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孙犁的《荷花淀》发表后，在文艺界影响巨大，不久形成一个流派。这个流派便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荷花淀派”。作为一名现实主义作家，孙犁一生，为人为文都十分真诚。在散文创作上，他更是以忠于自己的真实情感为准绳。
　　具体到散文《木匠的女儿》中，孙犁叙事不但诚恳，而且独特。《木匠的女儿》记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粗粗读完，容易让人产生这么一种感觉:如果作者将其写成一个长篇小说，也许更好。但孙犁没有这样做，而是选用“散文”的方式娓娓道来。文章按时间顺序行文，但又并非简单的平铺直叙，除了女主人公具有典型性，其命运本身很能吸引读者之外，也和孙犁高超的叙事手法分不开。文本创作于一九八?年，其时“文革”结束不久，孙犁已六十七岁，经历了世事变幻，可谓“人书俱老”。
　　开篇先从“村庄的主要街道”落笔，仿佛电影镜头那样从高处移下来，扫过街道两侧的屋顶，从一个大场景，缓缓移到木匠“进善家的梢门”里。我们的视线一步一步随着镜头的移动，穿梭在孙犁的叙述中。故事里的人物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社会急变之风仿若他们头顶呼啸而过的电闪雷鸣，虽然轰轰烈烈，但是到底与局中人两不相沾。普通的乡民有他们自己的现世安稳。比如文中木匠进善的哥哥，虽然读过几年书，“学得文不成武不就”，在左邻右舍的眼里，他是一个不会种庄稼的人，无非写得一笔好字，“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不过红事喜帖，白事丧榜之类”。
　　另外，关于当时社会背景的描述，作者也没有做过多的铺陈——“进善幼年就赶上日子走下坡路，因此学了木匠，在农村，这一行业也算是高等的，仅次于读书经商。”只寥寥几个字，就一笔荡开。仿佛孙犁手中的笔是魔术师的手杖，神秘而有力。他轻轻挥一挥魔杖，沉重的幕布便被荡到一边。幕布的后面，展现出来鲜活平凡的人事，才是他要告诉我们的。木匠进善的日子过得贫苦，妻子由于生活劳累，留下一儿一女后去世了。女儿小杏长得很俊俏。显然，在贫苦日子里亭亭玉立的女孩，面对自己的命运，无非和许多文学作品里女主人公的那点念头大同小异。这也是生活的真实。但落实到文字上，如何传达这种冷冰冰的现实，以及主人公对生活的无奈与惆怅，就需要非同一般的叙事能力，这对作者也是一个考验。在这点上，孙犁的处理手法相当高妙。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写道，“在绝望之余，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色”。这里，人物的惆怅是轻盈内敛的，作者讲述她的惆怅也是轻盈内敛的。作者没有大费笔墨地“叙”与“议”，而是以“轻盈”对“轻盈”，降调处理。中间落下的大段空白交由读者的情感来填满。这便是孙犁的“准”。艺术上的“准”，不是精确的对接吻合，而是很微妙而又完美地把握一个度。孙犁简直像一个技艺高超的乒乓球国手，对手一个球过来，是推，是挡，还是扣，大脑还不及迅速反应，拍子就已经非常漂亮地应对过去了。或许，这个比喻不够柔和，也许用书法家进行书法创作来比喻，更贴切——笔锋在白纸上牵丝连带，奔波跳跃，云烟四起，全在一念之间达到完美。毫无疑问，这种能力，归功于孙犁长期而严谨的写作态度。这种态度，又是从其独特的“人格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一朵奇葩，亭亭静植，香远溢清。孙犁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处处留心皆学问，他一生都在寂寞而单纯地观察、体验和思考，疾风劲草，经年累月，从而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思想境界。
　　文中一些关键地方的议论，举重若轻，似乎指草言花，却又让人回味无穷。小杏婚姻不幸，后来就长年住父亲家，对小杏的命运而言，这是一个转折。孙犁在此处也笔锋一转，“虽然这是一个不到一百户的小村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它有贫穷富贵，有尊荣耻辱，有士农工商，有兴亡成败”。孙犁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将读者的视角像放风筝那样放到一个高度。从而使得读者对小杏所处的环境进行全局观照，背负青天朝下看，俯视下面的人事纷纷扰扰，聚散离合，产生一种穿透时间的厚重感、沧桑感。虽然，孙犁在文中也力图让自己的面孔隐退到文字背后，尽量“呈现”而非“给予”，尽量不干扰读者的视线。但，我们从字里行间还是能窥见孙犁对主人公的态度。“虽说是少女的纯洁，虽说是廉价的爱情，这里面也有倾心相与，也有引诱抗拒，也有风花雪月，也有海誓山盟……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或多或少闪烁出孙犁对小杏的惋惜、同情，甚至还有浅浅的批评。
