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感觉派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主要作家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等。中国新感觉派是在日本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与日本新感觉派很有相似之处，却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新感觉派实际上是把日本新感觉派起先提倡的新感觉主义与后来提倡的新心理主义两个阶段结合起来了。”①作为海派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新感觉派也同样将他们的笔触指向了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这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存状态，便摆在新感觉派作家的解剖刀下了。
　　严家炎先生在《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②中对新感觉派的艺术特色及创作思想作了全面细致的阐述，对某些细节上的考证也很令人信服，但在论及新感觉派的二重人格塑造时却将其放在错误倾向性的维度上进行批判。笔者认为，以今天的眼界看，这种定性有失偏颇。本文主要着力于新感觉派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二重人格特征分析及其创作得失的考察，其中提出的观点或许仍有不当之处，愿向严先生请教。
　　首先有必要对“二重人格”作一些理论说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提出了著名的“人格三部结构”说，该学说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代表“尚未驯服的激情”，它按照“快乐原则”来寻求发泄和满足;自我则代表“理智和审慎”，它按照“现实原则”来看思考和行事;超我代表一种道德的限制，它“坚持行为的一定准则，不顾来自外在世界和本我的任何困难”，以“道德原则”行事。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之间是相互冲突的，而本我(力比多)受到自我、超我的压抑和限制，一旦超出一定的限度，人的精神就会出现分裂，从而形成二重人格现象。③弗洛伊德的这一学说为作家二重人格的塑造提供了心理学的依据。施蛰存就曾承认“我的小说……应用了一些Freudism”④。苏雪林在《心理小说家施蛰存》中也指出施蛰存最擅长心理分析，“……其中值得注意的……二重人格的冲突，普通心理学上自我分裂，灵肉冲突，和一切心理上的纷乱矛盾，都脱不了这二重人格的关系”⑤。而“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甚至坦白承认自己也有二重人格。⑥
　　新感觉派小说的二重人格塑造主要表现在两类题材中，一类是现代都市题材，剖析在都市背景下的个体在畸形的都会繁华中的迷醉与迷失，寂寞与感伤以及精神扭曲与分裂;另一类是历史题材，将古代人纳入精神分析的显微镜下，试图探寻二重人格在古今人类心理上的普遍性。
　　正如著名学者吴福辉所说:“现代人性发展的深入处，是由与自然的对立、与社会的对立，最后不可遏制地引向了自身的分裂。古典的人，那种恬适的心态、完好的人格、物我两忘的境界，在一部分海派小说那里，已消失得无从追忆。”⑦新感觉派小说着力于描写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刘呐鸥的小说集即命名为《都市风景线》，表现这飞机、电影、JAZZ、摩天楼、色情狂、长型汽车的高速度大量生产的现代生活。刘呐鸥主要以都市男女的邂逅为主题，展示诗意爱情在都市的消隐。
　　穆时英的都市题材小说带有更多的批判性，多表现被现代生活压扁了的人的精神状态，其独特之处在于把夜总会、舞场这些很有都市特征，又能洞视人的精神境况的场所作为二重人格、分裂人格的展示台，充分表现人物的肉体的狂欢和精神的焦虑。《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描写“五个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破产了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去了青春的交际花黄黛茜、失去思想方向的怀疑主义者季洁、失去爱情的大学生郑萍、失业的市政府秘书缪宗旦。他们一同来到夜总会，在各种颜色、声音、气味、欲望的混杂以及酒精的作用下疯狂地跳舞、疯狂地大笑，从疯狂中寻求更强烈的刺激，“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⑧，这是典型的二重人格的表现。此外还有《CRAVEN“A” 》中的舞女余慧娴，“一个是半老的，疲倦的，寂寞的妇人，看不见人似的，不经意地，看着我;一个是年轻的，孩子气的姑娘向我嘻嘻地笑着”，将“彻骨的寂寞”遮盖在快乐的面具下。
　　施蛰存的代表作《梅雨之夕》是一篇典型的心理分析小说，他用“《雨巷》式”的诗意笔调细腻地展现一个男子“我”在雨中邂逅陌生少女并撑伞送女子回家的过程中的内心意识，将“我”想接近少女的意识与恍惚无意识中初恋少女与妻的不时闪现交互穿插，造成一种似真而幻的错觉，刻画出男子心中微妙的分裂人格。而施蛰存后来的小说《旅舍》《魔道》似乎是对《梅雨之夕》的深化，展现了在现代都市的快节奏下生活的人的“都市病”——焦虑，以及由焦虑发展到神经衰弱症，以致最终导致精神的自我分裂和变态的生存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新感觉派作家将弗洛伊德的“性欲说”植于作品中，表现“力比多”(本能)对人的行为的强大支配力量，将人引向了精神的煎熬和人格的分裂。比如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叶灵凤的《摩伽的试探》等。《白金的女体塑像》里，中年独身的谢医师为一个神经衰弱的患有早期肺痨的少妇进行紫外线治疗时，被女病人细巧的脚踝，没有骨头的胸脯，白金似的****激发出压抑已久的性欲，在激烈的情欲冲突中头脑发胀，浑身发抖。于是不久，禁欲主义者谢医师结婚了。《圣处女的感情》《摩伽的试探》都是将人物置于宗教与情欲的挣扎冲突中展现本能欲望的强大能量以及灵肉冲突导致的人的精神分裂。圣处女“白色的心”(纯洁、静谧)变成了“黑色的心”(虚荣、妒忌);摩伽七年的精神苦度经不住肉体一夜的欢娱，在宗教信念崩溃的同时也割去了自己的“尘根”。《在巴黎大戏院》的黑暗剧场内，已婚的乡下男子与一位都市女子幽会，他一会儿想起乡下的发妻，一会儿又揣度身边恋人的心理，甚至吮吸这位都市女子手绢中的痰渍与汗味。这类“恋物癖”是一种典型的性变态特征，是由于性的受压抑而转移到其他替代物以寻求性心理的发泄和满足。这些作品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本我(性欲)遭受“自我”、“超我”的过度压抑后最终走向分裂的二重人格的过程。
