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朴先生的《“回到荷花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姜源傅先生商榷的答复并兼论〈荷塘月色〉的欣赏》（《名作欣赏》２００６年第６期）对我的《回到“荷花”本身——论〈荷塘月色〉的审美意蕴兼与杨朴先生商榷》（《名作欣赏》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作了热烈的回应，这令我十分高兴。他在文末提出的“《荷塘月色》的欣赏和研究应该是‘开放’性的，因为作家的创作是开放的，文本也是开放的，读者的阅读也是开放的，我们的欣赏研究怎么可以是封闭而不是开放的呢”的结论我非常赞同。《荷塘月色》审美意蕴究竟如何，读者诸君自去看朱自清先生的原文并比较各位论者的评论文章自可一目了然，我对《荷塘月色》也并无新的意见，本来无需再置一辞。但因为杨朴先生的文章不仅涉及到《荷塘月色》的审美意蕴，还谈到了对《荷塘月色》并推及到对一般文学作品的欣赏方法，我在这里就再写上几句，就正于杨朴先生和其他文学欣赏的读者诸君。
　　杨先生指出我对《荷塘月色》的主要欣赏方法是“还原法”和“孤立法”，他指出我的“还原法”——“让读者由《荷塘月色》回到‘荷花本身’的欣赏即切断和剔除了读者对《荷塘月色》文本整体形式意蕴的理解，又切断和剔除了读者欣赏《荷塘月色》时所能够和必然产生的联想和想象；在阐述《荷塘月色》审美意蕴和欣赏《荷塘月色》审美意义的同时，恐怕还表现出姜源傅先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规律的误解。”同时他还指出我的“孤立法”——“‘孤立法’是要去掉荷花与文学整体象征系统的联系，去掉荷花来自荷花在文学整体象征系统中的原型意义，回到描写荷花自然美景的文字本身。这种‘孤立法’对欣赏《荷塘月色》不要说有什么新意，哪怕连最起码的审美意义不都被取消了吗？这种观点的要害是，这种‘孤立法’连同‘还原法’一起构成了对作家创作主体和读者欣赏主体的双重取消。”并得出结论：“姜源傅先生在否定我的‘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的观点的时候，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姜先生的观点对理解《荷塘月色》不仅没能带来新的帮助，反而有可能曲解了《荷塘月色》或阻碍了人们对《荷塘月色》的深入理解。”
　　对《荷塘月色》的具体的审美意蕴我不想在这里再多费笔墨，读者诸君可以参看我的《回到“荷花”本身——论〈荷塘月色〉的审美意蕴兼与杨朴先生商榷》这篇文章。我在这里主要就杨先生谈到的他从我文章中归纳（非常感谢他，虽然不能完全赞同）出的“还原法”和“孤立法”再略置数辞。
　　我主张对文本的阅读必须回到文本本身，而不能超离文本一味地“深文周纳”，更反对意在笔先，以“六经注我”的方式用文本来证明自己宏阔的文艺理论。我并不反对对作家的“知人论世”，也不反对把文本纳入到作家更大的文本系统中进行考量，但我反对抛开文本的艺术个性，把更大更多的对艺术本体适用的普遍（？）规则无原则性地盲目应用，除望文生义外，还断章取义，随意地给文本制造空白点，再随意地用文学理论进行填充，而后将这种一己之私见戴上作品审美意蕴的帽子，并要求读者无条件地接受。
　　在拜读杨朴先生的这篇文章的同时，我还读到和杨先生的文章同期发表的程亚林先生的《“渔歌入浦深”别解》，我以为程先生有很多观点与我不谋而合，虽则一者论诗，一者论文，一者论古代文学，一者论现代文学，但我觉得有些原则是在整个文学欣赏过程中都适用的，故欣然引用，引为同道，且示对“还原法”和“孤立法”不敢专美之意。
　　程先生在对刘德重先生对“渔歌”的密码解读之后，油然感慨：“千古以来，注释家阐释者的学问、水平大都从破译密码中显现出来。”正如程先生对刘先生的称赞一样，我在前述那篇文章里对杨朴先生那种大胆探索的精神也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正如程先生所言“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刘先生将这首诗变成了一首用典的‘隔’诗（王国维《人间词话》语），将普通读者挡在了直接欣赏的门外，也与王维名诗诗风予人印象不符。而且，这样一来，还可能引出更多与学问有关的问题”。我也觉得杨先生的解读把朱自清先生这篇文章变成了一篇用典的“隔”文，而且与朱自清先生其文其人印象不符，因此我才批评杨朴先生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是脱离文本的“自说自话”。我说《荷塘月色》主要展现了自然美，杨先生慨然反对，并且压根儿不承认“自然美”的存在。我认为朱自清先生对自然美有着尤为敏感的美的发现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即以选入中小学课本而言就有《春》《绿》等佳篇绝构，《荷塘月色》更是朱自清先生写景的神来之笔。