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老舍 小说 市民形象
　　摘 要:老舍以其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以老北京普通市民生活为题材,在小说中塑造了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类各具特色的市民形象,表现出作家浓烈的淑世情怀和人道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极具审美价值的饱含原生态的市民人物图｡
　　在众多的中国现代小说家中,老舍是一位优秀而独特的作家｡其作品大都是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特别又多是写北京的市民生活的｡老舍自从在英国开始了创作,一直到全国解放,他都没有住在北京,然而他写的作品绝大多数却是离不开北京､离不开北京的市民生活｡“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①老舍作为北京一个旗人士兵的儿子,小时候是在极度穷困的市民生活里度过的,对北京的市民社会很熟悉｡他曾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写它｡它是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②他还说他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他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因而作品中所写､所表现的是他熟悉的北平､也是与他的心灵黏合在一起的那个故都,所着力展示的是北京小胡同里大杂院人家的生活,是社会底层的苦难人生,他用他那结实有力的文字把北京社会下层三六九等形神兼备地表现出来,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幅琳琅满目的市民世界图｡
　　老舍的小说里所描写的大都是老北京城里的普通市民,甚至他笔下的人物活动在山东､欧洲､新加坡等地,但人物语言､生活方式也脱不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痕迹｡以北京市民社会为中心,是老舍为自己的文化批判所开拓的领域,他也因此被称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③｡虽然在他的创作系统中不乏其他地域的穿插,但北京市民社会的芸芸众生确实撑起了老舍小说的巍峨大厦｡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市民阶层,这种新文学作家中少有的出身和经历,是他作为文学家的极大幸运｡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市民阶层中体现的相当充分与全面,而北京又是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最为突出的文化古城｡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的小说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北京｡北京市民文化与海派文化不同,海派文化基本上是在殖民性的背景下形成的,石库门房子里住的大都是洋行的职员,也就是现在的“白领”,他们向往现代化,向往西方,有殖民地的精神特征;而老舍的市民都是土生土长的市民,所谓的都市是旧传统下的都市社会,他们本身没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但社会在发展,再古老的地域也会有现代性的侵入,在新旧冲突中,老市民因为太落伍而显出“可笑”,新市民因为乱学时髦也同样显得“可笑”｡老舍笔下的人物就是突出了那样的可笑性｡老舍文学世界中,占有显著位置的是一些五行八作的北平下层市民｡他们由于文化浸染､生态环境､生活习俗不同,而以迥异于其他地域的方式谋生｡他们做洋车夫､棚匠､扛夫､花匠､巡警､艺人､拳师､戏子､娼妓等等｡这些特具北平文化特征的职业人物,寄托了老舍对满汉人生的思考,对满汉人生观的考察和对满汉文化的反思,也表达了老舍对市井阶层贫民的深深同情与关注｡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着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
　　构成老舍独特市民王国的形象,主要有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系列｡他们或固执保守,或追求新潮,或恪守传统,然善良､驯服､中庸是其多数人的性格｡他们的生活目的绝不在于得到别人没有得到的,而在于谨小慎微地保住已有的｡他们与世无争,只求永远做个本本分分的小市民｡现分述如下:
　　一､老派市民形象｡这是一群典型的“老中国儿女”,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老舍常常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他生活在“牛乳”般的北平,天天混在吃钱吐公文的衙门里苟且偷生｡“张大哥的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是做媒的反对离婚”④｡“离婚”在张大哥的文化哲学范畴中,其含义已不是一对夫妇的离异,而意味着一切文化现成秩序的打破｡因此,他一生的圣事,就是撮合婚姻,调解争端,消解婚姻危机｡哪对夫妻不和,他宁可请您吃饭,也要劝您别离婚｡他认为,只要每个人都有维持得住的婚姻,天下必是稳定太平｡他是个“好心人”,待人处事热心周到;他乐于助人,哪怕是碰上庸医下错药治死人而遭到了追查一类的事情,他也敢答应帮忙,去替“落难者”奔走｡他对人热心,善解人意,看到老李眉头不舒展,张大哥立即知道是婚姻出了问题｡于是,立即请老李来家吃涮羊肉,决定马上接乡下的妻子来北平｡从租赁房子,置办家具,弄炉子,裱糊墙壁,到买锅碗瓢盆等,张大哥都一手包办,为的就是怕老李离婚｡不仅对老李,张大哥还是一切人的大哥,热心为一切人做媒｡他从不问男女双方的感情,只要认为年龄､长相､八字合适,就是天造地设的好婚姻｡只要经他介绍结了婚,就是有天大的理由,也不能散伙;只要张大哥出面调解,什么婚姻危机都会烟消云散｡“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正是张大哥的最高信条｡可是,谁要自由恋爱,那绝不行,与“离婚是一件事的两端”｡老舍成功地塑造了张大哥这个“地狱中最安分的笑脸鬼”,是要给人看北平人身上那真诚的敷衍圆通,真诚的庸俗无聊的文化病｡这种文化病,也是满汉民族文化的劣根性｡
