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老逝世不久，重读他的经典之作《寒夜》，当我的神经再一次被女主人公曾树生的生活、命运触动时，我惊喜地发现巴老是少有的一位真正尊重女性、关怀女性的作家，因此，我更因热爱女性的巴金而感动。
　　对于《寒夜》女主人公曾树生的评价历来是存在分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她是自私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二是认为她和汪文宣一样是遭黑暗社会迫害以致沉沦的小知识分子；三是认为她是害了别人的受害者。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都过于片面。巴金曾对《寒夜》中的主要人物说过这样的话：“……主要人物，我会同情。但是我也批评了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当然也有好处”^①；“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会同情。”^②作者的这种爱恨交织，表达出十分复杂的审美情感，以致使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曾树生表现出极为复杂、矛盾的性格特征，恰恰是这种矛盾反映了巴金的深刻之处。作者这种充满矛盾的思考和充满矛盾的创作，揭示了浮出历史地表的现代女性的真实处境，曾树生这个人物也许是巴金带给我们的对女性出路的最恰切的思考，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寒夜》中的主人公之一，曾树生可以说是巴金小说中形象最丰满、内心世界最复杂的女性形象。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个人的欲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曾树生的言论、行动和她的内心世界有时和谐统一，有时却又是那样充满了矛盾与斗争；她的所作所为，有时会博得人们的同情，有时又会令人难以理解，在她身上表现了现实人生的复杂性。巴金根据曾树生所处的时代，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人生的追求等方面，通过对她的言语和行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她的内心世界。曾树生作为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其思想感情也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属于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代人，往往生活在传统的阴影之下；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使她形成了强烈的现代性追求的愿望，因此她往往因为这种矛盾而表现出内心世界的矛盾，在她身上体现出了现代女性性别的自觉和精神的挣扎。巴金通过对曾树生的人生、理想，对婚姻、家庭的态度的描写中，实际上提出了近百年来女性解放过程中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生活问题。曾树生在做贤妻良母和渴望独立之间徘徊不定，是巴金真正理解、认识到了现代女性自身所存在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时女性面临的困惑。
　　首先，巴金认识到传统文化中可以包括优秀的成分，比如吃苦耐劳，自我牺牲；现代文明中也可以蕴涵谬误，比如一味追求自我的价值与享乐，对别人缺乏责任感，奉献精神，因此他对曾树生这个新女性并不毫无保留地称道，而是在同情中又带着批判，表现出了对传统优秀品质的接受以及对现代的认同。这一点在曾树生身上表现为忠于婚姻、爱情与追求自由的矛盾。巴金根据对生命的考察和研究，认为生物都是“乐生”的，“所有的人都是想活的。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只能活一生，所以谁都想尽力使它过得很好。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快乐，需要日光。……谁也没有权利把‘生’和‘乐’给我们剥夺去的”^③。这是巴金生命哲学的基点。这一点在曾树生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作为一个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女性，她要不失时机地去寻求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幸福。她喜欢和她的上司去咖啡店、跳舞，这些活动占用了她太多的精力，竟使她抽不出时间来陪生病的、时常哀诉的丈夫。曾树生对热情生活的追求无疑也是她的一种精神逃避，对家庭、对生活的无奈的逃避。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④，但她回到家里却恰恰相反，她感到的是冰冷、寂寞、苦恼、空虚，要她在家里多待一刻也不可能。于是，她只好到家庭之外去寻找她所需要的阳光、快活。比如她和陈主任的交往，但他们也仅仅是同事之间的纯洁交往，即使陈主任喜欢她并诱惑她，在她与汪文宣正式脱离夫妻关系之前，她没有逾越传统道德底线半步，一直遵循着传统女性固有的对丈夫的忠贞不贰。比如，小说第四章，写汪文宣发现曾、陈走在一起时的情景：“男的故意把膀子靠近女人身体，女的有意无意地在躲闪”；第十五章陈主任向曾树生表白爱慕之情后，小说是这样写她的反应的：“不！