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抗战时期 知识分子 话语指向 钱钟书 巴金 《围城》 《寒夜》
　　摘 要：钱钟书、巴金等作家在抗战时期以他们的小说参与其时代话语的建构，特别是《围城》和《寒夜》两部作品凸现着战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悲剧命运。作家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的差异让他们的写作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围城》在嘲讽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辛酸人生，是一出笑声中的悲剧;而《寒夜》则以深厚的同情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冷酷人生，是一本泪水中的悲剧。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长廊中，知识分子题材一直是作家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五四”时期鲁迅笔下的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狂人”、在颓废中孤独的吕纬甫、不堪重负的涓生和子君到当代作家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王蒙笔下的倪吾诚、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池莉笔下的庄建非等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在迷惘中寻觅拯救自己与国家的新路，他们一方面扮演着启蒙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是被启蒙与被拯救的对象，在这二元对立中，让我们感受到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深深的悲哀与寂寞。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战争导致的内忧与外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的下降，启蒙与救亡的矛盾，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抗战前期，一切服从抗战的要求，文学也要为抗战服务，因此产生了抗战诗歌，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电影等抗战文学，尽管从当时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有人论述那些作品的伟大之处，但文学艺术水平的降低却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化，大同小异的作品形成了“抗战八股”的不良景观，文学为抗战付出了代价。到抗战后期，作家们纷纷从直接配合抗战宣传的战线上撤离，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的话语立场，这意味着一种告别和逃离，也正是这种告别和逃离给这个时期的文学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同是写于抗战后期的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与巴金先生的《寒夜》这两部作品展现了两位大家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与理解，构建了独特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作家笔下的方鸿渐和汪文宣、曾树生等知识分子的人生状态折射出抗战那个特殊时期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尴尬地位。知识分子一向给人的感觉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他们靠自己的知识而生存，在封建社会是“学而优则仕”，“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传统的科举制度被废除，知识分子可以从政，也可以从事文化、教育、经济等各行工作，以知识求生存。可是在抗日战争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知识分子基本的生存愿望都不能得到满足，他们虽然也想靠自身的知识生存，如汪文宣、曾树生想办教育，方鸿渐想踏踏实实做教授，但现实击碎了他们的理想，这对于一向自认为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巨大的打击。
　　钱钟书先生写《围城》的时间和巴金先生写《寒夜》的时间大约在同时，都是在抗战快要胜利的一九四四年开始动笔，一九四六年完稿。在这两年里，钱钟书先生“忧世伤生，屡想中止”，幸好有杨绛女士的不断催促，才得以写成;而巴金先生在两年中感受到“‘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②的黑暗社会，因此他以满怀的悲愤创作了这部小说。虽然两部小说基本写于同时，小说的大背景也基本是抗战时期，聚焦的都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命运，但两位作家的个性与生活经历的差异导致了作家对当时知识分子处境的不同书写，也让这两部小说呈现出诸多不同的风格，看完《围城》，让我们在作家冷嘲热讽的笔墨中读出其中的无限酸楚，感慨原本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自身沦落。而《寒夜》，文如其名，作家以冷峻的笔调书写了这样一个冷酷的社会造成了小知识分子悲剧的命运，以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
　　
　　一
　　
　　钱钟书《围城》为我们刻画了以方鸿渐为主的一群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有的从国外留学归来，有的是大学教授，但我们从中看不到知识分子应有的学问与光辉，透过作者嘲弄的笔端，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旧中国西式知识分子的辛酸生活和灰色人生。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方鸿渐和赵辛楣这样的虽处处碰壁却还有一些理想的知识分子;一类是俗不可耐、心术不正的遭到作家笔墨讨伐的知识分子，如高松年，李梅亭之流。只有唐晓芙例外，她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方鸿渐是一个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有一定理想的知识分子，但他的理想在那样的现实环境中无从实现。他懦弱无能，没有真才实学，但还有一丝良心，买假文凭是方鸿渐心理上一直未能卸下的一个包袱，作假是为了骗人，而骗人是不道德的行为。方鸿渐能干出这种事，说明他的道德意识很淡薄。然而，淡薄尽管淡薄，却还没有到完全泯灭的程度，当他知道周经理登报炫耀他的假文凭时，他“羞愤得脸红了”，“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认为自己从此成了骗子，无面目见人。在与李梅亭、顾尔谦之流一起去三闾大学的路上，他目睹李顾的丑态，觉得自己与他们为伍是可耻的堕落。到了三闾大学，他发现这个战时最高学府的种种问题，如效仿西方的不伦不类的导师制，他深恶痛绝。他虽然发现诸多问题，却无力也无从改变现实，他的理想像一个肥皂泡一样轻易地被击碎了。
