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对羊》是一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和深刻艺术价值的中篇小说。小说最早刊发于《当代》二零零一年第五期，二零零五年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作者夏天敏以近乎荒诞的喜剧形式讲了一个简单的悲剧故事：刘副专员出于真诚的关心，与贫困山民德山老汉结成扶贫对子，并送了一对外国良种羊给德山老汉饲养，希望德山老汉一家以此为契机摆脱贫困、发家致富。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德山老汉不仅没有脱贫致富，反而坠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谁是导致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作者通过这个貌似荒诞的悲剧究竟要表达什么？也许，通过对这场悲剧的探秘溯源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这部小说。
　　
　　一
　　
　　我们探询的目光将首先聚焦于刘副专员身上。的确，没有他的那一对好大的外国良种羊，悲剧不可能发生。我们尽可以说他是导致这一场悲剧的元凶：他的浅尝辄止的调查研究，他的自以为是的同情和关怀，他的缺乏科学精神的思维方式，都是这场悲剧之所以成为可能的不可或缺的初始条件。但如果我们仅仅这样来理解，对刘副专员显然是不公平的，与作者创作的意图也并不吻合。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作品，我们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伦理判断：刘副专员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忍心随意指责的对象。他对德山老汉的感情是真挚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帮助让德山老汉尽快脱贫致富的愿望是强烈的，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带头作用激励更多的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尽快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的主观意图，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尊敬的。
　　例如在“访贫”一节中，他没有丝毫嫌弃贫困山民德山老汉，反而时时表现出他的真诚和关心。一见面，刘副专员就伸出双手，“捉住了”德山老汉那双“松皮般”的手。一个“捉”字，其主动和热情得以凸现。当因所坐的草墩太烂而“差点跌倒”时，他没有愠色，还制止了差人去找凳子的“焦躁”的乡长，“就站着说话”。在德山老汉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目不忍睹”的屋子里，他“这里瞅瞅，那里摸摸”，结果是“脸冷得掉得下水来”。他的善良和同情在这特定的场合下，也产生了一种逼人的力量：他“神色凝重，眼里有了忧伤。屋里人多，但静如亘古。记者们也不敢乱拍乱摄了”。在目睹德山老汉全家所谓的“午餐”后，他“很惊愕很气愤”，并怒斥了当地的乡村干部：“你们就让群众吃这种野草，群众是猪？”当看到德山老汉一家三口的住宿条件后，他“没说话，空气沉重凝滞阴郁而惨淡”，他“流泪了，浊重的泪水悄然流下脸颊”。他把德山老汉的女儿“揽在怀里，说好好读书吧，只有读好书，才有出息”。临别前，“搜”口袋，将身上的四百多元钱“全”交给了德山老汉。在他的带领下，“随同来的人也纷纷将手伸进口袋里”。此时此刻，此言此行，此情此景，只有令人无限感动和感激，哪里还忍心指责他呢？
　　在接下来的“送羊”和“问羊”过程中，我们同样感觉到的是刘副专员的真诚、无私及充满强烈责任意识的焦灼心情。刘副专员送来的羊是一对外国良种羊美奥利羊，“县畜牧局也只有几对”，非常值钱。如果刘副专员利用职权无偿调拨一对羊给德山老汉，在今日的生活现实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刘副专员最令人感动之处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特意用自己的工资买来一对羊送给德山老汉。刘副专员个人品质上的纯洁令人无可挑剔。而且，作品中的刘副专员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者，“送羊”时，还特意嘱咐乡长随时将饲养情况向他汇报。以至于当乡长去刘副专员的家里时，刘副专员第一句话就是“问羊”：“钟乡长，那羊现在添了几只了？”当知道仍是两只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道：“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群众不脱贫我们心难安啊！……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请你把这件事抓好，你看行不行？”焦灼之情溢于言表，给人以深刻印象。
