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更是他住的房子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吃的食物。语言虽然简单，却有着无法遮掩的精辟。老爷太太就是山珍海味，草民百姓就是粗茶淡饭。《红楼梦》里宝姐姐说的那些个多少年都难以凑成一味药的良方，咱只能当优美的戏文听，因为那药方是宝姐姐一般的金贵。周知堂曰:“名花岂不艳，培栽费灌溉”，人家吃得好啊!
　　继续拓而展之，人还是他穿的衣服——有的人就是“皮尔•卡丹”，有的人就是鹑衣百结。人更是他住的房子:气宇轩昂、雕梁画栋的别墅也就是打高尔夫的“精英”，“未敢翻身已碰头”的茅棚当然是“草根”无疑。
　　彭见明的《父亲的房子》就是一曲地地道道的“草根”的纪念，我们从中读出了两个时代。
　　
　　2．“没有钱也要盖房子”的岁月
　　
　　有新闻评论从“史诗”的角度立论，说杜甫是一个优秀的“卧底记者”:善于深入社会底层，去报道社会主流所不愿与闻的新闻。例如在天黑之前，他就潜入了石壕村，现场报道了“有吏夜捉人”的场面——“使我们世世代代都知道，‘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知道战争残酷到一个已经牺牲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还要去随军服务，而这个‘烈属家庭’的媳妇则穷得‘出入无完裙’。在他现存的大量诗章中都具有一种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现代性’——尽管那时没有人本主义一说，但他有这样一种品质。”
　　用同样的思路考察，我们说，要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民贫困的程度，《父亲的房子》便是活证和铁证:那是用汗水浇成“草砖”盖房子的岁月、那是沟里的泥鳅就是“上好的荤菜”而足以打发匠人和帮工的岁月、那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劳累一天价值不到一角钱的岁月、那是不上山“偷”本属于自己的木料就盖不起草房的岁月——那是农民失却了起码的权利的岁月。“靠喂猪、卖鸡蛋能盘下买盐，打煤油和一家人基本的穿着，就已是很殷实的人家了。”
　　何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父亲的房子》抵得上整整一章教科书。
　　
　　3．“‘公活’不可或缺”的岁月
　　
　　彭见明的父亲含辛茹苦、披肝沥胆地为房子奋斗的日子，正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喊得山响的日子。“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在那样的日子里，时间的宝贵不仅体现在生活的艰辛、积蓄的困难，同样体现在“公活”万万耽误不得。
　　“我父亲只要积存了够买一车瓦的钱，便兴冲冲地推着独轮车到二十几里外的地方去买瓦。那里的瓦比我们本地产的瓦便宜，五厘钱一片。便宜就好，于是脚吃点亏跑二十几里路就不算什么事了。那时候我有力了，我十五岁就能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父亲便领着我去买瓦。他推车，我拉车，这样才能从坑坑洼洼、山路险峻的他乡将瓦运回家来。……父亲下午还要赶队上的集体工。队长责问上午干什么去了，父亲可以找个什么借口抵挡一阵子，倘缺工一天，就有麻烦了。麻烦不仅是扣工分，晚上还开全队社员会批评、帮助。由于私活而影响出集体工，那还了得，那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父亲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晓得那是坏透了的东西。”后人曾经总结“文革”期间的政治是“空头政治”，如今反观，岂但不“空”，而且那“政治”实实在在地渗透了几乎所有穷乡僻壤。政治的压力不仅折磨着农民的身体，加剧着农民的疲惫和贫困，耗费着老老少少农民的生命，而且成为农民最为沉重的心理负担——“批判帮助”在当时就是批斗，是人格上的侮辱。
　　“房子的压力”是一个商业的、经济的、伦理的概念，而“公活”的压力显然比房子重得多，因为那是含有仇视和惩治的政治概念，那两个字意味着人格甚至生命的代价。
　　
　　4．“比泥土还累”的“认苦”的岁月
　　
　　海子的诗歌里有两个农民，一个是在土地里刨食“比泥土还累”的父兄;一个是“月亮照我如一口井/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的麦地的儿子。而彭见明侧重于前者。