　　从题目看来，“木匠”是“女儿”的修饰词，换言之，主角应当是女儿。可两千多字的文章，几乎一半在写与主角无关紧要的“闲事”。也正是这些闲笔，才使得读者的阅读思路荡得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似乎只是孙犁记忆里的一些片断，零零碎碎，像飘落水面的花瓣，若刻意打捞成捆反倒意境全无。这也是这篇散文的一个特点，无须故作惊人笔。同时，作品又饱含情感，这种情感好比是藏于花瓣下的暗流涌动。当我们正被那些逐水而过的花瓣迷惑时，感触却已直接抵达我们的心灵深处。这似乎印证了一些评论家曾提到的写作手法:详处略写，略处详写;实处虚写，虚处实写。但，孙犁在创作前不一定存有此念。正如他在《尺泽集》后记里说的，“它是从我心泉里流出来，希望能通向读者的心田里去。”
　　再来关注文本的语言。乍读起来，《木匠的女儿》里的遣词、造句、断句都十分随意，似乎像一个没来得及打磨的毛坯。然而，出没在这篇散文里的语言却很符合“中国式”的言说习惯，且十分地道。文章通篇不见 “什么什么的什么”一类堆砌修饰的句子。行文直来直去，有点想哪说哪的感觉。这种言说方式在我们日常说话中很常见，即，句子基本无修饰成分，语序颠倒，多用短句，有弹性。这种句式在文中随处可见。如，“这时，街上有几个人影，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借钱，家家都早已插门闭户了。交了钱，并没买得下局长的命，他被枪毙在高岗之上。”这十分贴近我们平时的言说习惯。这种语言的好处是:朴素清新，情节生动，几乎其语言本身就能引人入胜。另外，文本中的语言节奏与传统汉语言的节奏颇有渊源。小说家曹寇在谈到《曹刿论战》时说:“‘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简单、直接，如同鼓点的语言，紧张的状态，古汉语的魅力充分体现于此。”显然，《木匠的女儿》与《曹刿论战》在“节奏”的把握上都是十分着意的，而且很懂得如何把握，但又没落入异曲同工的俗套之中。
　　回到小杏身上来。在写主人公小杏最后的结局时，孙犁依然使用技巧貌似简单 “夹叙夹议”的手法。他就像个剑术高超的侠客，一根稻草到手也会变成利器。且看他如何写小杏最后的命运:
　　
　　小杏在二十几岁上，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马灯似的动乱、打击，得了她母亲那样致命的疾病，不久就死了。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激荡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她。
　　
　　在孙犁笔下，小杏就这样悄然消失了，像一朵野百合无声无息地凋谢了。说红颜薄命都显得唐突。但，小杏这个形象却印在了读者的心间。
　　孙犁在《木匠的女儿》这篇散文中，对于人性的思考，社会的观察，显然十分深刻。而这些深刻的思想与他对生活丝丝入扣的“洞察力”分不开。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也与孙犁始终保持的“赤子之心”分不开。一个作家只要保持一颗单纯(不等于简单)的心，方能冷静而又寂寞地对生活进行观察、体验和思考，方能将其思想“打通”到作品中去，而其作品，也必将被灌注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孙犁散文《木匠的女儿》便是一例。
　　（责任编辑:吕晓东）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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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匠的女儿
　　孙 犁
　　
　　这个小村庄的主要街道，应该说是那条东西街，其实也不到半里长。街的两头，房舍比较整齐，人家过的比较富裕，接连几户都是大梢门。
　　进善家的梢门里，分为东西两户，原是兄弟分家，看来过去的日子，是相当势派的，现在却都有些没落了。进善的哥哥，幼年时念了几年书，学得文不成武不就，种庄稼不行，只是练就一笔好字，村里有什么文书上的事，都是求他。也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不过红事喜帖，白事丧榜之类。进善幼年就赶上日子走下坡路，因此学了木匠，在农村，这一行业也算是高等的，仅次于读书经商。
　　他是在束鹿旧城学的徒。那里的木匠铺，是远近几个县都知名的，专做嫁妆活。凡是地主家聘姑娘，都先派人丈量男家居室，陪送木器家具。只有内间的叫做半套;里外两间都有的，叫做全套。原料都是杨木，外加大漆。
　　学成以后，进善结了婚，就回家过日子来了。附近村庄人家有些零星木活，比如修整梁木，打做门窗，成全棺材，就请他去做，除去工钱，饭食都是好的，每顿有两盘菜，中午一顿还有酒喝。闲时还种几亩田地，不误农活。
　　可是，当他有了一儿一女以后，他的老婆因为过于劳累，得肺病死去了。当时两个孩子还小，请他家的大娘带着，过不了几年，这位大娘也得了肺病，死去了。进善就得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这样一来，原来很是精神利索的进善，就一下变得愁眉不展，外出做活也不方便，日子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女儿是头大的，名叫小杏。当她还不到十岁，就帮着父亲做事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已经出息得像个大人。长得很俊俏，眉眼特别秀丽，有时在梢门口大街上一站，身边不管有多少和她年岁相仿的女孩儿们，她的身条容色，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