　　那么，刘副专员又真的可以逃脱我们的指责吗？如果“好心办了坏事”，那这“好心”就不能被严格审视从而受到质疑以至于批判吗？其实，作者的智慧正在这里。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欲贬先褒固然也是一种解释，但并不准确。讲述一个没有“坏人”的悲剧才是作者真正的目的。这种悲剧更切合生活的实际。在这种形式的悲剧中，小说的思想的张力和情感的冲击力才具有更加振聋发聩的艺术穿透力。作者愈是通过艺术的手段突出刘副专员的善良、真诚、无私、雄心及焦灼，也就愈加丰富了作品的反讽效果。动机与效果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为我们深入思考文本丰富的内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可能性。
　　
　　二
　　
　　乡村干部在这场悲剧中有没有责任？应该也是有的。他们最熟悉本地的情况，能推荐德山老汉与刘副专员结成扶贫对子就是明证。一方面说明他们了解德山老汉一家的具体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不怕“现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就在这一群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乡村干部的亲自参与下，德山老汉的悲剧却成为了可能。为何？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将会惊诧于一种“官本文化”所导致的政治生态的恶劣。
　　例如乡长，“粗壮得像条牛似的”，但在刘副专员面前却“温柔成小媳妇”。当刘副专员批评他们基层干部时，他不敢反驳，只觉得“委屈”。刘副专员执意想上楼去看，乡长想劝，但见刘副专员愤怒的样子也就“忍了”，并且“敏捷”地“先上去了，费了些劲才把刘副专员拉上去”。如果说，这一切行为是从“形”上反映了“官本文化”的习染，那么在德山老汉饲养这一对羊的过程中，就从“神”上揭示了这种“官本文化”的极度弊端。在“送羊”时，他多次叮嘱德山老汉，如“你一定要把这两只羊喂好。记住，只能喂好，不能喂坏；只能喂多，不能喂少！这是政治任务”。如“有一句话德山大叔你要牢牢记住，这是政治任务。你是刘副专员结对的脱贫对子，喂出问题刘副专员的脸往哪里搁，我们对得起刘副专员么？”在乡长的意识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本地自然条件适不适合饲养这一对外国良种羊，也不在于由德山老汉饲养这一对羊有没有可能，而在于这是刘副专员安排的“政治任务”！代表了刘副专员的“脸面”。在“官本位”的文化中，一牵涉到政治任务，尤其又关系到领导的“脸面”，问题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真实地面对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冷静的思考，更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决策。中国的历史已经一再揭示了这种文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其实，这种“官本位”文化，不仅对“民”是一种伤害，对“官”本身也同样祸害至深。如刘副专员就因为这种文化的蒙蔽而让自己的善良愿望无情地走上了反面，从而使自己一切真诚的努力化为乌有，造成灾难。又如乡长、村长，他们唯长官意志是从，不仅害了德山老汉，也在一定程度上害了刘副专员，同样也害了自己。从“好大一对羊”来到德山老汉家那一刻起，他们也陷于一种“两难”的生活困境之中。例如村长，一方面在德山老汉面前可以颐指气使，唤东唤西，但在乡长面前，在“政治任务”面前，他无法获得足够的人格的尊严。在怂恿德山老汉找刘副专员为村里要扶贫款被乡长斥之为“不要耍小聪明”时，他“不敢吭气”，望着乡长已上车走远，才愤愤然发出自己的牢骚。当看到那一对外国良种羊为了与本地羊争草吃而被斗破的伤口时，他“眼睛瞪得好大，急得直跺脚”，并自责说“乡长晓得，不扒我的皮才怪呢”。