　　试看父兄们盖房子的“分解动作”:买瓦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山路在我们眼前还只是个灰白的印子。来去三四十里山路，我们必须上午就赶回来”。“偷树”则是“凌晨一两点钟就出发了，走十里地，钻进漆黑的林子，在一丝天光的拂照下，放倒一根杉树，除掉枝杈后扛回家来，藏到堆满稻草和红薯藤的猪栏屋横梁上。……待手脚做妥，东方才现出一丝鱼肚白，这时我父亲来不及再上床续睡了，他就和衣坐在椅子上，扯着牛皮鼾，呼呼大睡一会。待队上吹响出早工的哨子，他好站起来就走人”。而且，“上山砍树，要躲开有星星月亮的夜晚，风霜雨雪也不可出行，我父亲大概花了两年时间，才慢慢完成了这一项伟大的基础工程。”做“草砖”更是惨不忍睹。首先，“草砖”又必须在农活最忙的、最为炎热的夏天去做，因为需要借助炽烈的太阳尽快烤干它。而后——“在父亲天黑收工回来后，牵着牛在地里踩泥浆，必须把泥浆踩熟了，砖才有黏性。牛踩在很稠的泥浆里不吃亏，人不行，踩下去将腿拔上来要费很大的劲，我和弟弟咬紧牙关陪着父亲踩泥浆，一直到实在迈不动步子了，才收工。此时天上已是繁星璀璨，热热闹闹，欢快地眨着眼睛，多美的夜空啊。可它们就是帮不上我们的忙，也不能帮我们解除疲劳，回家吃晚饭时，我弟弟吃着吃着就累得睡倒在饭桌上了。第二天天不亮我父亲便叫上我去做砖。将稀泥填在木制的砖模子里，提上岸，再用板子压出来，一块砖坯就成了。一排排放着让阳光裸晒。一口湿砖，有五六十斤重，我帮父亲只干了几天，胳膊便肿疼了一个月。”
　　此刻，所有的生命凝聚为一个“累”字，夜空的“美”完全被“实用地”衡量，“故乡的夜空”在彭见明的“符号学”或“集体无意识”里永远与“受累”、“认苦”联系在一起。
　　那时候中国农民把辛苦叫做“难受”，把快乐叫做“好受”——过去、现在、将来，总是在被动地“受”，没有主动语态的“幸福”的概念。“大家都是这么苦过来的。当农民就是苦，这要认了。”
　　
　　5．“硕果”宣告“无价值”的岁月
　　
　　“我父亲下决心盖房子是在我有了二十岁，我的两个弟弟能挑几十斤重的担子的时候。”彭见明十七岁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先后在平江县花鼓戏剧团当演员和美工。所以，“那时候”当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三年。可以想见，备尝艰辛地盖好房子没多久，老百姓便重新“解放”而进入了可以吃饱肚子的新时期。
　　“多好的房子，后有竹园，前有地坪，通风干爽，明亮洁净。可惜，我父亲用不着将其分给他的儿子，我们兄弟一个接着一个都进城了，也不会再回来住他盖的房子了，这既使他高兴又让他遗憾。他一辈子最崇拜‘工作’二字，有工作的人就不是农民了，他这个当农民的培养了五个有工作的子女，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一个奇迹，不知有多少人当面或者背后夸耀他，这是对他受尽万般辛苦的心灵最好最大的安慰，他怎会不高兴?遗憾呢，就是没有人接受他的馈赠了，连一个仪式都没有了。那么，他终生为之奋斗而结出的硕果，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这位父亲更加不明白或曰遗憾的是:没过多久，那几间草砖屋的价值，“已不够在城里买一个厕所了”。
　　祖父在自己的“任内”让四个儿子各有一间房子，“耀祖光宗”。父亲按既定方针艰苦卓绝地努力，却碰上了改朝换代，自己到城里去当“老太爷”了——这是农民的福气，却是“房子”的悲哀。
　　
　　6．“那房子不卖”的永恒的岁月
　　
　　关键在于结尾——有人说鲁迅的文章“仅仅为了一条尾巴”。父亲终于记挂着他的房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父亲在临终前，把我们兄妹叫到床前，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兄妹，做主，把乡下那房子卖了。”
　　在父亲心目中，那不仅是“每一口砖都浸透着他的汗水”的“遗产”，不仅是他奋斗得来的“祖业”，可以说，父亲几十年间活在自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里——此刻的“房子”已经是一个足以抽象的概念，那是精神的寄托灵魂的家园。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父亲是否活着的唯一标志，就是他是否在盖着自己的房子。房子已经成为父亲最为主要的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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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要把“房子”——自己当初的“命”变为现金，分给子女。他未必不知道自己的基业已经贬值得“轻如鸿毛”，但那基业包含的精神价值确乎重于泰山。“只要精神不倒”几个字无疑是解读“父亲形象”的钥匙。
　　散文的结尾是——
　　
　　我对父亲说:那房子不卖，我们兄妹不缺这个钱花。那房子要留着，今后若有兵荒马乱的年月，城里断电了，断水了，我们还要回去住的。那房子就是你，要是卖了，今后我们就看不见你了，我们要常常回家去看看你的……
　　父亲最后说:这样也好。
　　这是父亲最想说的一句话。我想我的回答，他是满意的，因为最重要的一句是说了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回去住，这是他最期待的事。
　　
　　知父莫过子。房子就是父亲——房子所有的砖缝里都砌着父亲血肉和目光，怎么能够卖呢!