　　《二马》中的老马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得过且过､因循守旧的奴才式人物｡他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角色,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因为都是为落后国民勾画灵魂｡阿Q生活在“老中国”的乡村,老马则是华侨,旅居国外｡老舍有意把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中去刻画,试图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更明显地突现落后国民性的背谬之处｡他以亲切优雅赢得了房东温都太太的感情,他来继承兄长的古玩生意却处处鄙视经商俗气,一听到别人夸奖中国东西他就白给别人东西,只要人家一说中国人好他非请人家吃饭不可,人家再一夸他饭好非得请人家第二回不可,他本来鳏居但为了讨好英国人却说有五六个妻子｡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善良､正直而又愚昧,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谨奉“知足得和”的古训,是和张大哥一样的“常识的结晶 ”｡守住一生血汗换来的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是他生命的全部｡国将不国,在他看来,犹在其次,他最关心的是家里是否“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他只知道“关上大门,再用装上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祸｡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不过是平头百姓,可心里总忘不了把人严格地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因袭传统文化重压下的祁老太爷,面对一连串带血的事实,心里由平静到不安,从不安到自责,然后又从自责痛苦中感慨悲叹:“我白活了七十多年啊!” 老舍通过祁老人,提出了进行民族文化反思的问题｡中国人,不论满人还是汉人,都应该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审视传统文化,扬弃文化劣质,通过自知､自新､自强,使中华民族成为真正智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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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新派市民形象”写得不如老派丰满真实,但也有不少成功的｡这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塑造｡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先进,因此他很自然地把理想人格加进了很多西方观念｡老舍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为此,他以英国国民为模式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李景纯是《赵子曰》中的新青年形象,他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最后,他以死来反抗军阀的行为终于唤醒了赵子曰等浑浑噩噩的青年学生｡李子荣是《二马》中的人物,他是生活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这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务实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备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理想和脚踏实地的行动｡
　　第二类是老舍含泪鞭挞的“中间人”或“过渡人”形象｡比如《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他们都是在思想上接受过西方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但在情感上却受到世俗社会的束缚而难以自拔｡老李性格老实,工作任劳任怨,靠自己的本事谋生,他沉默寡言从不过问别人的事｡作为一个文人,他在心灵深处渴望一种诗意生活,而这种渴望最后落在一个年轻寡妇身上,这个年轻女子清秀文雅,把老李在乡下的婆娘比下去了｡老李有了离婚的念头,他想在灰色如死水一般的生活里做些改变,但最终受到张大哥等人的压制,他连离婚的勇气也没有｡祁瑞宣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一些现代思想,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家族的长孙,因此当民族敌人入侵家门,祖国沦陷的严峻时刻,他却陷入了尽忠与尽孝的两难矛盾中难以自拔｡虽然他最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孝),但是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祁瑞宣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血与水的战争中,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正在逐步改造,而这些市民作为思想矛盾的“中间人”出现在老舍笔下,其历史背景又正是中国市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动荡年代,因而就具有了特定时代的典型性｡
　　第三类人物是“洋务”与“新派”的市井庸民｡他们生长于中国传统的世俗社会里,却又沾染了许多西方的坏毛病,集中西糟粕于一身｡他们用浮光掠影的片言只语装点自己､行动举止却又丧失了老一代的淳朴､热诚与自力更生的生活能力,这是市民自身安身立命的能力的不足,他们满口新词汇,实际上却一味追求享受,倚仗父辈钱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弟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一写到此类角色就使用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画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行”:“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服｡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小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园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又浅薄的角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是这类形象中最典型的代表,也是被作家嘲讽的“洋青年”,其最可耻之处是他的洋味中又有汉奸味｡他原先不过是一个贪图享受的无耻小人,北平沦陷后,他受不了困苦生活的折磨,甘心去充当连日本人都看不起的小帮凶｡他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的生活,最终丧失了人格｡通过这类人物的塑造,老舍批判了中西文化交汇下的市井庸民的俗气､浅薄和无耻,令人警醒｡
　　三､城市贫民形象｡城市个体贫民形象在老舍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地位｡其辛酸悲凉的处境十足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由乡村向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一切痛苦与裂变｡更进一步地显示了老舍对现代性的清醒认识与合理反思:贫富的悬殊,道德的败坏,城乡的巨差,当权者与剥削者的飞扬跋扈,小人物与贫困者的悲惨辛酸,这些都在作家小说中得以深刻揭示｡其代表人物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我”(《月牙儿》)､艺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