他虽然发牢骚说：“乡长自己不来看，随时用电话遥控指挥，我成了他的听差了”，但这个“差”他又不敢不听，于是只有强迫德山老汉：“羊只能喂好不能喂坏，只能喂壮不能喂瘦，只能喂多不能喂少，这是命令，是纪律！”村长埋怨乡长，而乡长自己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羊喂成这样，“乡长比德山老汉焦急”，在汇报情况时，他诚惶诚恐，只能“吞吞吐吐”，受到刘副专员斥责后又“急得一夜睡不好觉”，从而“感到有千钧重担压在肩上”。“父母官”的权威不容置疑，“父母官”的“脸面”必须保全，“官本文化”的荒谬性在夏天敏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这种文化中，没有事实，没有思考，没有真理；只有长官，只有长官的意志，只有长官的指示。长官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盲从的下级与手握生杀大权的上级构成官本文化的逻辑之链。俗语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是这种文化形象的写照。正如作品中约翰羊对琼斯羊所揭示的真相一样：“村长、乡长不把我们喂好，交得掉差吗？”在这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么一种伟大的事业仅仅流变成向上级“交差”的一种外在的要求，流变成维护自身政治地位并“以售其私”的人生抉择——如村长怂恿德山老汉去要扶贫款，如乡长“时常往刘副专员家里跑……的小九九”。于是带有极度荒诞喜剧色彩的悲剧——双重的悲剧的发生就是必然的了。作者在作品中这种极致性的描写和尖锐的艺术批判对我们审视目前还广泛存在且被许多人视之为常态的政治现实具有重要的警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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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这是一个我们极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一个人：德山老汉。在德山老汉所遭遇的这深重的苦难与悲剧中，他自己难道没有责任？他难道可以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以逃避被审视、被质疑以至被批判的命运？在他身上，我们难道只能倾注无限的但极有可能是廉价的同情而缺乏应有的严肃而痛苦的思考（只有这种思考才能探究苦难的根源以照亮艰难的生存开辟道路）？不！相比较于刘副专员和乡村干部，德山老人更值得我们来面对、来审视、来质疑、来批判。在作者的创作构想中，如果说写刘副专员是重在工作方法的批判，写乡村干部是重在官本文化的批判，而写德山老汉则是重在传统的民族精神的批判了。这是作品的深刻之处但同时也往往被人忽略。如张曼菱就认为“作者以极乡土的题材提出了全人类性的问题，反映了人类在自然中生存的严峻性”，其结论是“扶贫要科学化，也要宏观化、公正化”^①。这种解读言不及义，离题甚远。如果小说真正的目标只是讲扶贫的方式方法问题、干部工作作风问题，那这小说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在作者的笔下，扶贫只是一个由头，一种切入角度，作者的深刻之处是看到了在扶贫掩盖下的深层次的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问题。忽略了作者这种创作构想和审美追求，我们就无法把握作品真正的价值。这种忽略也许是一种无意的理解的偏差，但更有可能是一种为父辈讳，为民族讳的善良的仁慈。因为批判这样一位老人并通过这种批判揭示其背后一种民族精神的缺陷，作为民族的一分子我们于心不忍。但我们又不能不批判，如同鲁迅为阿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样，只有真实而深刻的批判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才是最高意义上的爱和拯救！因为历史已经反复昭示我们：一个民族的落后本质上首先是一种文化的落后，而一个人的贫穷本质上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贫穷。当贫穷的精神内化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时，什么样的荒诞都不再令人惊奇！不彻底揭示这种落后文化的本质，不彻底改变和消灭这种精神的贫穷，民族精神的更新和民族的复兴便无从谈起。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送羊”一开始，甚至从结成“扶贫对子”德山老汉在帮扶表上按下那鲜红的指模开始，结局就已命定，因为德山老汉“他的魂就永远按在那张白白的表上了”。