　　父兄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每次细读至此，笔者都不禁热泪盈眶，父亲是认真的，他真的以为会有“兵荒马乱断电断水”的日子，他不知道儿子所守护的“不卖”的真实可以二解，一是容纳和继承父亲“灵魂的事业”，二是安慰自己临终的父亲。
　　笔者的一位搞民俗的师兄说:“地上文物一般只能够保留五十年。”他连农民车水的水车都搜集了好几挂。而彭见明笔下的父亲的房子绝对已经是“文物”了——这种文物的大量存在或许是进化的悲哀，但这种文物绝对不能被唾弃、被遗忘。因为曾经有过那种岁月，因为历史需要用父亲的草砖房印证。
　　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允许再有那样的岁月。
　　
　　7．现在，“父亲的房子”何在?
　　
　　真诚地期望“父亲的房子”绝迹。
　　然而，一九八六年年底，在“河南风情摄影艺术展览”的金牌奖照片《志气篇》上，我看到了“父亲的房子”的难兄难弟:“教室”里暗无天日，参差不齐的土坯上架着开裂的木板，一群农村孩子正在伏“案”苦读。一九九六年，有学生寄来的作家路遥母亲居住的草房的照片，那位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穷娘”的草房四处透风，破旧不堪。二○○一年春节刚过，作为记者的我到安徽阜阳采访同济大学研究生亓培玉被打致死的事件时，在亓家再次见到简陋开裂的草房，亓的父母——两位老人躺在光席片上打着点滴。
　　我想，彭见明写《父亲的房子》是在为一个时代唱告别的歌，尽管其间有无尽的留恋。而我们整个社会的责任在于:尽快地让“以一分钱为单位来计算开支”的父亲在身边消失，尽快地让“父亲的房子”成为陈列品而不是栖身之地。
　　
　　8．“草砖房子”式的人和文
　　
　　周作人和林语堂对于人和文的至高评价就是“质朴”二字。彭见明当得起这两个字。
　　读到“我们还给他不少零花钱，让他回去款待同乡好友，让他韵一韵当老太爷的味”和“每顿以泥鳅作荤腥，大碗大碗隆重推出”——我记起了“土得掉渣”的农民散文家刘亮程。像刘亮程一样，彭见明的叙述也是农民说话式的，其哲理也是出于“农民立场”的。他的行文似涓涓水流，从从容容，娓娓道来，仿佛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他把所有的辛酸、艰难、困窘、无奈都淡然处之，像何立伟的著名小说《白色鸟》，把对于“文革”的揭露暗含在不动声色的记叙中，质朴的文字充满了镜头感。有知情者说:“他骨子里就是一介山野之人，他很难真正融入到流光溢彩的都市中去。他的大多数作品是躲在远离喧哗的乡间土屋里写出来的。”我坚信这是真实的。
　　说到何立伟与彭见明，还要补充一个结尾。据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彭见明还在岳阳工作，因为夫人是商业部门的，买电器比较识货。何立伟就请彭见明设法给他妹妹买台电视机，彭见明不但买好，而且还弄了台破车哼唧哼唧送到了长沙。大家都说彭见明是个“靠得住的人”。
　　“靠得住的人”才能写出“草砖房子”式的“靠得住的文字”。
　　（责任编辑:吕晓东）
　　
　　附:
　　
　　父亲的房子
　　彭见明
　　
　　我父亲生有四子一女。在他成为人之父以后，他念念不忘要盖一栋房子。我祖父生有四子三女。在他任内他保障了分家时，每个儿子有一间房子住。我父亲断然是不能降低这个标准的。
　　我父亲下决心盖房子是在我有了二十岁，我的两个弟弟能挑几十斤重的担子的时候。那时我参加工作有两年多了，父亲认为时机成熟了，至少有几双手可以帮他干活了。其实盖房子只要有一个条件成熟就行了，那就是钱。但那时候没有钱。没见哪户人家是攒齐了钱来盖房子的。
　　七十年代初，乡中盖房，只有几样东西是要花钱的:一是瓦，瓦必须买，自己烧不出来。二是木匠和砖匠的工钱，必须开，但可以拖欠你几年。三是盖房时有很多乡邻来帮忙，叫做“助工”，只吃饭不需要工钱的。所以饭不能太马虎，要有点肉、买点鱼、打点酒，不可没有一丝荤腥。其余一般不必花什么钱了，全凭力气做出来。
