｡可克尔凯郭尔同时也承认,亚伯拉罕的信仰之悖论应该毫无保留地予以赞美,却无法理解和效仿｡卡夫卡没有选择荒谬,他选择了反抗,可这仅仅在人类的法律范畴内而言称得上是反抗,因为在拯救和信仰的天堂里,反抗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着悖论｡在反抗的永恒过程中,“自我总是以为自己掌握着‘善’(即自我认识和自我扩张),而外界环境由于对‘善’进行抗拒,就成了‘恶’”⑥｡或者说,“通往上帝的旅程是艰难和痛苦的,靠猛烈的冲撞往前走是不聪明的,因为那种方法包含着对自信和永恒的蔑视”⑦｡或许,这就是卡夫卡的困惑,是卡夫卡的悖谬得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他笔下那些悲剧式人物痛苦的根源｡但卡夫卡毕竟和克尔凯郭尔不同,反抗是他自我拯救的途径｡尽管在反抗中始终存在着难以言说的绝望,可不管怎样,卡夫卡都在绝望和彷徨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天堂之旅｡他笔下的反抗者从未有过妥协的念头,即使是在反抗中走向死亡｡这或许才是卡夫卡所谓的“发展过程的永恒”｡也正是这种在血与泪中顽强走过的生,才称得上是终极拯救｡卡夫卡的个性虽然懦弱,却终生都在以极大的勇气和耐心寻求自我救赎｡
　　
　　三
　　
　　卡夫卡认为,“我们的艺术是一种由于真实而变得刺眼的存在:照在回避的丑陋面孔上的光是真实的,其他都不是”(《箴言六十三》),叙述行为与结果的对立,并不是卡夫卡作品悖谬性和荒诞感的全部体现｡在卡夫卡那个绝望与抗争､荒诞与严肃､死亡与拯救并存的艺术世界里,这种不合情理的荒谬不仅仅表现在情节的生成上,还突出地表现为一个个令人恍惚迷离的艺术场景,这些场景往往有着梦魇般的真实感,其中蕴含着拯救与反抗的悖论｡
　　卡夫卡许多作品的结构和梦境的结构非常相似,好像是噩梦的重演｡他以最平淡､最不引人注意的语气和态度叙述与习惯逻辑､与常理相悖的事件和情境,就像那是最平常的事｡在叙述时却又遵循梦的法则,打破了叙述的前因后果,将看似互不关联的场景叠加放大,使之呈现出梦的游移性和不确定性｡如《乡村医生》中那两匹莫名其妙地从猪圈中冒出来的马和那突然出现的马夫;医生不但治不了病人的病,自己还被脱光衣服放到病人床上去,最后坐上马车在茫茫雪海中踽踽独行,永无回到家的希望｡又如《变形记》中阴郁可怕的变形,《猎人格拉胡斯》中飘泊在途中永远到不了彼岸､无家可归的､已死去却仍活着的猎人,都是卡夫卡这一艺术特色的突出表现｡至于《审判》中永远设在公寓顶楼昏暗窒闷的法院办公室,黑暗的贮藏室里发生的触目惊心的鞭笞,约瑟夫·K像条狗一样地在采石场上被神秘的黑衣人杀死;《城堡》中拥挤忙乱的办公处和窄小嘈杂的过道,比格尔梦呓似的无休无止的唠叨,则更是这种梦魇般的真实的最好演绎｡尤其在阴暗的角落,封闭的空间,这种梦魇式的真实表现得愈加充分而浓烈｡那么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即为何上述场景和片断能够营造出卡夫卡式的梦魇一般的真实感呢?
　　卡夫卡作品的这一艺术特性,可以用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绘的一个图像来解释｡“柏拉图通过这个图像表达了人对于观念本质的可怜的无知:他被缚着蹲在他的洞穴的地上,背对着亮光,他看到的真正的世界其实不过是映现在他的地牢墙上的一个影戏｡不过对于卡夫卡来说,情况显然复杂得多:犯人完全意识到他的屈辱的监禁处境,同时又有一种着了魔似的求知欲,由于它倔强的行为和不停的赌咒发誓,使监狱当局表现出一副不怀好意的宽宏大量的样子｡为了满足他的强烈的求知欲,狱方在牢墙上嵌上了几面镜子,由于地牢四壁凹凸不平,这些镜子成了一面巨大的哈哈镜｡”⑧ 囚犯在镜子里看到的是通过歪曲的媒介而折射出来的现实的真实投影｡这就是卡夫卡的艺术世界,它有着丰富纤细的表现,却源自人的疯狂和神的捉弄｡这是一个接近永恒真相却注定被愚弄的真实,其中有着最深沉的恐惧与颤栗｡它就是一场无端闯入脑中的噩梦,那种恐惧是无来由的荒谬,就像是无声的舞台上的一出滑稽剧,戴着帽子的小丑跑来跑去,总是被堆放在舞台上的固定的障碍物绊倒｡恐惧仅仅在于,当那个小丑咧开嘴,露出嘲弄似的笑容,台下的你突然发现,那个小丑正是曾经自以为是的自己｡
　　这种梦魇式的真实正是卡夫卡所描述的人类存在的真相｡而终极拯救必须建立在对荒诞和永恒的现实存在的反抗之上,这些梦魇式的图景就是卡夫卡寻求拯救的内心生活的体现｡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心理的自我抛弃了外部世界,也抛弃了支配外部世界的现实法则｡紧接着,梦将以某种形式表现那些在正常生活中遭到意识世界反对的愿望｡梦所显示的所有怪癖行为都归于梦幻状态中潜意识压抑力的这种东西｡”⑨这些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那些极具梦的特征的场景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卡夫卡的前期作品更多表现的是父子冲突的话,如《判决》中格奥尔格毫不犹豫地执行父亲宣判的死刑;《变形记》中格里高尔以变形的方式逃避父亲和家庭带给他的重负,即使变形后也未能从父亲的压抑和控制中解脱出来,直至最后死于父亲的暴力和厌弃;《美国》中卡尔·罗斯曼离家远行,在抵达美国时丢了箱子和雨伞——家庭和父权的象征｡那么,在他中后期的作品里就明显地存在着一种与焦虑､绝望､自疚､彷徨交织在一起的反抗,即一种精神上的终极拯救｡尤其在他的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中,这种精神上的拯救与作品里不屈的抗争融为一体,成为卡夫卡心路历程的记载｡正是在这种宿命的拯救与抗争中,卡夫卡试图超越那种梦魇似的真实带来的恐惧与颤栗｡