德山老汉并不“盲目”，他非常清楚，他正在做一件无法做好的事，但一种习以为常已内化为民族精神的道德律令在约束着他也鞭策着他，使他无法放弃这无望的充满了屈辱的挣扎。在一对来自外国的“高贵的羊”面前，德山老汉的“卑怯”“一下子”就凸显了出来。当兽医交待饲养要求时，德山老人“听得脑壳胀大，手脚抽筋”又“一身起疙瘩，额上的冷汗渗了一层又一层”，还内心惊叹：“我的妈呀，这不是养羊是养爹了。我爹活着还没这么精细呢，这羊，能喂好么？！”这羊的确不可能喂好——它既不适合在此地生存，更不适合由德山老汉饲养。但因为这羊是刘副专员所送，而刘副专员又是他的恩人，做人的本性让他无可推辞。而且，这一对羊既是领导的“脸面”，又是领导的“政绩”，同时还是许多乡村干部的“前途”，这“好大的一对羊”大到他无法拒绝的程度。德山老汉既因为刘副专员的看重在当初感觉到“佝偻的腰也直了许多”，又因为接受了一对附加多重含义的外国羊而身陷无尽的苦难与屈辱中。为了这一对羊，他“愁得眉毛结成了大疙瘩”，断了为女儿治病的念想而用这钱买来自己家里从未用过的煤为羊保暖；为了让这一对羊进食，把精心制作预备送给刘副专员的一袋炒面也送进了羊的嘴里；为了让这一对羊能吃上草，租马驮羊，到三十里开外的花鹿坪放牧；为了让羊怀上孕，狠心咬牙去乡场买黄豆和鸡蛋为羊调理身体——而他的哑巴婆娘生娃娃都没吃过鸡蛋和黄豆呢！总之，为了这一对羊，他什么委屈都能受，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代价都能付，他苦难生活的希望和寄托在这里，他全部的人格尊严也在这里！可敬乎？可怜乎？可悲乎？真让人无语泪流。
　　在作者笔下，除了着力描写条件的艰难与饲养的不易外，还特别突出了德山老汉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以及真诚的自责。这种自责是一种最隐秘也是最深刻的精神上的痛苦，不能不令人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如听说这一对羊价值一千五六百元是刘副专员用自己的工资专门买来送给他的之后，“德山老汉的心猛地坠下去了，他感到一阵晕眩，飘飘忽忽虚弱。他感到这两只羊压在他肩上背上，比父母妻儿还要沉重。他的腰更佝偻了，背更驼了”。看着卵石滩上无草可吃，“德山老汉心里着急，心里也难过”。把炒面给羊吃时，他“心中很沉重很愧疚”，觉得对不起刘副专员，并自责：“喂不好羊，是我的罪过呵。”当埋怨羊会把家底折腾完时，“这个念头一闪，德山老汉心里就不安起来，咋能这样想呢？咋能这样想呢？你是把刘副专员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了”。马相武先生曾说阅读夏天敏的小说我们不只是感到一般的沉重，是因为作者“着眼于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却重在穿透和超越这样的苦难，而落实在苦难生活现实所遮蔽的山民的心态”^②。而正是这种被苦难生活现实所遮蔽的山民的心态，透露出我们民族衰弱的全部秘密，也为我们探寻悲剧之所以可能提供了思考的线索。
　　总之，在德山老汉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传统的民族精神最完整的微观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几乎无法进行明晰的道德和价值的判断：善良、勤劳、忍耐交织着软弱的麻木，美德蜕化成克己的愚昧，感恩报恩之情外化成自虐、自囚的人性的牢笼！“善良是善良者的墓志铭”，悖谬的生活一再重复同一个真理。尽管，我们的确不忍心认可德山老汉本身的软弱、愚昧、麻木正是这场悲剧之所以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但我们又如何在理性的层面上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崔道怡先生在谈到读夏天敏小说的感觉时说，面对作者笔下所揭示的“贫困愚昧无可救药的人生……我瞠目结舌，揪心断肠，一阵阵难过，一遍遍地哀伤”^③。在这种灵魂的颤栗和判断的艰难中，我们只有叹息，我们只有哀伤；同时，我们也必须沉思，并像作者一样，发出我们虽然可能是薄弱但一定会是真实的声音。
　　
　　四
　　
　　更具挑战性也更荒诞的问题是：“好大一对羊”约翰和琼斯对悲剧的产生和发展负有责任吗？作者以现代派的魔幻手法赋予它们以人的形象和人的视角意欲何为？一对“外国良种羊”在中国贫困山区的滑稽、离奇而痛苦的境遇对急切走向世界、走向富强的中华民族有何观照价值——是一种黑色幽默还是一个当代寓言抑或是一种启示？
