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初唐 时代特性 诗人个性
　　摘 要：初唐鲜明地表现了自魏晋开始的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后的上升发展过程。在矛盾复杂､竞争剧烈的初唐，形成了“浮躁浅露”而又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从而也形成了张扬个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初唐诗人个性特征。
　　
　　时代风尚是由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世人精神追求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它也影响社会成员的个性形成和人生追求等。初唐百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太宗的威武神勇和文治武功，武后的雄姿英发和精明干练，宫廷剧烈的斗争，关陇与山东及东南等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南北文化观念的急剧碰撞，文化和人才政策的多变，思想领域的开放和三教并行的局面，以及日益上升的新兴帝国所带来的希望等，都引起诗人心灵的急剧波动和人生价值的多元发展。对诗人而言，生在初唐既是幸运的又是可悲的。初唐清新刚健､自信开放､积极进取的时代风尚，造就了初唐士人特立独行､竞进张扬的极具魅力的个性特征。下面简要论述初唐时代特性和诗人个性。
　　
　　一､“浮躁浅露”的时代特性与诗人个性
　　
　　1.铨选泛滥与仕人竞进
　　初唐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可以从唐太宗复兴儒学､开馆讲学､优抚文士､重振科举等举动中看出，但是初唐文人的才能常常和人品分离。本来大乱之后，读书人不乐仕进，这方面王绩就是典型。统治者对此高度重视，史载太宗“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①。《通典》引用礼部员外郎沈既济的话说：“开元､天宝之中，……故太平君子惟门调户选，徵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②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可以见到初唐的用人政策已经见到成效，读书人逐渐走上了仕进之途。《唐摭言》记载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③又载“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④
　　唐太宗等搜罗人才即便是隐逸江湖也不放过。初唐统治者多次征召“天下贤良”，高宗和武后时期重视文士，广开科举延揽人才。武后为了政治上排除异己，削弱关中氏族的力量，新提拔了大量的寒门士子。这造成铨选泛滥，乃至“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嵬剖逃?罚?脱校书郎”⑤。其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人才素质下降，新进士人人品值得担忧。史载高宗上元元年（674）：“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⑥科举弊端致使儒学遭受重创。《旧唐书•儒学上》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⑦
　　初唐人才政策反复无常，造成难以人尽其才的局面。如太宗朝重视儒术轻视文学，高宗朝儒学衰退文士方大用。这种摇摆性必然导致一些人才的浪费，使得原本残酷的政治竞争增加了更多变数。其实科举制度在太宗朝并未得到很好施行，政治格局上“非勋即旧”，下层文人跻身上层并不多。太宗朝由于一贯的“关中本位政策”和“崇重今朝冠冕”的风尚，新生的地主阶级文人很难出人头地。如李义府在重视儒行的贞观时期就喟叹“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高宗和武后朝，文人命运出现了“龙朔文士”和“四杰”两种鲜明的对比。所谓“龙朔文人”指的就是龙朔以后以许敬宗､李义府､上官仪等为代表的新进宫廷仕人，大多为“舍道德而趋文艺”､投机钻营､褊狭孱弱之流。他们是初唐社会的畸形儿。
　　
　　2. 时代造就诗人“浮躁浅露”的个性
　　生在社会夹缝中的初唐仕子的人格难免发生扭曲和裂变。人格是由诸种因素“合力”作用形成的，某种人格类型往往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大唐新语》载许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利其金帛，乃为宝琳父敬德修传，隐其过咎。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其虚美隐恶，皆此类也”⑧。为一己之私不惜篡改历史，其虚美隐恶､污浊低劣的品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诸如“恃才任势，故为当代所嫉”(《旧唐书》卷80)的上官仪，武后“叹重其文”⑨却“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旧唐书》卷198)的杜审言⑩，“恃才蹇亢”､“自矜其文”的崔明信，“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的郑世翼[11]，“受赇”“长流”的沈?缙冢?摆剖抡乓字?保?姹涞霉俨②泼奶?焦?鳌耙灾?倩呗咐墙濉钡乃沃??12]，还有“性好荣迁，憎人升迁;性好文章，憎人才华;性贪浊，憎人受赂”的所谓“三戾”的李峤等[13]，丑态百出，举不胜举，他们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卑下都鲜明地表现了初唐士人竞进中的投机和焦虑心态。
