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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文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 张秀见 曹占平


  众所周知,美国黑人的前辈大多数是来自非洲的奴隶,当他们到达美洲新大陆之后,就一直被迫在一种异文化即白人文化的环境中求生存。来自现实异文化的压力和传统非洲文化的召唤,使他们必须面对生命延续、身份认同等问题,诸如因下等人的形象而抗争、对权力的渴求以及如何保持已陷入重重困境的非洲文化等。作为黑人作家,注定要在这两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其中的非洲文化传统是其文化的源头,而白人主流文化传统是其生存的现实。这导致黑人作家不得不借助白人主流文化的语言形式——英语——来进行文学创作,同时他们也试图使用各种手段在作品中凸现自身的、与主流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的黑人文化传统与民俗风格,从而在主流文化背景中深深打上本民族的烙印。黑人作家采用的手段多种多样,比如转义、爵士乐等。通过这些,他们在学会使用主流语言和主流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改造加工以抵制代表自我意识的传统文化的毁灭。正如亨利·路易斯·盖茨所说“……黑人一开始就是比喻大师:说一件事而指另一件事,这是在西方文化中求生的一种基本方式”。这令黑人作家不得不在领悟和现实之间的张力中寻求一种途径,对自我叙述和自我面具之间的空白处加以利用,把不同的场景加以充分的戏剧化,借此来表达自己面对种族压抑所形成的复杂心理及对本民族文化危机的焦虑。
  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作为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女性得主,《所罗门之歌》是她迄今为止发表的唯一一部以黑人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总的看来属于一部成长小说,它通过描述一位绰号叫“奶人·戴德”的黑人青年的成长过程,展示了莫里森一直着迷并想要表达的主题:即从男性的视角来观察女性和世界,认为黑人男性成熟的标志是不但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还要了解本民族的女性。她还认为黑人妇女才是非洲历史文化的守护者(groit)。这部小说在描述奶人的成长历程时,表面上是采用了西方传统文化的寻宝故事、个人成长的小说模式为叙述模式,借用这种西方传统文化的形式来展示被深深埋葬在底层的非洲文化传统,但实际却又对这种旧模式进行转义,在充分展示“双重声音”的同时,利用自我表述和自我面具之间的空白完成了对主流文化叙述模式的蓄意颠覆,从而体现出了亨利·路易斯·盖茨所倡导的一直存在于美国黑人文学中的“黑人性”。
  在西方传统寻宝小说的旧叙述模式中,主人公的结局要么是如愿以偿获得宝藏如圣杯等物,要么是有了可怕的发现,要么是获得了道德的成长。但无论结局如何,这些故事的叙述模式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的一直向前发展的线性模式。向前发展意味着与过去的距离越来越远,并且“线性模式在传统上与欧美文化模式有关”。这种旧线性发展模式在《所罗门之歌》中依然存在,但它主要体现在奶人的父亲买肯·戴德身上。小戴德在其父亲老戴德被白人枪杀后,就彻底抛弃了他在“林肯天堂”农场中曾与父亲共享过的,从大自然里获得的精神财富,转而纯粹地追求物质利益,诚如他自己所说:“占有东西。让你占有的东西再去占有其他东西。那时,你将占有你自己,也占有别人。”此时的戴德已彻底隔绝了自己与黑人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越来越远离传统文化的同时,他已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物质利益至上者,并只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标杆。针对这种情况,莫里森在《重新发现过去的历史》中表达了自己对此的焦虑:“在寻求更好的房子和更好的工作的必要驱动下,我们在抛弃过去的同时,也抛弃了与之相随的富有传统色彩的真实与营养。”小说中,已物质化的戴德又把这种物质观转而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即把家人也物质化。妻子和女儿在他的控制和支配下,渐渐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和意义。莫里森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同样发生在奶人身上,鉴于此,作者在描写奶人时对传统线性叙述模式进行了转义,即与戴德的逐渐远离过去、远离传统文化的模式不同,奶人故事的发展并不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指向过去尚未湮灭的传统文化,指向遥远的黑人祖先生息繁衍的非洲大陆。