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的，他“用怀旧的情绪表达少男少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 ①的第一个短篇集《上元灯》②采用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但是，当他觉得自己没有左联作家那样“为人生”并“改良这人生”方面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时，便决意努力进行探求，“想在创作上独自去走一条新的路径”③，尝试将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用于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上元灯》中的《周夫人》《宏智法师的出家》和《娟子姑娘》《花梦》等篇已流露出了作者深入人物心灵世界，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的端倪。短篇集《将军底头》更是在他写出《梅雨之夕》成熟的心理分析小说之前，借历史题材所作的广泛的艺术尝试。其中《石秀》一篇，以《水浒传》中石秀的故事为依据。在《水浒传》中，石秀怂恿杨雄杀妻，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为己明冤”④，而在施蛰存的小说《石秀》中，石秀怂恿杨雄杀妻则是出于其变态的性欲望，石秀成了一个施虐狂。
　　
　　一
　　
　　《水浒传》中的石秀，是“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便要去相助的‘拼命三郎’”⑤，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急公好义的英雄好汉形象。施蛰存的这篇“叙事的叙事”⑥却将这一人物世俗化，非英雄化，塑造了不同于《水浒传》的另一个石秀。
　　小说一开始，一个世俗化了的石秀便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转换环境”的第一夜，石秀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的心情被矮灯檠微小的火焰“诱惑着”，“率领着”，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浮想联翩，但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梁山好汉和潘巧云。
　　在对梁山好汉的两种矛盾的想法中，石秀是作为一个对钱财有很大欲求的市井小人出现的。他把玩着白天神行太保给他的“寒光逼眼”，“宝气射人”的银锭，“不觉心中一动”，便有些“后悔和杨雄结识”，认为在蓟州不是“大丈夫的出头之所”，幻想着梁山水泊里等待着他的“一切名誉、富有和英雄的事业”。失去了绿林豪杰的英雄品性，充满了世俗的贪图名利的心理。想到自己现在无法上梁山，又认为梁山好汉打家劫舍是“不义的勾当”、“强盗”行径，自己“见财起意”，“大概是穷昏了”，产生了一种酸葡萄心理。骨子里的贪图名利，潜意识里的想做“强盗”，干打家劫舍的“不义的勾当”，与要保清白的家世，不给祖宗丢脸的思想做过一番冲突后，后者暂时战胜了前者，从而安于潘公给他安排的世俗的道路:“先开起肉铺子来，积蓄几个盘缠，回家去谋个出头的日子”。
　　“人生及一般动物的两大基本冲动是食与性，或食与色，或饮食与男女，或饥饿与恋爱。它们是生命动力的两大源泉，并且是最初元的源泉。” ⑦石秀在杨雄家安顿下来，结束了靠打柴为生的不安定的生活，算是基本上解决了食的问题，接踵而至的，理所当然是色的欲求了。石秀当晚心理意识的第二大内容，正是他的被激起的性的欲望。他躺在床上，脑海里“分明”地忆起了白天所“见到”的潘巧云的形象:“袅袅婷婷的姿态”，“斜领不掩，香肩微?，“当胸一片雪白的肌肤……娇滴滴地显出红白”。记忆中的视觉形象，清晰刺眼，具有极大的性的诱惑力。紧接着石秀的意识又回溯到潘巧云出现时的“恁地软又恁地婉转”的声音，及她走出来时“花簇簇的鞋儿”上。鞋或脚的出现，标示着潜藏在石秀心中的原始的欲念活动起来了。事实上，石秀对潘巧云是“正眼儿不敢瞧一下”的，那么，又为什么会有如此清晰而又深深地“震颤了他的心灵”的这些视听感觉呢?和施蛰存同为新感觉派的小说家穆时英认为，年轻的男子，身上潜藏着“一股原始的热”，他们邂逅任何一个陌生的女子时，这股“原始的热”就会燃起“不可遏止的欲望”⑧，以致产生性的要求和冲动。施蛰存也在《花梦》中借人物说:“一个青年，一定是好色的。”⑨一个年轻女子的娇软的声音，在施蛰存看来，无疑是这女子对“好色的男子”的热切呼唤。正是潘巧云的这一呼唤，唤醒了沉睡在年轻的石秀体内的“原始的热”，循着声音，他所注视的又正好是具有性的象征的女子的脚⑩。中国古代的性爱小说喜欢描写女人的脚，正是因为脚具有性的意义。脚和兴奋有时会发生极为密切的关系，伶玄《赵飞燕外传》载:“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11]总之，石秀在潘巧云出现时，首先注视的是她的脚。因此他在回忆中浮现的“分明”清晰的视听形象，不过是他在“不敢正眼瞧一下”又隐约看到的模糊的印象，在性的欲望的驱使下，对这些印象进行幻想性的补充形成的。这是他以现实的人物为基础，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虚构出来的性对象。幻想的性对象和潘巧云的关系如此密切，二者马上融为一体——潘巧云成为石秀热恋的女人。到这里，石秀再也不是《水浒传》中的“拼命三郎”了，他在人的两大最基本的本能冲动中，展露出他的心灵世界。英雄人物非英雄化了，成了世俗人物，《水浒传》的读者和作者所观照的对象，成了施蛰存心中的一种特定的艺术呈现，从而开始了他的一种主体性结构的挖掘。