当然说杨朴先生对朱自清写景的文字视而不见那是冤枉他的，只是在他眼里，“如果我们的欣赏和研究，能够注意到作家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整体性的内在联系，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孤立地单独地看一个文本所看不到的东西。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在解读《荷塘月色》文本本身的前提下，比较了《温州的踪迹》《一封信》《看花》《歌声》等描写花的文章，意在论证：花在朱自清其他文本中是美人原型的象征，而且，这种美人的原型象征还有一个心理发生的过程——由过去的不爱花到后来的爱花是因为发现了花和美人的‘相似的韵味’（《看花》），花在朱自清的心里由此成了美人原型的象征”。对于杨先生这种看法，我并不截然反对，因为我本身就是主张对文学作品见仁见智的。何况鲁迅先生也就欣赏《红楼梦》说过：“经学家看见易，道德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 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杨先生以象征的眼光看事物，自然触目所及皆为象征意义。文学作品可能（而不是一定）有象征意义，这点我并不否定，但即便是象征意义，也要有所凭附。古人“立象以尽意”，应该说也首先是以物象传达本意为主，然后在特定的语境中才可能附加有“象外之意”，而且这“象外之意”并非是作者或读者的专利，而是在双方那里都可能存在，他们可能相通，也可能各想各的而无法沟通。《红楼梦》的作者说他要写的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而读者则有见“易”见“淫”之别，即为明证。但不管读者见什么文外之义，我们首先必须面对文本本身，如果一部《红楼梦》看完了，只见“易”见“淫”，而对作品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和主要的活动场景大观园视而不见，或者作者只给我们宣讲“易”或“淫”，而不能给我们提供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场景描写，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样的阅读或创作是成功的。
　　程亚林先生在《“渔歌入浦深”别解》中指出：“他不像我，就文本论文本，认为诗中之我亦即抒情诗主人公是自愿归隐的，而是在肯定诗中之我就是王维的基础上，从诗的第一句起就读出了‘奥妙’：‘这首诗，一上来就说，自己人到晚年，惟好清静，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了。乍一看，生活态度消极之至，但这是表面现象。’正因为是‘表面现象’，王维说的任何话都值得‘推求’：仔细推求起来，这‘惟好静’的‘惟’字大有文章。是确实‘只’好静呢？还是‘动’不了才‘只得’好静呢？既云‘晚年”，那么中年呢？早年呢？为什么到了晚年变得‘惟好静’起来呢？如此追问、逼问或者说审问，说明刘先生对王维诗句的字面意义极不信任，认为它们背后一定隐藏着秘密。但这些问题，在文本中根本找不到答案。”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程先生这么长的文字，是因为我觉得杨朴先生对《荷塘月色》的欣赏和程先生所引刘德重先生的欣赏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般情况下，运用背景批评方法的阐释者研究者，是在了解文本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后，再到作者经历、时代背景中去找相关因素，视它们为文本产生的原因，然后再说后者决定了前者。这虽然有点倒因为果的嫌疑，但不妨碍人们对文本的正常理解。刘先生的阐释与此不同。他是用背景知识去规定文本应有的内容和意义（原因当然在于文本原有的内容和意义不合阐释者之意）。如果在文本字面上找不到这些内容和意义，那么，就得到字面下去找。于是，他视字面意义为‘表面现象’，深入‘推求’，不断设问、追问、逼问或者说审问，一直到达到既定目的为止。因此，他能将字面上的自觉归隐阐释成被迫归隐，也能将字面上的肯定、赞赏之情阐释成苦闷的象征。这可以说是特殊的背景批评方法。当然，一般人是读不出这层意思的。也许，这就是所谓阐释‘深层意蕴’？而能够发掘出‘深层意蕴’，正是有学问的阐释者研究者的专利和存在价值？ ”可以说，程先生这里的疑问也正是我的疑问，希望能得到杨朴先生和读者诸君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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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绝大多数文字是对荷花和月色自然美的书写，其中当然不乏为了修辞的需要，将荷花比作美女的比喻。但这些比喻是否就一定是杨朴先生说的“香草美人”的文化象征呢？对于这一点，我认为只能在文本本身寻找答案，而不是一再地对作者本身进行比附，何况这种比附本身也是某种意义的断章取义。朱自清先生既是一个爱国民主人士，同时又是一个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学者。就文学来说，他既是一个有名的诗人，同时又是现代散文的大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复杂的艺术表现，是朱自清先生和他的艺术作品给我们呈现的复杂本体。对这个复杂本体，我主张从最基本的文本出发，而不是从超验的理论出发。我们应该去发掘文本自身呈现的美学内涵，而不是先找好了美学理论，然后把朱先生的作品进行裁剪，使之削足适履，一一对应。
　　对于杨朴先生操持的象征符号理论我并无很大的意见，我认为每种理论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只是这种存在和应用不是无边的。如果我们已经从各种途径了解到作者在创作时自觉地运用了符号象征手法，比如艾略特的《荒原》，那么我们在欣赏时自然应该考虑到其复杂的文化象征意义，而不能仅仅从字面出发进行理解。而如果作者本来没有运用这些手法，而我们却硬要以先验的理论进行硬套，那就会对作品形成过度阐述。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太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和欣赏多半都是运用这种方法，因此导致了大量“香花”和“毒草”的产生。杨朴先生运用文化和符号理论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从政治视角出发当然有很大差别，但在思维方法方面却是殊途同归，那就是都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而是从文本外部出发，用作品来证明评论者的理论。
　　程亚林先生在《“渔歌入浦深”别解》中指出：“他（刘德重先生）为了达到特殊目的用了非常方法，并在这种方法默许下，将前者看成是时代背景和王维生平的‘本质’，后者只是‘表面现象’。而‘本质’一旦确定，阐释者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具有火眼金睛的孙悟空，马上可以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骨子里’的‘本质’，进行发掘‘本质’的‘推求’，得出符合‘本质’的结论。但为什么能使这首诗具有另外一种面貌的后者不能确定为‘本质’，却没有也无法解释。因而，‘本质’的确定，依赖主观独断。我们只能说阐释者希望时代、作者和作品如此，而不能说它们本来一定如此。”程先生此言我深以为然。杨先生认为《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的“美人幻梦”，我觉得从文本中难以找到依据，因此认为这是杨先生的“自说自话”，至于杨先生因此而否定“自然美”的存在，这可以作为杨先生富有个性的美学观点，而我是难以苟同的。
　　至于我个人，还是坚持首先要“回到荷花本身”，也就是首先要观照朱自清先生给我们呈现的自然美景，然后从中体察朱先生寄寓的思想情感。我欢迎来自杨先生和其他文学读者的共同探讨，对于杨先生指责的“姜源傅先生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规律的误解”我虚心接受，并进一步加强学习，而至于杨先生提出“姜先生的观点对理解《荷塘月色》不仅没能带来新的帮助，反而有可能曲解了《荷塘月色》或阻碍了人们对《荷塘月色》的深入理解”我却不敢认同。像程先生说的一样，我的阐述不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已，而决不敢自诩绝对和唯一。我相信我那篇浅陋的文章仅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而不是（也绝对没有那种能量）阻碍人们对《荷塘月色》的深入理解。

• 姜源傅： 回到“荷花”本身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10期
• 姜源傅： 真的不能回到“荷花”本身吗？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