　　四杰的经历典型反映了“浮躁浅露”的时代个性与诗人个性之关系。四杰以文章负盛名，李敬玄认为他们日后必显达，而有“知人之鉴”的裴行俭却以“浮躁浅露”四字评价之，并且断定他们非“享爵禄之器”[14]。相同的记载《大唐新语》也有。四杰何以招致如此非议?裴行俭的评价是否含有世俗欲念中常见的对才华出众者的嫉妒诽谤的成分?对此尚定排比了相关史料，认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实际上是以张碑(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为本，吸收《大唐新语》､《唐会要》､《旧唐书》中关于李敬玄誉四杰事而成”。“自裴氏以下对四杰的评价，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一，四杰有杰出的才华;其二，缺乏器识，不能致远。前者为古往今来学人的共识，后一方面所谓的度量器识，一般是从道德品质角度所作的一种评价，其标准与传统的儒教思想有关。”[15]尚定指出所谓四杰器识短小的评价，就是因四杰个性张扬､自我意识膨胀，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不相符所致。文学史上诗人内部计较名位的事，四杰可谓特例。四杰的排名当时已成热门话题，四杰对排名也颇耿耿于怀。杨炯曾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16] 四杰诗文中多有傲视他人的语句，如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云“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对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蓄泄江河。……至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逸气。虽陆平原，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卢照邻在《释疾文》中吹嘘“既而屠龙适就，刻?初成，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莺回凤惊，通李膺而窃行，造张华而假成，郭林宗闻而心服，王夷甫见而神倾。”如此张扬个性､恃才傲物，招来世人非议自是情理之中。
　　尚定认为“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四杰‘浮躁浅露’人格特征的形成，既有个体的原因，其中主要是才华横溢;同时与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氛密切相关。”“四杰所处的是一个士人恃才以望而很难自我实现的‘浮躁浅露’的时代。”他强调了时代特征和文化氛围对人格形成的重要性。他还认为初唐尤其是武则天时代“造成了四杰时代一般士人的共同命运，一方面可以恃才仕进，另一方面可能有才而不得仕进。科举变革既给士人造就了恃才仕进的理想，同时给更多的士人带来有才而不得进的现实。所以‘浮躁浅露’的人格就是在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铸成了” [17]。初唐人才政策左右着文人的命运，时代风尚影响着文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浮躁浅露”既是四杰的个性特征，更是时代的个性特征。一个充满矛盾､变幻不定的时代，必然造就扭曲异化的心灵。
　　
　　二､骄厉不屈的个性与崭新独立的人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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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晓勤曾指出：“四杰身上具有南北朝以来士子们少有的积极进取意识和济世热情，但四杰在求取功名､实现理想时，又不像龙朔文士那样利欲熏心，乃至献媚取荣;而是坚守矫厉不群､耿介独立的人格精神。”[18]可见“四杰”与龙朔文士的区别昭然若揭。张海明更认为：“这种不以辞章为能､向往建功立业的观念”，“几乎就是初唐那一代士人共同的心态。”[19]
　　
　　1.骄厉不屈个性的形成
　　初唐早慧文人颇多。如王绩“年十五游长安，谒杨素，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崔信明“少英敏，及长，强记，美文章”。李百药“七岁能文”，李峤“十五通五经，二十擢进士”[20]。而四杰更是年少志远，位卑名显。王勃六岁善辞章。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杨炯“显庆六年举神童，授校书郎”，年仅十岁[21]。卢照邻“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22]，弱冠之年授邓王府典签。骆宾王“七岁能赋诗”，被誉为“神童”。早慧的童年经验，对于他们睥睨古今､桀骜不驯的个性养成有着关键作用。
　　自负而张扬的个性特征，是四杰这个特殊群体的共性。卢照邻的《结客少年场行》刻画的游侠少年带有浓重的自我想象和虚构色彩，豪侠仗义､结客千里，立功疆场､归谢天子，这样的人生之路不正是诗人们所盼望的?即便是文人间相互酬答之作，也能表现出四杰落拓不羁､豪迈旷达的个性。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精神的一致克服离别的悲痛”[23] 。所谓“精神的一致”，实指初唐文人在精神状态上已走出了六朝感伤主义的氛围，以豁达超旷的心胸，勇敢面对崭新时代生活的共同心态。胡应麟《诗薮》评此诗：“兴象宛然，气骨苍然。”“气骨”当指王勃对独立个性和远大理想追求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骆宾王的“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等，流露着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憧憬和企盼，以及个人心灵得到舒展的狂喜和豪迈。这种蓬勃的主体意识是一种自我的回归和发现，是个人价值的追求和肯定。这在初唐逐渐形成了一股时代潮流。