　　除此之外，《围城》中还刻画了众多知识分子的灵魂的空虚与病态的精神，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学的“老科学家”，其实只是一个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作呕;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儿买来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教授。还有流氓文人李梅亭，溜须拍马、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顾尔谦，甚至是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号称“才貌双全”的女才子苏文纨，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德国民歌。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精英分子，靠他们推动社会的进步，可是在《围城》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却难以承载这样的使命。作家自己在《围城•序》中开头便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钱钟书没有美化知识分子，而是站在“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的立场以人性的、冷静的目光观照历来为人所仰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五四”之后，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原有的对“士人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精英”特权的制度保证已经崩溃，但“精英文化”、“士”的意识还长期地施加着影响，知识分子想探寻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可残酷的现实让他们的理想无从实现，钱钟书作为一个大学者，深刻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当时的困境，因此在《围城》中透过作家嘲弄的笔端我们感受到在中西文化、新旧观念冲突中的知识分子的辛酸与挣扎的人生，写来虽不无尖刻，但能让人警醒，从而达到一种理想的拯救。
　　巴金先生的《寒夜》深刻地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历史风云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念意识、文化心理，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文如其名，小说中弥漫的是一种“冷”的氛围，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乱世之中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
　　小说写了三个人物，但却代表了三类知识分子的人生。汪文宣是一个曾经有一定的理想但由于他的软弱最终被黑暗社会吞噬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大学教育系毕业，与同学曾树生自由恋爱而同居，敢于蔑视和反抗封建礼教，其思想支柱是个性解放、教育救国，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但是，黑暗腐败的社会制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轰毁了他的理想和事业。加上疾病的折磨，他陷于贫困的境地，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形成了“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的新的处世哲学。他做书局的校对，战战兢兢，忍受上司的冷眼、同事的奚落。失业、贫困、疾病一步步把他推上了死亡之路。他有正义感，对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愤愤不平，却又找不到一条公平之路;他盼望抗战胜利，却又预感到即使抗战胜利了，他母亲和儿子的命运也得不到改变。因此，在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他带着精神与肉体的极大痛苦，凄凉地死去。曾树生是一个善良正直而不甘屈服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在外界环境的压抑中，她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为生活所迫，她到大丰银行作小职员（其实是“花瓶”），以及后来离开患病的丈夫去兰州，都是为了去找出路。她没有遗弃丈夫，汪文宣失业后，她负担了家庭的生活费用，她挣来的钱多贴补家用，给丈夫看病，供儿子读书，在兰州按月寄钱回家。抗日战争胜利后便急忙飞回重庆，虽然此时已人去楼空。这是当时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写照。她任性而自尊、聪明而爱虚荣——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性格。她虽然为生活所迫去过“花瓶”生活，和上司陈主任纠缠，但并不放荡。在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抗争精神，但是，在黑暗腐败的社会制度中，她的“抗争”实际上也是悲剧性的。而汪母其实也是老一代知识女性的典型。她评价事物的标准仍然是陈腐的旧道德观念，她和儿媳价值观念的不同导致了无休止的纠纷，对于生活的困境，她也有反思，她把原因归咎于读书：“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当年她曾是“昆明才女”）当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一度幻想“我们不再吃苦了”。在她身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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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惊险紧张的场面，作家站在人生的立场揭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表现人物的命运而感染读者，启发人们思考造成这种命运的根源。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当时抗日战争背景中的重庆的现实社会和在现实中挣扎的小人物——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二