　　贫苦无依的生活，在旧社会，只能给女孩子带来不幸。越长得好，其不幸的可能就越多。她们那幼小的心灵，先是向命运之神应战，但多数终归屈服于它。在绝望之余，她从一面小破镜中，看到了自己的容色，她现在能够仰仗的只有自己的青春。
　　她希望能找到一门好些的婆家，但等她十七岁结了婚，不只丈夫不能叫她满意，那位刁钻古怪的婆婆，也实在不能令人忍受。她上过一次吊，被人救了下来，就长年住在父亲家里。
　　虽然这是一个不到一百户的小村庄，但它也是一个社会。
　　它有贫穷富贵，有尊荣耻辱，有士农工商，有兴亡成败。
　　进善常去给富裕人家做活，因此结识了那些人家的游手好闲的子弟。其中有一家在村北头开油坊的少掌柜，他常到进善家来，有时在夜晚带一瓶子酒和一只烧鸡，两个人喝着酒，他撕一些鸡肉叫小杏吃。不久，就和小杏好起来。赶集上庙，两个人约好在背静地方相会，少掌柜给她买个烧饼裹肉，或是买两双袜子送给她。虽说是少女的纯洁，虽说是廉价的爱情，这里面也有倾心相与，也有引诱抗拒，也有风花雪月，也有海誓山盟。
　　女人一旦得到依靠男人的体验，胆子就越来越大，羞耻就越来越少。就越想去依靠那钱多的，势力大的，这叫做一步步往上依靠，灵魂一步步往下堕落。
　　她家对门有一位在县里当教育局长的，她和他靠上了，局长回家，就住在她家里。
　　一九三七年，这一带的国民党政府逃往南方，局长也跟着走了。成立了抗日县政府，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县长常到这村里来，有时就在进善家吃饭住宿。日子长了，和这一家人都熟识了，小杏又和这位县长靠上，她的弟弟给县长当了通讯员，背上了盒子枪。
　　一九三八年冬天，日本人占据了县城。屯集在河南省的国民党军队张荫梧部，正在实行曲线救国，配合日军，企图消灭八路军。那位局长，跟随张荫梧多年了，有一天，又突然回到了村里。他回到村庄不多几天，县城的日军和伪军，“扫荡”了这个村庄，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到大街上，在街头一棵槐树上，烧死了抗日村长。日本人在各家搜索时，在进善的女儿房中，搜出一件农村少有的雨衣，就吊打小杏，小杏说出是那位局长穿的，日本人就不再追究，回县城去了。日本人走时，是在黄昏，人们惶惶不安地刚吃过晚饭，就听见街上又响起枪来。随后，在村东野外的高沙岗上，传来了局长呼救的声音。好像他被绑了票，要乡亲们快凑钱搭救他。深夜，那声音非常凄厉。这时，街上有几个人影，打着灯笼，挨家挨户借钱，家家都早已插门闭户了。交了钱，并没买得下局长的命，他被枪毙在高岗之上。
　　有人说，日本这次“扫荡”，是他勾引来的，他的死刑是“老八”执行的。他一回村，游击组就向上级报告了。可是，如果他不是迷恋小杏，早走一天，可能就没事……
　　日本人四处安插据点，在离这个村庄三里地的子文镇，盖了一个炮楼，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的主力西撤了。汉奸活跃起来，抗日政权转入地下，抗日县长，只能在夜间转移。抗日干部被捕的很多，有的叛变了。有人在夜里到小杏家，找县长，并向他劝降。这位不到二十岁的县长，本来是个纨绔子弟，经不起考验，但他不愿明目张胆地投降日本，通过亲戚朋友，到敌占区北平躲身子去了。
　　小杏的弟弟，经过一些坏人的引诱怂恿，带着县长的两支枪，投降了附近的炮楼，当了一名伪军。他是个小孩子，每天在炮楼下站岗，附近三乡五里，都认识他，他却坏下去的很快，敲诈勒索，以至奸污妇女。他那好吃懒做的大伯，也仗着侄儿的势力，在村中不安分起来。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根据地形势稍有转机时，八路军夜晚把他掏了出来，枪毙示众。
　　小杏在二十几岁上，经历了这些生活感情上的走马灯似的动乱、打击，得了她母亲那样致命的疾病，不久就死了。她是这个小小村庄的一代风流人物。在烽烟炮火的激荡中，她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觉醒，她的花容月貌，就悄然消失，不会有人再想到她。
　　进善也很快就老了。但他是个乐天派，并没有倒下去。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县里要为死难的抗日军民，兴建一座纪念塔，在四乡搜罗能工巧匠。虽然他是汉奸家属，但本人并无罪行。村里推荐了他，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雕刻塔上飞檐门窗的任务。这些都是木工细活，附近各县，能有这种手艺的人，已经很稀少了。塔建成以后，前来游览的人，无不对他的工艺啧啧称赞。
　　工作之暇，他也去看了看石匠们，他们正在叮叮当当，在大石碑上，镌刻那些抗日烈士的不朽芳名。
　　回到家来，他孤独一人，不久就得了病，但人们还常见他拄着一根木棍出来，和人们说话。不久，村里进行土地改革，他过去相好那些人，都被划成地主或富农，他也不好再去找他们。又过了两年，才死去了。
　　1980年9月21日晨
　　
　　(选自傅光明主编《书的梦——感悟名家散文》)
　　

• 戴永课： 无须故作惊人笔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