　　那么钱从何而来呢?我不知我父亲是怎么弄到钱的。一个农民，除了一年到头在生产队赚工分，然后凭工分分到谷子、红薯、豆子和茶油外，钱断然是看不到的。靠喂猪、卖鸡蛋能盘下买盐，打煤油和一家人基本的穿着，就已是很殷实的人家了。
　　但我父亲在没有一分钱积蓄的困境中还是要盖房子。我那时已经出门工作了，一般也不会回去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弟弟了，父亲只需要盖三间房子，便完成了他作为父亲的全部义务。
　　没有钱也要盖房子并不是我父亲的发明，大家都是这么扯扯绊绊将屋顶盖就的。一个农民的终身奋斗目标，便是拥有自己的房子。没有钱就放弃这个目标吗?不会!只要精神不倒，没钱也能把房盖成。我父亲便是这么一个有毅力的人。
　　还在三年之前，我父亲就开始筹划积攒所有建筑材料中最难筹集的瓦。他不打算再盖茅屋顶——那时候我老家的房子基本上是茅屋顶。我父亲在茅屋顶下呆怕了，他要盖就要盖瓦屋顶。
　　我父亲只要积存了够买一车瓦的钱，便兴冲冲地推着独轮车到二十几里外的地方去买瓦，那里的瓦比我们本地产的瓦便宜五厘钱一片，便宜就好，于是脚吃点亏跑二十几里路就不算什么事了。那时候我有力了，我十五岁就能挑一百多斤重的担子，父亲便领着我去买瓦。他推车，我拉车，这样才能从坑坑洼洼、山路险峻的他乡将瓦运回家来。
　　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山路在我们眼前还只是个灰白的印子。来去三四十里山路，我们必须上午就赶回来，父亲下午还要赶队上的集体工。队长责问上午干什么去了，父亲可以找个什么借口抵挡一阵子，倘缺工一天，就有麻烦了。麻烦不仅是扣工分，晚上还开全队社员会批评、帮助。由于私活而影响出集体工，那还了得，那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父亲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晓得那是坏透了的东西。
　　三间屋，需要盖几万片瓦。我父亲如燕子衔泥一般，一车又一车，前后衔了三四年，拖了几十车，总算拥有了够盖三间屋的瓦。那根拉独轮车的麻绳，从我的肩膀，换到两个弟弟的肩膀上，它将我们的肩膀打磨出一层厚厚的硬茧。
　　瓦有了，奠定了我父亲一半的信心。
　　其实，乡中盖房，真正要花钱的是备木料。门、窗、梁、椽，要费不少木料。而木材是要林业部门批手续方可砍伐的，有钱无手续是买不到木材的。满山的树木，都是集体的，谁敢去动一根毫毛，就叫他没有好下场。但山毕竟就在我们身前身后，一出门就上了山。这不比瓦，瓦一般人烧不出来。而木料，就在山里，谁都可以将其弄回来，只要你有能够砍断一棵树的力气。
　　在这里，尽管我十分不忍心，十二个不愿意，也要说到一个“偷”字。也就是说，我家的三间房子，几乎有两间房上的木料是“偷”来的。
　　我父亲上山备木材时，一般是凌晨一两点钟就出发了，走十里地，钻进漆黑的林子，在一丝天光的拂照下，放倒一根杉树，除掉枝杈后扛回家来，藏到堆满稻草和红薯藤的猪栏屋横梁上。他“偷”树从没被人发现过，因为他能预先发现他人，他有充足的时间藏身躲避。待手脚做妥，东方才现出一丝鱼肚白，这时我父亲来不及再上床续睡了，他就和衣坐在椅子上，扯着牛皮鼾，呼呼大睡一会。待队上吹响出早工的哨子，他好站起来就走人。
　　 [##]
　　上山砍树，要躲开有星星月亮的夜晚，风霜雨雪也不可出行，我父亲大概花了两年时间，才慢慢完成了这一项伟大的基础工程。
　　从心底里我父亲是不会承认他偷了树的。我十二岁第一次去山里砍树时，父亲指着一面山坡告诉我:过去这面山是我们家的。这一面绿油油的山坡，曾经是我老祖父置下的产业。好在解放前两年我老祖父破产了，田地山林都抵账抵给了人家。不然我家便是地主了。戴上地主这个帽子可就苦了，那么我就不能参加革命工作了，我母亲便不能当人民教师了，我父亲就是地底下藏着银元，也不能做盖房子的梦了。
　　虽说那山坡早不是我们家的了，但那山上的杉树和梓树是我们家里人栽的。前人栽树，后人巡荫，在我父亲看来，这个道理总还是个道理，如今去砍几根树来盖自家的房子，怎么说也够不上一个“偷”字吧?但不是偷又是什么呢?不是偷，半夜三更，避人耳目干什么呢?