　　新感觉派第二类历史题材小说是将古代高僧、名将、草莽英雄置于心理分析的解剖刀下，在“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对立冲突模式下“还原”(或者重塑、解构)历史人物形象。这类题材以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底头》为代表。这本集子里包括四篇小说:《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阿褴公主》。
　　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无法摆脱色欲的诱惑，一方面渴望变成凡人享受世俗的欢娱，另一方面又害怕无法修成正果。一边行乐，一边却又强烈地自责，在修成正果和沦为凡人的双重的诱惑与磨难之中无法自拔。
　　《石秀》故事取材于《水浒传》，不同于古典小说只是注重外在的行动描写，施蛰存十分细腻地展示了石秀由一个心理正常的童男子在色欲与兄弟信义的冲突中一步步沦为心理变态的嗜血色情狂的转变过程。石秀迷恋义兄杨雄的妻子潘巧云，“饥饿着”的欲望不可抑制地折磨着他，但本能被现实的道德观念(“朋友之妻不可欺”)压抑着得不到发泄，“本我”的快乐冲动与“超我”的伦理压抑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中，最终以杀人嗜血的极端方式获得了变态的满足。可以说，石秀的病态心理完全是二重人格冲突的激化导致的。
　　《将军底头》描写种族与情欲的冲突。有着一半吐蕃血统的武将军花惊定奉唐代皇帝的命令去征讨吐蕃，这在花将军的内心激起了两难的心理冲突，这是一种道义的冲突，也是种族血缘感情的冲突。后来驻扎于边境小镇时，他疯狂地爱上了一名美艳的汉族少女，并为此痛苦不已，这本来已有的二重冲突又加了一层情欲的冲突，使花将军为此心神不定，最终在战场上因想念少女而被敌将砍下头颅。多重的内心冲突就这样以死亡的方式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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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施蛰存将弗洛伊德理论应用于创作实践，着力表现历史人物潜意识中强烈的生命冲动如何受“超我”的社会传统文化心理的压制，从而打破了历史时空的限制，接通了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展示了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精神焦虑。
　　严家炎先生在《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中肯定了新感觉派小说在表现半殖民地都市病态生活、推进心理分析小说发展以及形式技巧的创新等方面的成就，但同时却对二重人格人物的塑造持否定的态度。严先生认为，新感觉派“二重人格”的理论基础——弗洛伊德学说，“它最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把正常人都当作疯子”⑨，并认为弗洛伊德的“侵犯冲动”理论是“一种荒唐的见解，也是弗洛伊德学说深深地打着资产阶级烙印的地方”⑩，以此为理论依据的《石秀》，“将古人现代化、弗洛伊德化……石秀几乎完全成了一个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和变态心理者”[11]。
　　本文认为，虽然弗洛伊德理论是在研究神经病患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弗洛伊德绝没有把正常人都当作疯子看待。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他说:“健康人的潜意识的心灵储藏着富有能力的被压抑的冲动，而且其中的力比多也有部分不受自我的支配”[12]，凡属神经病都必有这么一种精神冲突的矛盾，“假使在你们用理论的眼光来看，而不问这个(精神冲突的)程度大小问题，那就可以说我们都不免有神经病，因为症候形成所需要的条件都是常态人所共有的”[13]。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是从病原学的角度来说明常态人身上所具备的成为神经病人的可能条件，要理解这段话就不能忽略其前提而断章取义。
　　在《石秀》问题上，施蛰存试图以弗洛伊德理论来寻求对石秀形象的更合理表现[14]，并不是随意的“现代演义”。我们对石秀形象的解读，无论怎样也不会得出“现代资产阶级的色情狂”这一结论。
　　另外，严先生说:“文艺作品应当充分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但表现生活的复杂性与刻画‘二重人格’的伪君子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15]其实，二重人格与伪君子没有任何关联，二重人格乃是神经病患者精神冲突的典型症候，与人格上的虚伪做作是两回事。这种误解致使严先生低估了“二重人格”创作的意义。而人的复杂性是生活的复杂性的一部分，新感觉派小说揭示本我与自我复杂的多重心理矛盾，探索人的内面情状的努力就不应被抹煞。