她吃惊地小声说，连连挣脱他的手，向后退了两步，脸涨得通红。”“她忽然摇摇手说：‘我的心乱得很，你送我回去罢。’”她又兴奋，又害羞，可是又痛苦，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结束那种漫无边际的沉闷的生活，曾树生既被文雅、富有的年轻上司所吸引，又抗拒着他对自己的诱惑，她要坚守为人之妻的信义。其实她始终在内心的需求和外来的诱惑之间徘徊。陈主任执拗地追求为她展现了一个自由而新鲜的天地，树生希望生活过得好一些的梦想，只能通过与陈主任的关系，通过摆脱重庆这个家到兰州去的这条途径得到满足，于是她走上了“花瓶”这条路。追求现代妇女的自由解放是否意味着对传统的丧失，现代女性如何在传统的文化背景下追求现代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曾树生身上涉及到的直至今天仍困扰着女性的现实而重要的问题。我想，这就是曾树生这个人物现在仍具现实意义的原因之一。
　　其次，类似贤妻良母这些从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有关女性的概念显然已经不适应现代女性，但是，关键在于任何女性都无法逃脱女性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这种矛盾和困惑一直困扰着现代女性，小说中从曾树生对待家庭及其成员的复杂而矛盾的感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问题的存在。这一点也是巴金在作品中所提出的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的思考。与《家》中所描写的家庭不同的是，《寒夜》中的家庭已经不再是父母与儿女构成的纵向型的家庭，而是夫妻、婆媳构成的横向型家庭。从纵向型家庭走向横向型家庭，巴金对家庭的认识与理解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成功地将父母与儿女的冲突转移到了女性自身上来，家庭的叙事功能也从反封建思想启蒙转化到对现代女性理想人生的探求上。
　　鲜活、美丽、有热情的曾树生与汪文宣、汪母、小宣三个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对于她来说日常生活就是：“没有温暖的家，善良而懦弱的患病的丈夫，极端自私而又顽固、保守的婆母，争吵和仇视，寂寞和贫穷，在战争中消失了的青春，自己追求幸福的白白的努力，灰色的前途……”她好比是这个灰暗的家中透进的一道阳光，既带给其他人温暖又刺痛了他们的眼睛，这个女人对她的这个家有着复杂、矛盾的感情。与丧失了自我意识、自暴自弃的汪文宣所不同的是，曾树生在国破家衰的绝境中仍未泯灭求生的欲望，没有失掉“人”的个性，也不乏对美的生活的真诚追求。然而，在残酷现实的打击下，她的生活态度则趋于现实化。她把曾有的理想抛却了，靠自己生得漂亮，会打扮，会应酬，得到一个薪金较高的职位，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补贴家用。为了不吃苦，过好生活，她甘心做“花瓶”。她在给汪文宣的信中说：“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这就是曾树生的人生哲学，其实也是她最终离开汪文宣到兰州的真正原因，但是她又说这样做是为了大家的生活。临走时，她借支了一笔钱，留下五万元做家用；到兰州后，她又按月给家里寄钱。当她写信给汪文宣表示结束夫妻关系时，汪回信中希望她“以后停寄家用款”，而她仍旧按时寄款，困难时，一家的费用全靠她的寄款维持，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没有放弃对于这个家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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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与她自由结合的丈夫，她是有很深的感情的。面对丈夫的有病之躯，她充满了怜悯，不想让他受到伤害，但她不愿为此牺牲一切。汪文宣是一个同妻子、母亲生活在一起的，为着不伤害别人而自我破灭的男人，他爱她们两人，但她们自己却好比仇敌，母亲和妻子的对立折磨着他，他又没有内在的力量，也许是没有在两个女人之间选择一个的欲望，他并非同意母亲对树生的谩骂和指责，也并不认为妻子有错，只能尽力地敷衍。但是，曾树生最无法忍受，最嫌厌丈夫的一点就是他的软弱，在她与汪母之间充当老好人；在工作单位，汪文宣窥伺上司颜色、远避同僚、唯唯诺诺、敢怒不敢言。为了追求幸福，她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家，但她也始终担负着对这个家的责任。对于汪母，小说中许多情节表现了这对婆媳之间的争吵和怨恨，甚至有人认为这个矛盾正是这个家庭悲剧的真正根源。其实，曾树生并非喜欢与汪母纠纷，她们都以自己的主观爱着汪文宣。汪母的思想意识还在旧社会，因而对有着新思想的媳妇抱有反感。同时她对儿子的爱有一种强烈的独占欲，面对收入丰厚，充满青春活力的儿媳，骂她是“花瓶”“姘头”，这对于曾树生这样一个年轻、热情的女人来说，是不能没有怨恨的，但是在这里更多的是埋葬了理想的焦虑和困惑，更有不被理解和尊重的孤独和失落。对于儿子小宣，小说中很少写了她对儿子直接的母爱的流露，只是感到他们缺乏应有的母子之情。她虽然想努力唤起对儿子的亲近感，但又很难控制内心的冷漠。 面对一个比他父亲有更多的暮气，对她冷若冰霜的“小老头”，作为母亲的曾树生感到了伤心， 但她始终担负着儿子的一切生活和学习费用，主动挑着做母亲的重担。巴金看到“留守家庭／走向社会”，“相夫教子／冲出家庭”等等，构成了中国女性不可解脱的矛盾，作品通过对曾树生内心世界的描写表现出女性在思考自身生理与心理特征时，对自我的矛盾性的把握。