　　我父亲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偷”树。这可不比买瓦，买瓦顶多遭队长一顿骂，说是旷工，毕竟这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父亲并不是胆子大敢冒风险，恰恰他是个一辈子放不出个响屁来的老实人。他敢干是因为我的所有乡邻盖房子，都没有谁去办过林业手续买过树。这在大家肚子里是心照不宣的。那时市面上没树卖。就是有树卖，又有几户人家出得起钱?
　　有了瓦，有了树，最难的两个硬件备下了，这房子就可以说成竹在胸了。
　　我父亲请术士择了盖房子的良时吉日。这一般是秋收后。因为秋收后农活少了，雨水不多，气候凉爽，这是乡中最适宜盖房子的季节。
　　这年夏天，我父亲开始做砖。我们家没有钱买砖，自己做，用田里的泥巴做成几十斤重一口的草砖。所谓草砖是稀泥巴里混些铡碎了的稻草，其作用有如水泥浆里放着钢筋。那时候我们乡中盖房子都是用草砖，就是大队支书家里也不例外。
　　为什么非要在炎热的而又是农活最忙的夏天做草砖呢?原因只有一个，必须借助炽烈的太阳尽快烤干它。只有把八成干的砖块垒成半人高的墙，上面再盖上稻草遮雨，这砖才算是做成了。
　　我从单位上请几天假回来帮我父亲做砖。我父亲带着我和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在父亲天黑收工回来后，牵着牛在地里踩泥浆，必须把泥浆踩熟了，砖才有黏性。牛踩在很稠的泥浆里不吃亏，人不行，踩下去将腿拔上来要费很大的劲，我和弟弟咬紧牙关陪着父亲踩泥浆，一直到实在迈不动步子了，才收工。此时天上已是繁星璀璨，热热闹闹，欢快地眨着眼睛，多美的夜空啊。可它们就是帮不上我们的忙，也不能帮我们解除疲劳，回家吃晚饭时，我弟弟吃着吃着就累得睡倒在饭桌上了。
　　第二天天不亮我父亲便叫上我去做砖。将稀泥填在木制的砖模子里，提上岸，再用板子压出来，一块砖坯就成了，一排排放着让阳光裸晒。一口湿砖，有五六十斤重，我帮父亲只干了几天，胳膊便肿疼了一个月。我毕竟离开乡村了，我为我如此不能耐劳而感到羞惭。
　　待太阳升起来时，我们基本上用完了头天晚上和的泥巴。这时队长的出工哨响了，我父亲必须去干集体的活。私活断然是不可影响公活的。
　　我只是象征性地回来帮一帮父亲。父亲要一手一脚做出够盖三间屋的草砖来，要熬多少夜，起多少早，出多少汗?这使我不敢想象。
　　可他叫我不要影响工作。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苦过来的。当农民就是苦，这要认了。
　　在我父亲打算起屋前，我们附近刚盖起了一栋新屋。那户人家十到二十岁的孩子有七八个，多得我都叫不出名字来。他们一家却十分勤劳，他们的父亲带领着他们出现在各种劳动场所:田里、河边、山上。他们赚很多工分，挑回去很多谷子和红薯。我的感觉是，一只大蚂蚁领着一群小蚂蚁在不停地爬呀爬，拖呀拖，搬呀搬，无休无止，从不疲倦。这么大一家人，当然要盖房子的。我听说了他们盖房子有件事很感人:说是他们家没钱斫肉买鱼招待助工的乡亲们，便早早作了准备，在盖房的这个夏天里，那兄弟姊妹七八个，像一群蚂蚁一样向河渠、水田进攻，捕捞泥鳅、鱼虾，然后晒干储藏。说是到了盖房子时，他们储备下了几大缸干泥鳅，盖房时每顿以泥鳅作荤腥，大碗大碗隆重推出，直到房子落成，遣散了匠人、帮工，还剩下一缺泥鳅干没开封。不花钱斫肉，又不曾得罪一个上门客，地方上无人不赞美那几个孩子。
　　我和我的弟弟们显然是受到先进模范的影响，我们暗中也打算帮我们的父母一把。只要一有空闲，我们便滚在泥水里。那时候生态环境好，田里还不使用农药。鱼虾泥鳅繁殖旺盛，一条泥沟里头天刚捉过一轮，第二天再去收获如初，不知这些泥鳅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一个夏天下来，我们兄弟也帮我们的父亲储备了十来斤泥鳅干。父亲尽管不曾说过一句表扬的话，但已看出他内心的高兴。以每一分钱为单位来计算开支的父亲，知道这几坛子荤菜的分量。