　　严家炎先生对新感觉派小说的二重人格倾向性的批判，其切入口是将弗洛伊德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学说加以批判，进而否定新感觉派作家的艺术创作思想及成果(在谈到穆时英的小说时着重论述了穆的“附逆”与其后期作品的关系，多是无实证的猜测)。这种以阶级的眼光分析文艺作品的方法，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批评话语的后遗症，它造成的认识上的偏差，实质上使我们低估了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的价值。本文认为，新感觉派的创作应放在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方能寻得它所具有的意义。
　　首先，新感觉派弥补了“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学，或是描写了都市而没有采取了适合这种描写的手法”[16]的空白，并且它不是过去某些评论家所言，只是表现了人的生活空虚、颓废、世纪末的崩溃情绪等，新感觉派作家对二重人格的塑造，表现人与社会环境的对立、自我的分裂及都市人的情感状态，并非肤浅的只求为大众口味提供消遣的噱头的性叙事，而是有着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内隐的批判意识的。刘呐鸥借法国青年比也尔在中国的遭遇，表达了人生诗意的匮乏(《热情之骨》);穆时英揭示都市繁华中人在快乐面具之下的彻骨的寂寞和悲哀(《CRAVEN“A”》);施蛰存表现都市人的精神疾病等，都是对精神境况的执著关注，这样的集中表现在新感觉派之前是空白的。
　　其次，新感觉派小说拓展了文学的表现范围，推进了心理分析小说的深化。不同于传统的外部展示，新感觉派以大量的感觉化叙述、细致入微的心理探幽、潜意识本能的开掘，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而复杂的非理性世界，以及人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撞中的焦虑与狂乱。与其相应的是表现手法的创新。它突破了旧有的行动描写，而大量采用感觉主义、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做一种“感觉外化”的尝试，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新的创作元素。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无疑承担了现代文学的先锋派角色，他们自觉将新的理论运用于创作实践，借鉴日本新感觉派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突破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审美领域和表现手法，把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分裂性展露无遗，形成了继二十年代鲁迅现代小说、创造社自我小说、早期象征派诗歌之后又一次现代性追求。
　　当然，新感觉派的偏失也不必讳言，在对非理性世界的展示上，它过分倚重人的非理性、潜意识本能对人的支配作用，有些描写显得不合常理。比如刘呐鸥《残留》中的女主人公霞玲在丧夫的当天晚上便浪荡街头寻求肉体安慰。这显然把本能情欲夸大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同样，施蜇存的小说集《将军底头》中，历史上有名的高僧、将领、英雄等在他的笔下无时无刻不受到情欲的灼烤，丧失本应具有的理性自制力，忽视了理性自我对人的提升，将人贬为纯粹的非理性生物，从而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可信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受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⑨⑩[11][15] 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另见马良春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页-第288页。
　　③ 参见 朱立元:《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④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经历》，《灯下集》，开明出版社，1994年版。
　　⑤ 苏雪林:《心理小说家施蛰存》，《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中华民国75年6月第2版，第381页。
　　⑥⑧ 穆时英:《公墓•自序》，《穆时英小说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页。
　　⑦ 吴福辉:《“文明人类”的灵魂告白——海派小说的主题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12][1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第1版，第270页，第286页。
　　[14] 金圣叹在点评《水浒传》中的石秀时说:“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已……岂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种才刻狠毒之恶物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石秀的狠毒行为表示不满，这也是对其形象合理性的质疑。中国传统的小说过分倚重外部行动描写，无法凸显人物行为的心理动机是其缺陷之一。施蛰存则“开创一条创作的新蹊径”，用心理分析透视人物的精神脉络，揭示行为动因。
　　[16] 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现代出版界》，转引自 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
　　

• 卢亚兵： 论新感觉派小说人物形象的二重人格塑造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