　　通过考察《寒夜》的版本可以发现，这部小说最早在《文艺复兴》第二卷第六期陆续发表，全书结尾最后一句话是：“夜的确太冷了”，而一九四三年三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寒夜》单行本时，巴金在这句话后面又加上了一句“她需要温暖”，此后各版的末句均为后者。当我们重读这部作品时，把阅读视角从人物个人的情感世界投向整个社会时就会发现小说结尾“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是理解整部作品的关键。这不只是对曾树生个人悲剧的同情，更是对那个时代所有不幸女性的关怀，巴金已经将女性置于一个更为宽广的环境中，探索女性与社会的广泛关系，是关爱女性的具有现代性的呼吁和呐喊。
　　在小说的最后，曾树生终于意识到她真正爱的是汪文宣。直到抗战胜利后，她克服重重困难回到重庆来找他，出乎她的意料，迎接她的只有“人去楼空”的悲伤和惆怅。这时她才在寒冷的日子迈出了踏实的一步，准备去答应另一个男人的要求。现实的生活境遇把她推到了“花瓶”这条路上，为了实现她的理想、追求，这是她可选择的唯一一条路，但是她追求的所谓热情的生活除了极度的享乐之外，她又有什么幸福和自由可言呢？她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有时也会苦闷和空虚，但她对这种苦闷的真正原因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小说的结尾描述了现代女性的处境：她们从过去的家庭妇女角色走到了“花瓶时代”，也从家庭走到了社会上，然而现代城市女性的处境却极为尴尬，她们或成为男性的玩物，或在灵与肉的矛盾中不能自拔，神圣的爱情陷入深深的矛盾和苦闷之中。巴金在谈《寒夜》的创作时曾说：“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⑤ ，“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⑥。可见，巴金非常敏感地意识到现代女性在角色认同上的悲剧。正如“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庐隐写道：“但是，花瓶们，且慢趾高气扬，你就是一只被济慈所歌颂过的古希腊名贵的花瓶，说不定有一天，要被这些欣赏而鼓舞着你们的男人们，嫌你们中看不中吃，‘砰’的一声，把你们摔的粉碎呢？”^⑦曾树生的悲剧结局代表了当时一批城市女性的尴尬处境。事实上，如果仅仅将妇女的解放理解为有多少人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并不能真正表明妇女的解放，这是“五四”以来有关女性问题认识上的矛盾和模糊。巴金通过曾树生这一形象的塑造对女性的历史和现实境遇进行了深刻的质询，对于我们而言，当今女性在社会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仍值得读者思考。巴金认识到现代性的追求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在现代女性身上，传统并不是回到家庭，回到贤妻良母的传统女性形象上面去，现代性的追求也不仅仅是冲出家庭，恋爱自由的女性的解放，而是在于女子对自我的正确认识，是否发挥了自己作为女人的个性。“夜的确太冷了。她需要温暖”，既是对造成女性如此悲剧的社会环境的控诉，更寄予了作者关爱女性的温暖的呼唤。正如巴金所说：“我喜欢这本小说……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⑧曾树生的路并不是女性的出路，但她的错误给我们提供了对女性解放，女性在社会中应有的正确位置的思考，只有当女性对自我有了正确的认识时，靠自己改变生活时，才是黎明到来之时。
　　《寒夜》中提出的对现代女性出路的问题是巴金向那个时代提出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是对社会和时代的某种忧虑，也是敏感性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仍具现实意义。它给予的关爱女性的呼吁宛若漫漫的女性解放之路上隐约可见的一缕似火的朝霞，指引着走向光明的路，让我们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温暖的阳光。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导师曾绍义教授的直接指导和帮助，谨向他深表谢意！）
　　
　　①②贾植芳，陈思和等编：《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９月，第１版，第４９８页。
　　③芾甘：《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１９３０年版，第１７６页。
　　④《巴金中篇小说选——〈寒夜〉》，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８月，第１版，以下所有《寒夜》原作引文均出于此版本。
　　⑤⑥⑧《巴金论创作——〈谈寒夜〉》，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２月，第１版，第２９５页。
　　⑦庐隐：《庐隐选集——〈花瓶时代〉》，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５月，第１版，第４３５页。

• 康　鑫： 似火朝霞烧长夜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