　　
　　二
　　
　　叔明在总结《石秀》的主题时认为这篇小说表现的是“性欲与友谊的冲突” [12]，他的这一论断得到了评论家的普遍认同。施蛰存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意图时说:“《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至于《石秀》一篇，我是只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13]显然，《石秀》并不像前两篇那样表现人物的两重性格，叔明的论断并不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小说本身呈现的形态看，石秀对潘巧云的欲望停留在想入非非的阶段，没有更为积极的行动，并不仅仅是因为对杨雄的义气。
　　在杨雄家歇宿的第一个晚上，隔着闩闭的房门，石秀窥探着“穿着晚妆的潘巧云”的“充满热力和欲望”的“美体的本身”，有了对于杨雄的“十分不义”的思想。对于这种思想是否可卑，他这样辩解:“现在既知道了这是杨雄所有的美妇人之后，不存什么别的奢望，而徒望像回忆一弯彩虹似的生着些放诞的妄想，或者也是可以被允许的吧，或者未必便是什么大不了的可卑的事件吧。”而且觉得用“最强的自制力”使自己不做这样的妄想，是“牺牲得太大了”，“当初索性没有和杨雄结义，则如果偶然见着了这样的美妇人，倒不妨设法结一重因缘”。世俗化了的石秀，竟然后悔和杨雄结义了。在后面石秀的心理活动中，可以继续觉察到友谊对性欲作用的微弱。第二天早晨，与潘巧云简短交谈后，石秀“私心里”感到“甚为满意”，觉得潘不仅是个很“美艳的女人”，而且是对他很“有好感的女人”，因而“不急于想离开”，下意识里，想和她再“厮近一会儿”。而且在潘的挑逗下，石秀不禁“神魂震荡”，从心灵深处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嫂嫂，烦劳你给一盏茶吧，俺口渴呢。”这是一种潜在的暗示，暴露了他对潘巧云的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通过希望潘为他“解渴”的象征显现了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性欲的强大，而友谊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
　　欲望的积累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潘巧云对石秀的挑逗，石秀对潘巧云的欲求正在朝向着同一个目标，这时，潘公走下扶梯，炽热的情景遭到了破坏。
　　得知潘巧云出身青楼，石秀更加深了对她的欲念。弗罗伊德在《男人的对象选择》中说:“凡纯洁善良的女子，对他们均没有爱情的魅力，情爱的诱惑力永远来自那些贞操可疑，性生活不太检点的女子。”[14]女人越是轻浮淫荡，就越使他们爱得发狂。他把这种性恋倾向叫做“非野鸡不爱”或“青楼之恋”[15]。石秀和弗氏所说的男人一样，因知道了潘巧云的出身而“喜悦着”，他对潘巧云的“隐秘的热情”“蠢动起来了”，“不甘再做傻子”，决定“一脚踏进去”。这时他完全没有顾忌到对杨雄的友谊，纵然杨雄的头巾再次破坏了他的行动，而头巾的作用和潘公下楼的作用无疑是等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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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秀和青楼女子的厮混，是他在一种虚幻的、象征的情景中获得的对潘巧云的欲望的满足。潘巧云和贼秃的亲近，他嫉妒而且愤恨。潘巧云上山了，他寂寞而无所适从，漫步街头，在强烈的性欲望的驱使下，无意识地走进了勾栏。他到这里干什么呢?潘巧云不就是一个青楼女子吗?他的漫步毫无目的，其实勾栏正是他要去的地方，到那里追寻他所热恋着的青楼女子——潘巧云。在石秀的无意识中，潘巧云是青楼女子，青楼女子便是潘巧云，两者已不生分别:“潘巧云的脚，小巷里少女的脚，这个娼女的脚”，在石秀心中交错叠现。他与青楼女子(幻觉中的潘巧云)的厮混，没有下楼的潘公，没有杨雄的头巾，因而是那样的放荡不羁，毫无局促之感。在这时候，石秀心中何尝有“友谊”二字?同样，他杀潘巧云，也不是由于朋友义气，而是“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总之，小说《石秀》表现的是人物复杂的性欲心理，而不是简单的两重性格冲突。
　　
　　三
　　
　　石秀对潘的性的欲望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形态出现的。他暗恋潘巧云，对她想入非非，在窥探中获取性的满足，可是他在与潘巧云的现实交往中又感到恐惧，显得畏缩而无所适从。人物的这种矛盾心态，似乎是由于对杨雄的友情而产生的，但这只是一种假象，真正的原因是石秀根本上就是一个性变态者:“睡了勾栏的娼女之后，觉得没有什么意味。”他的爱欲不能以正常的方式而必须借助一种变态的刺激才能获得满足。