　　《审判》中有一个宣称总是为罪过所吸引的高高在上的法庭,他宣判约瑟夫·K有罪,然而这种罪行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基督教的原罪说｡人们因为有罪被逐出天堂,从此就期待着重返天堂的拯救之旅｡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现实的法庭和无上的权威又和他自己的上帝等同起来｡约瑟夫·K的死亡似乎象征着重返天堂的失败和噩梦的结束,却又像是并不尽然｡正如卡夫卡在“箴言十三”中所说:“开始产生认识的第一个标志是死亡的愿望｡这种生活似乎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而另一种生活却可望不可即｡人们不再为寻死而感到羞耻……”在这时的卡夫卡心中,“天堂”和“上帝”指的是在事实上不能立即得到证明,甚至最后也不能得到证明的信仰,这种信仰的终极行为是死亡;而死亡,就是摆脱梦魇式的恐惧与颤栗,通向得救之途的结束｡同约瑟夫·K在抗争中放弃了生之希望一样,卡夫卡也正是在写作这一实在的精神生活和存在这一虚幻的现世生活中徘徊,约瑟夫·K的死亡就是卡夫卡犹疑､自卑､彷徨内心的反映｡从《审判》到《城堡》,卡夫卡在放弃了(多半是被迫和自虐式的省察)自己作为一个此在个体的世俗生活后,其渴望拯救的天堂之旅也最终得到了确立｡《城堡》中K接近城堡的企图一再地破碎,可与约瑟夫·K不同,K没有放弃,甚至没有真正怀疑过进入城堡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已不再是一种可能获得的恩准,而被最为绝望然而又始终强烈坚定的反抗所取代｡K处在生与死的尽头,在一次次注定无望的反抗中接近了永恒｡这时的死亡,已不再是通向得救旅途的结束,而是在清醒与绝望的抗争中成为彼岸生活的开始,尽管那确然是一片未知的无涯和虚空｡但无可否认的是,卡夫卡的天堂之旅也伴随着抗争之力而升华｡在这场抗争中,“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正在离他远去｡同亚伯拉罕凭借信仰之悖论重新获得以撒一样,卡夫卡凭借反抗之悖论获得了重生｡
　　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在写作中创造自己的天堂,在喜剧性的语言和情节构思中揭示存在的真相,在压抑和绝望中寻找自我救赎之道｡由于他预知了绝望的结局,又体察到了抗争对于荒谬的意义,才在宿命的反抗中,在一次又一次注定的失败和不可实现中创造了卡夫卡式的悖论;又用梦的法则,在荒诞与混乱､恐惧与颤栗之间创造了卡夫卡式的梦魇般的真实｡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反抗就是他重返天堂的一次次终极拯救｡卡夫卡既悲观又满怀信心,他用行动和艺术创造给予我们以超越人类宿命的力量｡他的作品记录了他的信仰和思想,是他寻求终极拯救的全部精神生活的反映｡尽管他的救赎显得有些无力,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愿景,并且在执著中昭示着崇高之美｡
　　(责任编辑:水 涓)
　　
　　①⑥ 乔伊斯·欧茨.卡夫卡的天堂[N].俞其歆译.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83.690-691.
　　②④⑦⑨ 霍夫曼.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M].王宁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17.244.245.31.
　　③ 彭越,陈立胜,西方哲学初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350.
　　⑤ 埃德温·缪尔.弗朗兹·卡夫卡[N].牛抗生译.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7.
　　⑧ 埃里希·海勒.卡夫卡的世界[N].叶廷芳译.叶廷芳编.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170.
　　

• 吴金涛： 写作：卡夫卡式的终极拯救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7期
• 吴金涛： 酒神精神与人的艺术的救赎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