　　但是“才”与“位”､“才”与“命”的冲突在四杰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四杰才高位下，命途偃蹇，有恃才傲物，与世不合，胸中郁积不平之气。”这种不平之气，“与建功立业的渴望一样，同为中下层士子们被新时代激发出的生命力的表现，是刚健的，有冲击力的。”[24]四杰等新型知识分子，具有清新而健美的人格，传统的“奉儒守官”等观念对他们束缚甚少，甚至受到了他们的嘲笑，这可从他们的边塞诗中看出。葛晓音认为：“四杰追求功名的乐观歌唱､讴歌时代的高昂基调，甚至包括轻烟淡雾般的惆怅情绪，莫不是贞观以来提倡匡时济世､歌功颂德､戒骄戒盈的精神在高宗时代中下层文人诗中的反映。它们与宫廷文学的区别，就在充满幻想､热情和不甘‘憔悴于圣明之代’的不平之气。而这种气骨正是初唐诗风有所变革的关键。”[25]这里强调了“气骨”的作用，也指出四杰在“圣明之代”不甘寂寞､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的心态。这心态表现了桀骜不驯的生命精神，也决定了四杰的生命历程充满苦难色彩和悲剧情调。他们往往以中下层寒士的愤懑不平批判上层贵族社会的腐朽和荒唐，这种不平之气直接继承了“建安风骨”的力量，否定了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朽性，从而突出自我生命价值的悲剧性。如卢照邻的《浴浪鸟》：“独舞依磐石，群飞动轻浪。奋迅碧沙前，长怀白云上”，黄生《唐诗摘钞》认为“有凌云之意。盖借物言志也”。诗人的“自我”形象充满奋发自强而又无限凄婉的悲壮色彩。骆宾王《挑灯杖》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诗，诗人把他那颗饱受苦难熬煎之心点燃，生命之火痛苦地燃烧：“禀质非贪热，焦心岂惮熬。终知不自润，何处用脂膏。”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评说：“语简而味长。”
　　
　　2.崭新独立的人格追求
　　虽然初唐存在人品和文品分离的现象，四杰等人的“浮躁浅露”也脱不了受魏晋风度濡染而形成的任诞､放纵等文人的怪胆异情，但总体而言，初唐诗人人格处于一个逐渐爬升和完善的过程中。四杰拓宽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范围，使诗歌摆脱了宫廷诗歌功颂德的束缚，走向了江山朔漠､市井巷闾等较广阔的时代生活。他们用真切而深刻的人生感受，表达清醒而严肃的自我意识，诗作敢怒敢言，充满勃勃生机，在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中融进了任侠忠勇的时代精神。
　　最能体现初唐诗人对崭新独立人格追求，且把时代悲剧演绎得悸人心魄的莫过于陈子昂。他悲情之中的傲岸反映了盛唐气象到来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磨难和人格追求。他的《感遇诗》和四杰的边塞诗有着相似的对猎取功名的强烈欲望。胡应麟认为“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然是杰出”[26];沈德潜亦指出“子昂追建安之风骨”[27]。陈子昂特立独行的个性､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深深吸引后人。《唐才子传》称其“年十八时，未知书，以富家子，任侠尚气弋博，后入乡校感悔”。“貌柔雅，为性褊躁，轻财好施，笃朋友之义。与游英俊，多秉钧衡” ，并被人认为“必为海内文宗”[28]。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评其“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非夫岷峨之情，巫庐之灵，则何以生此”[29]。这不仅强调了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也突出了他“岷峨之情，巫庐之灵”的先天禀赋和豪侠俊伟的个性特征。这些对于促成其胸怀王霸大略和感激忠义以奋身报国的人生理想起了很大作用。
　　陈子昂人生最壮烈的部分，是他为了维护独立的人格和实现理想人生所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奋斗和牺牲。卢藏用《陈氏别传》载“上数召问政事，言多切直”，“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子昂为官屡屡忠言直谏､廷争忤旨，由此可见其用世之心。在武攸宜幕府他“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然“钳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无奈“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30]。《唐才子传》(卷一)为其叹曰：“呜呼!古来材大，或难为用。象以有齿，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谓欤!”当他意识到不能得到重用，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就决定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不惜辞官归隐。最后惨死于奸诈残暴小人之手，与其不肯屈己事人的个性也有关。陈子昂称得上初盛唐间比较新型的诗人，较之于四杰等，他的人生理想更加明确。《登幽州台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追求独立人格和理想政治中的困惑和悲愤。寥寥数语，古朴苍劲，催人泪下。