因为在她心目中,代表传统文化的过去远比未来更有意义,过去“并不意味着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日子的怀旧中——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美好的日子,而是识别和拯救那些具有抵抗、完美和完整的品质,这些品质不但组成了很大一部分的过去,而且对我们也很有益处。”所以在谈论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莫里森说“我知道我无法改变未来,但我可以改变过去……我们的过去已被别人窃取了,我是想把它拿回来的人之一。”在此过程中,莫里森采用了循环与扩散的发展模式。正如V·史密斯在《歌曲》一书中说过“线性的时间概念与戴德联系在一起,而派拉特的时间概念是循环和扩散的,这是具有非洲传统意义的。”正是在民族文化守护神派拉特的影响和引导下,奶人对本民族文化的探索过程也成为一种循环与扩散的模式。
  从文章伊始保险推销员罗伯特·史密斯自杀的日子算起,直到奶人决定飞翔那天,时光走过了漫长的三十三年。在这三十三年中,故事情节表面看来是按照向前的线性发展来记述奶人的人生轨迹,但实际在此过程中,小说却通过不同的手段辗转回到了过去,如通过记起相关的人物、通过空间转换和通过家族历史的碎片式展示等等。尤其在随后奶人寻根觅祖的过程中,循环与扩散的模式更为明显。原来存在于奶人记忆中的传统文化碎片在寻觅过程中逐渐扩散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如在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甜大哥飞走了”的歌曲,在奶人去南方寻宝之前它一直是以碎片式的不完整的模式出现的,而且奶人对歌曲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在奶人到达南方在等待修理汽车时,他看到了一群黑人儿童在跳着圆圈舞并完整地唱着这首歌曲,此时他不但了解了歌中隐含的有关家族的历史,而且从家族历史逐渐扩散到了解了整个黑人种族的历史。此时的过去已不再呈碎片式,而是与现在交相呼应、平行发展。这种呼应与平行既体现在作品一开始史密斯的跳跃和奶人后来的飞翔中,也体现在小说开始与结尾处对所罗门之歌的吟唱中,还体现在奶人的重获新生和派拉特的死亡中等等。通过循环与扩散模式,奶人找到了自己祖先的真实姓名,在了解他们的光辉业绩,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他也重建了自己的身份。塞奇指出:“他有了成为神话般过去的一部分经历。他能认同那个展现在面前的永久、神圣的现实。因为这种认同,他能走出他那平淡无奇、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他的个体生命得以非个人化,得以升华。”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奶人并未停滞在过去,而是以一种崭新的态度重新评价社会现实。此时的他不仅深爱自己的种族及文化,而且深深理解了黑人女性,理解了她们的牺牲。比如前女友哈加尔为什么要刺杀自己;为什么派拉特即使脚不离地也能飞翔;终于明白母亲露斯的种种古怪行为其实是因为她内心什么也没有,所以不能给予。这一点也与传统的黑人男性经典作品截然不同,即没有歪曲黑人女性形象,也没有令黑人女性集体失语。除了客观反映女性形象以外,还把黑人女性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赋予黑人女性以重要的历史文化含义。在对过去和现在的文化重新思考之后,通过奶人,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个种族的历史……必须用过去来解释现在……它不但要包容其本身的客观发展,而且还要把价值评判置于讨论的范围之内”。奶人的个人成长经历不但批评了传统的男性英雄主义,而且对西方传统的叙述模式进行解构,重建了黑人传统的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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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对西方传统的叙述模式进行转义颠覆外,更为重要的是,莫里森还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了转义的颠覆,而这种颠覆主要体现在宗教上。