　　《月牙儿》以悲愤激越的抒情独白叙述了一位女性在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中成长与沦落的人生历程,那始终难以圆满的牙月儿正是她命运的象征:皎洁､冰凉､寒冷,闪着清光｡主人公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子,她七岁丧父,妈在失去后爸之后靠卖淫维持生活｡当妈感到快要衰老的时候,便要女儿以同样的方式挣钱,女儿不从,妈就独自跟馒头铺掌柜去了｡这个女子被校长收留,在学校中寄食打杂,但好景不长,校长换人,饭碗也随之丢失｡后被骗失身,流落街头,不得不到饭馆当女招待,又由于不会和不愿以媚态取悦食客而被解雇｡饥饿的她不得不步母亲的后尘沦为暗娼,在当暗娼的日子里,她染上了性病,她看透了这个狼吞虎咽的吃人的世界:“钱比人更厉害,人是兽,钱是胆子｡”因为没有及时向官府纳捐,她被抓进感化院做苦工,复又因唾了检阅的大官儿而下狱｡在阴冷的铁窗前,望着天际的一线月牙儿,她回想着在茫茫尘世中坎坷､沦落､残败的人生遭际｡
　　《骆驼祥子》中,祥子是一个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力车夫,除了有健壮的体魄外还有农民的纯朴与狭隘,他勤劳､节俭､要强,具有骆驼般的坚韧｡“凡是卖力气能吃饭的事几乎全做过了”,最后选择了人力车夫这一行当｡他的人生理想是能有一辆自己的车,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的车夫｡经过三年的辛苦奔波与积攒他终于买了一辆崭新的车,但只拉了半年便被军阀的大兵抢走｡他侥幸从军阀部队逃回北京,再次振作起来为买车而奋斗,但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讲究体面,生活的磨难使他不顾同行的责骂拼命抢座积钱,同时他又不愿像高妈那样放利钱生息,也不愿学其他人存银行,而是要一个钱一个钱地存放在扑满里才踏实放心,但就在他的希望接近实现的时候,其血汗钱被孙侦探勒索一空｡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虎妞的纠缠给了他更大的灾难,不仅使其名誉受到损坏,而且还必须服从虎妞好逸恶劳的人生道路,虽然用虎妞的私房钱又买了一辆车,但是虎妞在肉体和精神上对他的折磨与控制已使他困惑迷茫,虎妞难产死后他又不得不把车卖掉,灰心使他油滑起来,他开始追求金钱与享乐,喝酒､吸烟､赌钱甚至下贱地接受夏太太的引诱,成为一个十足的刺头,后来他遇上了好心的曹先生,又振作起把善良的小福子接来一起生活的愿望,但小福子的死摧毁了他生活的最后信念,他终于堕落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老舍谈他创作《骆驼祥子》的经验时提到,他的“笔尖上”滴出的是下层民众的血汗与泪水｡作者这时的创作加深了对社会的暴露和批判力度,使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但由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老舍还不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解剖社会,正如有学者指出:“他无法从自己所描写的悲剧性的社会冲突中,作出一个积极的结论;他只能是旧世界的严峻的揭露者,而没有进一步成为新生活的充满信心的指导者｡小说所反映的是那些还没有找到出路的城市贫民痛苦彷徨的思想情绪｡”⑤
　　对城市个体贫民的悲惨景况,老舍感同身受,寄予了更多的同情｡众所周知,老舍所属的满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比起其他少数民族更具有特殊性｡二十世纪初年,清王朝的灭亡与旗人的败落,使满族从原来的上层社会地位,沦落到社会底层,备受歧视,而且满族大部分杂居于汉族之间,相对失去了独立的活动和地位,许多满人隐藏了自己的民族成分,老舍创作中人物的所属民族也不十分清晰,但从作品人物生活环境､文化心理､人物性格中不难感受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特殊性及其被压抑的民族意识｡《小铃儿》中孩子喊“我长大了给父亲报仇!先打日本后打南京”;《四世同堂》中表达了“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茶馆》中常四爷悲愤地呼叫“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其悲愤､无奈与感伤之情怀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对于中国社会中市民社会这一特定阶层的特殊情感,他的作品一情一景的设计描写､自然风物的精心展示,甚至作家本人的审美情趣､道德评判的标准与原则､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内容,都无不投以市民社会这一特殊阶层的精神投影｡老舍与他的市民世界是那样水乳交融,以至于人们习惯将他及他的作品作为中国现代平民(市民)阶级的代言者｡解读其人其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北平社会人情世态的精心临摹,还是对这个社会､这些人生形式的种种嬉笑怒骂的评论,甚至作家本身的思维方式,都受惠于这个对象世界给他的滋养与熏陶｡
　　纵观现代文学的风景线,鲁迅的心灵拥抱着“狂人”､吕纬甫;茅盾的心灵拥抱着吴荪甫､赵惠明;巴金的心灵拥抱着高觉新､汪文宣;郁达夫的心灵拥抱着于质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典型都带有作家自剖的痕迹,他们身上寄寓了作家的人生理想和个人追求｡同样｡老舍的人物更是他心灵的揭示和精神的张扬,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在他那“一半恨一半爱”的眼光的注视下,人物从历史深处,从文化传统的延续中向我们走来,他们身上凝结的既是作家的思想､情操､价值观,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一种凝结｡他们以北平下层市民原生态的､各具特色的､血肉丰满的鲜活形象构成了老舍小说中琳琅满目的市民世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道永远靓丽的风景｡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张崇玲(1962-),河南信阳人,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讲师,现代文学硕士｡
　　
　　① 钱理群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修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老舍.老舍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③ 赵园.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A].论小说十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④ 老舍.离婚[A].老舍全集:第2卷[M].文中所引原作语言均出自此版次,不再一一出注｡
　　⑤ 樊骏.论《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J].文学评论,1979(1).
　　

• 张崇玲： 琳琅满目的市民世界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