　　
　　《围城》和《寒夜》两部作品虽风格不同，前者在幽默的嘲讽中尽显知识分子众生相;后者在饱含同情的笔墨中展现乱世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痛苦生活，但两部作品都揭示了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中的悲剧命运。
　　《围城》的骨子里是一出深沉的悲剧，杨绛最了解钱钟书，她在《围城》电视剧片头题词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愿望大都如此。”这一题词，准确地道出了《围城》的主题，也写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围城心境”，城外的人想达到自己的理想境界，而城内的人在得到之后又充满失望的心境，在痛苦中重新驰骋他们的想望。也就是所谓“当境厌境，离境羡境”，在一地而怨一地，离彼处而恋彼处，近此人而厌此人，别彼人又想彼人。爱情也好，职业也罢，乃至于人生的愿望，就是这样一个无尽期的追求、奋斗的过程，直到生命的终结。这种“围城心境”其实就是表现了人生“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的绝境，表现了战时陷于绝境中的普通知识分子徒劳于寻求出路，但总是从一个围城进入了另一个围城，无可奈何的永恒悲剧。
　　钱钟书的这种悲剧观集中体现在方鸿渐这个主要人物的塑造中。方鸿渐的人生就是悲剧的人生。他留学回国、寻找职业、追求爱情、家庭矛盾，一个个梦想的破灭，都是从一个围城进入另一个围城的无奈的悲剧。爱情、婚姻、家庭、事业都是一堵堵墙，逼得他艰于呼吸视听。在爱情和婚姻方面，他经历了和鲍小姐的调情、和苏小姐的应酬、和唐小姐的爱情，最后他陷入了孙柔嘉的婚姻围城才发现“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的那种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正像王国维《蝶恋花》中所写：“到得蓬莱，又值蓬莱浅。”设想作家如果安排方鸿渐最终和唐晓芙结了婚，而后再有此种感悟，那“围城心境”的悲剧内涵是否会更加突出呢?爱情如此，职业也是如此。游学归来，方鸿渐的第一站便是上海，战时的上海本身就是一座孤岛围城，虽然在这里汇聚了整个中国的财富与华丽，可是方鸿渐却到处碰壁，事业无着，困顿的他选择逃出围城，不惜历尽千辛万苦，只身来到内地的“三闾大学”，而这里的围城之气更甚，那种勾心斗角的环境使他又陷入围城之中，于是他又回上海，然而生活更加困顿，他依然在城中游荡，方鸿渐最终选择远走重庆，文章结束。那样一个战争年代，读者不难想象重庆作为陪都，被日军围困轰炸，本身也是一座围城，依照作者对方鸿渐人生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了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围城。方鸿渐的故事“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他的可笑、可怜、可悲折射出战时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尽管他只是“一部分人类”的代表。这种浓浓的悲剧意味，作家是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喜剧方式表现出来的，作品中到处都是幽默与讽刺，让读者在笑声中体会到无尽的悲剧意识，读来更让人回味。钱钟书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弱点，但没有开出疗救的药方，也表现了作家悲剧的人生观。
　　《寒夜》的悲剧是震慑人心的，会引起人的同情与共鸣，读之让人泪流。在抗战中，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个阶层，有的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中，有的变节投降，有的安分随时，想求安静而不得，汪文宣和曾树生就属于后一种。他们大学教育系毕业之后却要靠做校对和做“花瓶”勉强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婆媳间的纠纷，夹在中间受气的又是丈夫又是儿子的小公务员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这便是国民党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悲剧的形式虽然不止这样一种，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结局。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环境的污浊，让知识分子的理想无从实现，哪怕是最基本的生活都无从保障，生活在底层的知识分子们孤独，苦闷，有的被社会吞噬了，如死于肺结核的汪文宣，借酒买醉的唐柏青。有的还要活下去，他们还要去和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抗争，如曾树生，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她敢于和思想守旧、顽固无理的婆婆反唇相讥，直到关系破裂，一走了之。当她的教育梦想破灭之后，为了生存，去做花瓶，但仍不甘心沦落。她的内心是矛盾的，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因此常常苦闷、发牢骚。可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只有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换句话说，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她的这种苦闷和空虚是没有出路的也是无法解决的，她虽为改变生活进行努力但最终还是免不了悲剧的结局，在那样的社会中，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全文是一种凄冷的格调，让我们感受到作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控诉。
　　两部作品一出是笑声中的悲剧，有着喜剧的外套而悲剧的内核，以极强的表现力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却无从开出疗救的药方;一个是泪水中的悲剧，知识分子在挣扎之后最终还是被无情而冷酷的社会吞噬了，全书读罢泪涔涔。
　　
　　三
　　