　　陈子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初唐诗人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预示了盛唐诗人的个性走向。方回《瀛奎律髓》言“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31]，程千帆先生亦称四杰“结束了‘六代淫哇’，而陈子昂则用从汉魏作家汲取力量的方法来开辟唐诗的疆土。他是一位能够把握住对超现实的向往和对现实的执著这一基本矛盾，并且用新的语言和形象来加以表现的诗人，上承阮籍､曹植，下开李白､杜甫”[32]。这都肯定了陈子昂在唐诗史上的地位。诗人个性对诗歌创作具有决定作用，陈子昂独立人格和理想政治的追求，正代表了唐诗发展的新方向。
　　时代特征促进诗人群体个性的形成，而诗人心理能量缓慢而痛苦的积累又推动着时代思潮的发展。“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33]这正好概括出初唐百年时代风尚和诗人个性的艰难蜕变对于唐朝社会和文艺发展的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张申平(1969-)，河南南阳人，文学硕士，教育硕士，重庆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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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后晋]刘?d等撰：《旧唐书》卷189《儒学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② [唐]杜佑撰：《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页。
　　③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 述进士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④ 同上，《散序进士》，第4页。
　　⑤《资治通鉴》卷205，则天长寿元年(692)，第6477页。
　　⑥《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元年(674)，第6374页。
　　⑦ 《旧唐书》卷189《儒学上》，第4942页。
　　⑧ 《大唐新语》卷9《谀佞》，第140-142页。
　　⑨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01《文艺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5页。
　　⑩ 《新唐书》卷201《文艺上》，第5735页。
　　[11]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页。
　　[12] 《唐才子传》卷1，第7页。
　　[13]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10，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66页。
　　[14] 《新唐书》卷108，第4088页。《旧唐书》等为“浮躁浅露”。
　　[15] 尚定：《走向盛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16] 《旧唐书》卷190《文苑上》，第5003页。
　　[17] 尚定：《走向盛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18] 杜晓勤：《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141页。
　　[19] 张海明：《关于初唐文学思想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2期，第51页。
　　[20] 《唐才子传》卷1，第2页-第9页。
　　[21] 《唐才子传》卷1，第4页。
　　[22] 《旧唐书》卷198《文苑上》，第5000页。
　　[23] [美]斯蒂芬•欧文：《初唐诗》，贾晋华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24] 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25] 葛晓音：《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汉唐文学的嬗变》，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26]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
　　[27] 《唐诗别裁集》卷1，第2页。
　　[28] 《唐才子传》卷1，第8页。
　　[29]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3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1页。
　　[30]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23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5页。
　　[31] [元]方回：《瀛奎律髓》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2] 程千帆：《唐诗的历程》，《程千帆全集》卷8，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6页。
　　[33] 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 张申平： 初唐的时代特性与诗人个性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