　　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告诉我们：自我由于其独一无二的时空位置所囿，往往不能对自己进行完整的观照。因此，只有借助于“他人”在空间上的“外位性”，才能看到我在自身位置上看不到的东西。^④从叙事策略和叙事伦理上分析，这一对“外国良种羊”就具有这种“外位性”价值。与德山老汉一样，它们也是无辜的，只是这一出悲剧被动的承受者。但与德山老汉等人不一样的是，它们又是这一出悲剧的观察者、思想者和解说人。而且因为观察的位置不受其他人的“时空位置所囿”，因而才能更敏锐地发现其中的悖谬之处。当人们煞有介事地、一本正经地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崇高的目标”而瞎折腾时，只有它们那来自异域视角的目光才能凸显这一出悲剧极度的荒唐和荒谬。
　　如卵石滩上它们对草场载蓄量的中外比较，既显示了中外自然生态环境的极大差异，也揭示了中国偏远山区生存艰难的残酷的真相，同时更是对本土管理者或是善意的提醒或是明确的警示。为了它们能吃上青草，德山老汉干了黑凹村几千年来都无人干过的事：租马驮羊，去三十多里路远的花鹿坪放牧。在马背上的大团箩里，约翰说“中国人民真友好，这老汉真厚道”。而琼斯则一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你晓得我们能坐马，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国羊，而是因为我们是刘副专员送的外国羊。老汉不把我们喂好，对得起刘副专员吗？”寥寥数语，既照出了德山老汉那破烂衣襟所包裹的“小”来，也有一种居高临下式的优雅的轻蔑。又如在花鹿坪草场上，约翰理解琼斯不愿与本地羊争草吃的意愿，带着琼斯往草场深处走，好不容易找到一滩好草，又遭到一群本地羊基于“正义”的挑衅，为了“爱情”，也更为了“男子汉”的尊严，约翰与本地羊展开了一场乌蒙高原上的“激烈的羊战”，结果是两败俱伤：一只本地羊伤了腿，一只本地羊被抵破了肩，而约翰的前额和角后也“血汩汩地流着”。这一场“羊战”，既荒诞又真实，它几乎是中外文化冲突的一种“现代魔幻版”，其发生机理包含了各种解读的可能，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寓意。至于这一对“外国良种羊”在这特定时空环境中“爱情”的无力抗争和性能力的退化以及生命激情的消磨，也极具思考价值，它们会启示我们深入思考引进和移植等深层次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艺术的方式叠加、交融、碰撞，正构成这出悲剧的深刻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中来观照一种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缺陷，其启发意义不可低估。
　　大者，往往也重。因此，在我的理解中，夏天敏这部中篇小说也可视之为《好重一对羊》。这对羊之重是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传统也承担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的民族无法承受之“重”！在这种缠绕着生活的、历史的、体制的、文化的、人性的复杂意蕴和悖谬的“沉重”中，总有一种激情在澎湃，总有一行泪水在滑落，总有一种声音在呼唤。这是一幕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悲喜剧——因为小说中的芸芸众生无人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因而这又是一个双重的悲剧。面对这个双重悲剧，我们谁都无法获得内心的宁静和灵魂真正的解脱。作者批判的锋芒穿过了物质的、制度的迷雾而直刺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痼疾，从而产生了既令人无比哀痛又发人深省的艺术震撼力。这种震撼，为我们的觉醒提供了可能。小说结尾，作者以一个巧妙的细节提出了希望：德山老汉梦见被母羊一头撞了个趔趄，“德山老汉醒过来了”。德山老汉真的会“醒过来了”吗？未来的生活会告诉我们答案吗？我们期待着。
　　
　　①张曼菱．撞击下的生存[Ｊ]．作品与争鸣，２００５．９．
　　②马相武．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Ｎ]．文艺报，２００５．８．２５（４）．
　　③崔道怡．谁能拯救这样的村庄[Ｎ]．文艺报，２００５．８．２５（４）．
　　④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第１版．Ｐ５５－５６．
　　

• 管怀国： 悲剧何以成为可能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3期
• 管怀国： 迟子建艺术世界中的鄂伦春人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