　　两部作品同是聚焦中国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但风格截然不同，原因何在?这可能与作家的生活经历、人生态度、个性等因素有很大的联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 知识分子有三个流向：一是去大后方，二是留在沦陷区，三是奔赴抗日根据地。留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虽然处于日寇的淫威下，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保持了民族气节。有的宁愿清贫，坚决不任伪职;有的隐姓埋名，专心学术研究;还有的积极参加地下抵抗活动，甚至献出生命。钱钟书当时羁居上海沦陷区，闭门独处，专心学术，是他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期，当时的环境正如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所慨叹的“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此时他只能以诗文来发泄自己的哀伤和苦闷，“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楼宇难归风孰借，山河普照影差完”。诗作中的忧患意识和时代感受极为强烈深刻，《围城》正写于此时。在这种忧世伤生情绪支配下，他就必然在文本中流露出对当时知识分子前途不可知的宿命观点。另外，在抗战爆发之后，作家曾有过长途颠簸到湖南教书的经历，路途中的颠沛流离以及在湖南蓝田的那所学院里看到的那些所谓教授的嘴脸，让他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分子的人性的弱点，《围城》中对三闾大学的教授们冷嘲热讽正是基于作家对生活的发现与感悟。
　　总体而言，钱钟书是一个学者型作家，他站在一个高度去审视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多地从人性本身的特点考察人生，他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在嘲讽、调侃的笔调之余透露出一定的哲理性。就他本人而言，几十年他从学院到学院，一直生活于文人圈，所写的小说以此为对象也是理所当然。而且作家一生虽有过困顿之时，但尚未落入社会底层，因此作家对知识分子的困苦生活了解不够，写来缺乏感情力度，让人感觉才胜于情。作家好像是以一个物外之人来观察人生百态，看到了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很多弱点，却无从开出疗救的药方。
　　巴金写《寒夜》是在他创作的后期，当时他就在大后方重庆艰难度日。如果说钱钟书是出世的，那巴金就是入世的，巴金善于把自己融入到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去，以知识分子人生本身的状态去追问社会，从而揭示社会的黑暗，表现知识分子的无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巴金的创作道路上，其民主革命时期后半期的创作，与重庆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巴金创作现实主义文学风格成熟的标志。大后方重庆、昆明、成都和桂林等地，当时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那里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即使是那些学富五车的知名教授、声名远播的科学家，生活也异常窘迫，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甚至还要经常变卖衣物度日。八年抗战中，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本质，认识逐渐加深，就连不少原本不问政治的学者，也转变为坚强的民主斗士。一九四四年一个寒冷的冬夜，桂林沦陷之时，巴金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开始创作《寒夜》，《寒夜》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重庆，抗战的后方，可就是这一个后方，在国民政府的节节败退之下，也无法守住。巴金亲眼看到了很多小知识分子的痛苦经历，处处感受社会人生凄风苦雨的“冷”的威逼，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他说：“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尽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户晓的真人，尽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载之史册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冷酒馆是我熟习的，咖啡店是我熟习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也是我熟习的。小说中的每个地点我都熟习。”写文章时这些经历犹在眼前，因此写来让人声泪俱下。
　　巴金开始写《寒夜》，正是坏人得志的时候。他说：“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文本中处处可见作家的控诉之情。正因为小说中的人和事都是作家亲历，因此《寒夜》在情感上比《围城》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而《围城》在艺术上比《寒夜》更精致，按照美国学者夏志清的评价：“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不管怎样，两位大家都以自己独特的表述写尽知识分子在抗战那个特殊时期的酸甜苦辣的人生，构建了独有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人生大书。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 青，文学硕士，江苏淮安人，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2] 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巴金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3] 刘慧贞 编.《巴金代表作》[M].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4] 罗思 编.《写在钱钟书边上》[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5] 陈子谦.《钱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6]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 刘　青：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