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体批评 古典审美 恰当和谐
　　摘 要：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个创作和批评兼备的大家。他的文学批评风格独具特色，本文仅就其批评标准进行分析。判断一个作品的优劣，他侧重批评对象的语言技能和艺术成就，主要看作品是否讲求“技巧”，是否具有“创造性”和“文体”特色，是否“匀称”“和谐”“恰当”，表现出较强的文体批评与古典审美特色。
　　
　　任何文学批评都是有标准的，正如鲁迅所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个圈子对不对。”①“圈子”在这儿就是“标准”。沈从文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沈从文《短篇小说》)
　　
　　很明显，沈从文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非常重视批评对象的语言技能，强调文学作品健康适度的中和之美，侧重于评判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具体而言，就是作品是否讲求“技巧”，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否有独具一格的“文体”特色，是否“匀称”“和谐”“恰当”等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最终得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的表达。对于一个自学成材的作家，沈从文对于文字的运用有切身的感受，对于文字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把文学比喻成“情绪的体操”，“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②。在风云动荡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多左翼作家把文学当“宣传”，过多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忽视创作的艺术技巧，“公式化”“概念化”现象严重。沈从文对此十分不满，他说：“《诗经》与山歌不同，不在思想，还在文字!”并断言“一个作家不注重文字，不懂得文字的潜力，纵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他还专门写了《论技巧》一文进行批评：“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溶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这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喧嚣的文坛不啻是一服清醒剂。并进而提醒大家：“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④
　　他说“技巧”真正的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帖”，是“求恰当”。在《论冯文炳》《论穆时英》等文中对于如何运用技巧作了阐释。他认为冯文炳非常善于运用文字，无论小品文、散文诗，还是介绍评论，都能精雕细刻，而又不做作。“通通把文字发展到‘单纯’的完全中，彻底地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即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作者对文字技巧是有特殊理解的。作者是最能用文字记述‘言语’的一个人。同一时是无可与比肩并行的”。但是“技巧”须“用得其当”，否则难免转入空洞、累赘和芜杂。他在《论穆时英》中指出“技巧必有所附丽，方成艺术，偏重技巧，难免空洞，技巧过量，自然转入邪僻;骈体与八股文，近于空洞文学。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
　　他还特别重视作品的独创性，反对“差不多”。他说：“一切作品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独创”是沈从文创作体验的理性升华，是他艺术全部的浓缩。他不肯承袭旧法，不愿驾轻就熟，不懈地进行文体的探索，谦虚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习作”，目的“只在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获得了“文体作家”的称号。他引用王尔德的话“文学之美妙，即在于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把自己的创作生命浓缩为一种“创造”形式——“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⑤。
　　文体是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各要素构成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总和，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本因和特性所在。沈从文在通过创作探讨文体奥妙的同时，他的批评文字对文体高度重视，有“文体批评”之称。实际上，对文体的要求是他艺术标准的集中体现。他批评的作家大都是在文体上独具一格或有所成就者。他评刘半农《扬鞭集》以江阴方言入诗的经验“成就是空前的”：“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评朱湘“使新诗并不与旧诗分离，只较宽泛的用韵分行，只从商籁体或其他诗式上得到参考，都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他自己的诗歌”;胡也频用“诗人清秀的笔转而作小说”，“每一个故事皆在文字方面毫无微疵，在组织方面十分完美”。总的看，凡是“仅以作品直接诉之读者，不仰赖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作家，即把文学当作艺术，而不是标语口号的，沈从文都能给予积极评价。
　　发表于一九三一年的《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沈从文批评的代表作，文章对“五四”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小说进行了总体评价，就是以文体作为切入点的。从文体的角度反思“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他认为现代小说“在文体方面，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合，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一九二七年后，精致的闲话，微妙的对白剧，千篇一律的讽刺小说，也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沈从文虽然认为“五四”时期的小说“第一期创作的成绩比诗还不如”，却推崇鲁迅的小说，原因主要在鲁迅小说的文体实验。他在评价《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小说时，以《故乡》和《示众》为例讨论鲁迅小说在文体上的成功，“说明作者创作所达到的纯粹，是带着一点儿忧郁，用作风景画那种态度，长处在以准确鲜明的色，画出都市与农村的动静”。应用较完全的文字，使作品“动人和完美”，于是成为读者所喜欢的作品了。确实，几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内容与形式，激情与理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新瓶装新酒。正如茅盾所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⑥相反的例子是沈从文对冯文炳后期“把文体带到一个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所给予的严厉批评。
　　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过：“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里的“希腊小庙”，无疑指的是一种希腊精神，希腊精神往往同古典精神联系在一起，常被认作是古典精神的源头。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到亚里士多德标举“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古典主义都强调匀称、秩序、比例、适度、和谐等美学概念，表现在文艺创作上，都要求遵守技巧规则，重视理性的节制。沈从文的创作和批评所表现出的审美兴趣与这些审美原则是一致的。当然，沈从文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反对情感的泛滥，重视文学的健康与适度，反复强调的词是“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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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生活的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中西文化剧烈的大碰撞、大融汇的社会时代，一连串的社会变革使大多数中国人一直处于情绪高涨期。表现在文学上，是大部分作品充满了激动的呐喊和狂热的情绪，结果造成作品审美价值的丧失。历经苦难之后的沈从文本该是这个主潮的弄潮儿，但他却选择了现代文学另一条不平坦的路和一种另类的美学风格，并在蕴藉着丰富古老文化的北京找到了合适的根基，融入到京派的氛围中，追求“和谐—节制”的美学趣味，寓炽烈感情于淡泊悠远意境之中，含蓄而深邃，具有浓郁的诗意特征。沈从文的创作，特别是那些描写湘西生活的篇什，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达到和谐的统一，淡远而优美，因而极有意境。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说：“从文表叔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针对一些批评家批评他的作品没有“思想”，没有反映“时代”，沈从文说：“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⑦正如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⑧沈从文有“生气”和“高致”的创作小说是他自觉追求平淡、自然、含蓄的审美风格的结果。
　　沈从文不喜欢情感放纵，也厌恶过度的诙谐和幽默。他抨击林语堂等人大力提倡的幽默小品，他也不客气地批评周作人、废名等他敬仰的前辈，指责他们有些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和“有意为之”的“嘲弄意味”。在高度赞扬鲁迅先驱者的伟大贡献的同时，沈从文也批评鲁迅的《阿Q正传》和《孔乙己》属于“诙谐的难于自制”。在《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的长论中，沈从文不无痛心地指出“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地将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诙谐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受了影响，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这种批评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沈从文恪守原则，忠于自己的审美理想，不以作者身份而偏颇，表现了“乡下人”的执拗和韧性，也表现了他自由独立的人格魅力。
　　事实上，沈从文等“京派”作家、评论家当年能在主流文学之外赢得一席之地，依仗的正是艺术上苦心孤诣的追求和卓异的文学本体成就。一九三六年，轰动一时的《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沈从文等评委最后垂青于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 这三部作品至今魅力不减，也证明了沈从文所坚持的文学评价的标准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孙士生，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
　　
　　① 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348-349．
　　② 沈从文.情绪的体操.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327．
　　③ 沈从文.给一个读者.沈从文文集.第十一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332．
　　④ 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长沙：岳麓书社，1992，279-283．
　　⑤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十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63．
　　⑥ 雁 冰.读呐喊.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1923.10.8．
　　⑦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五卷.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2．
　　⑧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352-367．
　　

• 孙士生： 文体批评与古典审美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8期
• 孙士生： 作者的诤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