　　石秀的性的歧变中较轻微的一种倾向是足恋。足恋在人类中是很普遍的，具有原始的特征[16]。有这种倾向并不就是病态，只有过分地依赖于足，并用它来代替正常的性目的，才算是病态[17]。前面引述的《赵飞燕外传》的例子便是一种病态的表现。石秀也具有强烈的足恋倾向。石秀的性欲望是由潘巧云的脚唤起的，潘巧云的脚对他来说，具有“开辟鸿蒙”的作用，以后脚就始终萦绕在石秀心中。夜中窥视，石秀注意的是“跋着紫绢的拖鞋”，“没有穿袜子的光致的脚”，“素洁的，轮廓很圆浑的，肥而不胖的向后伸着的美脚。”以脚为注视中心的人物，对于石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在娼寮里，“她(娼女)的特殊的姿态，使石秀远未忘记了的美丽的脚踝，又忽然像初次看见似的浮现在石秀眼前”。“潘巧云的脚，小巷里的少女的脚，这个娼女的脚，现在都现实地陈列给石秀了”。脚成了性对象的替代物，现在与过去，实像与幻象混杂在一起，这时的石秀已完全处在一种对脚的痴迷状态，“几乎想要发狂似地迎上前去，抱着她的小腿，俯吻她的圆致美好的脚踝了”。
　　施虐是石秀最为突出的性歧变倾向，是施蛰存所要表现的人物性欲心理的最重要的部分。石秀的施虐倾向，最初是作为对潘巧云倾情于海和尚的报复出现的。石秀进勾栏，固然是因为“潘巧云是青楼女子”的潜意识在作怪，也由于他的这种报复心理。在和青楼女子的厮混中，他想象着潘巧云看到后会有的情态:她一定会“交并着忿怒，失望和羞耻”，“深感到被遗弃的悲哀”会“放声大哭的”。霭理士认为，一个施虐恋者的施虐目的，是要通过使对方受罪，激起她的情绪，从而也激起自己的情绪[18]。石秀的这种报复，正是一种施虐的表现，在施虐中他自己也兴奋起来，“朦胧地有了超于官感以上的震荡”。很快，他的施虐倾向因偶然的刺激发展到一个更高的程度:对血的兴奋。小刀划破了娼女的手指，女人的血以一种神奇的美的意象呈现给石秀:“像一粒透明的红宝石，又像疾飞而逝的夏夜之流星。”看着这奇丽的血，石秀“对于女性的爱欲”，在胸中“高潮着了”。血的刺激所引起的兴奋，触动了石秀体内残酷的杀人念头。
　　石秀杀潘巧云，是施虐倾向发展到极端的必然结果，其外在的原因是潘巧云与和尚的奸情——“这个妇人是不可恕的”。杀了头陀与和尚后，钻进鼻子的血腥味，使他的精神“好像受到了什么刺激似的”不觉地“往上一壮”，觉得“天下一切事情，杀人是最愉快的”。杀人的倾向得到了强化。对潘巧云，也猛地升起了“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的欲念。施虐恋发展到杀人的程度，其本意“不在杀伤”，而在“见血”，通过“见血”获得更高度的情绪兴奋?{1}。由于这种心态，石秀幻想着“如果这柄尖刀，刺进裸露着的潘巧云的肉体里去……不是很出奇地美丽吗?”“这样强烈的色彩的对照，看见了之后，精神上和肉体上将感受到怎样的轻快啊!”潘巧云被杨雄所杀的整个过程，简直就是石秀的性的高峰体验过程。他用“与那一夜在勾栏里临睡的时候给那个娼女解衣裳时一样的手势”，把潘巧云的衣裳剥了下来，并“故意地碰着了潘巧云的肌肤”，看到她悲苦而怨毒的神情，觉得“异常地舒畅”。杨雄操刀向前时，他对潘巧云“多情地看着”，每剜一刀，就“觉得一阵爽快”。看着被分解的“桃红色的肢体”，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好像做了什么过分疲劳的事，四肢都非凡地酸痛了”。在这一过程中，石秀完成了和潘巧云的肉体与精神的碰撞和融合。他的强烈的欲望终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然而这种满足是以对象的毁灭为代价的。
　　由对潘巧云的性爱中的足恋倾向到施虐心理的出现，由一般的施虐因血的刺激而萌生杀人的欲念，实际的杀人中获取的快感使杀人的欲念得到强化，最后怂恿杨雄杀死了潘巧云，从中获得情绪极度兴奋，整个施虐狂心理变化的轨迹便纤毫毕现地呈现了出来，至此，施蛰存完成了对英雄人物的世俗化、非英雄化的重构。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钱理群等:《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②③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开明书店，1937年版，第79页、第75页。
　　④⑤《金圣叹全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第135页。
　　⑥ 王富仁、柳凤九:《中图现代历史小说论》(四)，《鲁迅研究月刊》1998．6.15。
　　⑦[11][16][18][19]霭里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0页、第281页、第261页、第261页。
　　⑧ 余凤高 《“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图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⑨ 施蛰存:《雾、鸥、流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⑩[14][15][17] 弗罗伊德:《性与爱情心理学》，罗生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第157页、第158页、第40页。
　　[12] 叔明:《评<将军底头>》，《现代》第一卷第五期，1932年9月号。
　　[13] 施蛰存:《将军底头》，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 花家明： 一个施虐狂的心灵历程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