　　万事俱备，随着一个雄鸡头落地和一挂爆竹的炸响，大门框在平整的红土地上竖起来了。只五天时间，最后一片瓦便盖完了。
　　我在城里买回些油漆，将五个窗户六张门刷成酱红的颜色。父亲将院前院后收拾得一尘不染，并挖好许多凼，放上家肥，准备入冬时种花栽树。
　　多好的房子，后有竹园，前有地坪，通风干爽，明亮洁净。可惜，我父亲用不着将其分给他的儿子，我们兄弟一个接着一个都进城了，也不会再回来住他盖的房子了，这既使他高兴又让他遗憾。他一辈子最崇拜“工作”二字，有工作的人就不是农民了，他这个当农民的培养了五个有工作的子女，这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一个奇迹，不知有多少人当面或者背后夸耀他，这是对他受尽万般辛苦的心灵最好最大的安慰，他怎会不高兴?遗憾呢，就是没有人接受他的馈赠了，连一个仪式都没有了。那么，他终生为之奋斗而结出的硕果，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我父亲大概从来不曾想过，连他都不能守住他亲手盖的房子了。在他还只五十出头的时候，我们将他接到城里去住了。他辛苦了大半辈子，我们不能让他下地上山再辛苦了，要让他进城，成为老太爷，请他享清福，叫他饭来张口，茶来伸手。正因为我们跟着父亲苦过，才懂得要如何孝敬他。
　　父亲是不愿离开故土，尤其是不愿离开他亲手造的房子的。但必须领受子女们的一片好心。如果子女们都远走高飞了，而他一个人远留在乡下，这就不正常了，这他就没有面子了，谁叫他有本事养出都有工作的儿女呢?因而他是必须走的，不想走也得走。
　　我父亲一生最大的杰作是他盖的房子，他经常要回去看看，回味一下昔日的壮举，是一件有益身心的事，我们还给他不少零花钱，让他回去款待同乡好友，让他韵一韵当老太爷的味。
　　我父亲回家后就是打扫卫生，收拾屋子前后的树木，精心维护他的作品。尽管那时有人开始盖两层楼的红砖屋了，而他却对那些新鲜事物熟视无睹，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因那每一口砖里，都浸透着他的汗水呢。
　　我父亲还掏钱买了不少树苗子，栽在他“偷”过树的那面山坡上。他是想求得心灵的平衡，给那山补上损失。他一辈子没占过什么便宜，可能就是这点事一直搁在心里觉得内疚吧。
　　我父亲在临终前，把我们兄妹叫到床前，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兄妹做主，把乡下那房子卖了。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他一辈子留给我们的财富就是那几间房了。他想把它卖了，每人给一点钱，也算是做父亲的给了我们一点遗产。可是郑重其事的父亲不知道，乡下那几间草砖屋此时的价值，已不够在城里买一个厕所了。可在他心里，是一栋房子的价值啊，是他苦苦奋斗多年才建成的祖业。他不会去作别的比较，他认为值钱!
　　这是父亲的遗嘱。别的他什么都不会说，只有这一件事值得他一说。
　　我对父亲说:那房子不卖，我们兄妹不缺这个钱花。那房子要留着，今后若有兵荒马乱的年月，城里断电了，断水了，我们还要回去住的。那房子就是你，要是卖了，今后我们就看不见你了，我们要常常回家去看看你的……
　　父亲最后说:这样也好。
　　这是父亲最想说的一句话。我想我的回答，他是满意的，因为最重要的一句是说了我们今后可能还会回去住，这是他最期待的事。
　　
　　(《芳草》二○○三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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