  在美国黑人文学传统中,与废奴文学同等重要的是已在白人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圣经》。从传统上看,黑人认识并创造性地利用了他们和犹太人所受压迫的相似性,在自己的作品中频繁地改写《圣经》中的神话与传说。早期皈依基督教的美国黑人从《新约全书》中汲取的主要是关于世界的“末世观”。他们认为,世界末日是在基督再生、最后审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拯救正义和惩罚罪恶之前,所以他们宣扬在现阶段要虔诚和谦恭,以期待最后审判日和新时代的到来。如简森·图默的《甘蔗》(1923),其主人公刘易斯说:“人们卑微得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尔等罪人,准备着吧,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再如玛格丽特·沃克的《禧年》(1966)中的女主角维丽·布朗,她快乐地歌唱将要到来的尘世救星和神圣的审判。这种救世观期待的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新世界取代旧世界。“因为,我创造新天地,以往的事都要统统忘记,没有人怀念。”(《以赛亚书》但早期对《圣经》的这种改写固然体现出黑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对未来的憧憬,却并不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性。而这种卑微的、把自己的幸福和追求的归宿寄托在来世但对自己传统文化忘却的态度是许多现当代黑人作家所不赞同的,莫里森也不例外。众所周知,种族压抑所形成的心理意识在小说中是十分复杂的,对冲突的理解也往往伴随着作家对自我认同的深刻解剖,所以黑人小说家的创作就肩负着双重任务:对主流话语进行蓄意的颠覆以达到“间离效果”,对自身文学传统中的主题、叙述模式等方面加以调整,以达到双重的超越。此时的莫里森就肩负了这双重任务,即在解构白人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继承并超越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的颠覆、重建与超越主要体现在人物的命名上,尤其是女性的命名上。
  名字和命名在非洲传统文化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名字意味着与祖先的联系,意味着个体的身份,所以小说的题头就是“祖先们会飞走/孩子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名字”。 而命名则意味着个体的成长过程。梅尔维尔·赫斯克维斯(Melville Herskovits)在《黑人过去的神话》中有这样的记叙,“在西非,名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非洲居民中,个人的名字可以在不同情况下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当一个人处于生命中某个重要的场合时,他可以拥有一个新的名字,或者当他经历某个标志着成长的仪式后,他也可以拥有一个新的名字。”黑人们从被掳到美洲做奴隶直到后来的南方重建时期,因为白人对黑人奴隶的任意命名,导致他们渐渐失去了与祖先的联系,失去了祖先的传统以及家族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南方重建时期至少在表面上对美国黑人而言是个重要阶段,此时的命名尤为重要。在小说中,具有颠覆作用的女性名字有两位:露斯和派拉特。这两个人与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中露斯是奶人的生身之母;派拉特是奶人的姑妈,她除了参与给予奶人生命之外,还是奶人的文化之母。而这两个人都直接以《圣经》的人物命名。
  首先看露斯。她的名字取自《旧约全书》。《旧约》中的露斯对婆婆诺阿弥(Naomi)说:“无论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无论你住在哪儿,我都与你同住;在你去世的地方,我也将在那里死去并埋在那里……只有死亡能将我们分离。”后来,露斯凭借其奉献与顺从使自己成为以色列王朝的祖先。这种婆媳关系在《所罗门之歌》中被转义成父女关系。小说中的露斯对父亲也是及其奉献与顺从,但与《圣经》中的露斯不同的是,死亡也没有将她与父亲分开,丈夫戴德就是因为发现她与父亲肿胀的尸体躺在一起并亲吻着他的手指时开始鄙视她。小说中露斯一直活在父亲的阴影里。父亲活着的时候她一直被称为“福洛斯特医生的女儿”,这种称呼不仅剥夺了她的名字,剥夺了她赖以发展存在意义上的自我,而且也令她即使在父亲死后仍然虚假地为“他人而活”。这种没有自我的生活使露斯变得日益空虚、孤独,她妄图通过奶人来满足自己重塑身份的需要,就把奶人既看作是自己父亲的延续,又看作是丈夫戴德的替代品。但她给予奶人的只有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奶水以及各种痛苦的倾诉,以至于奶人认为自己成了“别人行为和仇恨的垃圾桶”。这令露斯除了赋予奶人以生命之外,没有给予他任何的精神财富。而奶人在完成飞翔后也终于明白,露斯无法给予是因为她作为一个没有个人身份的个体,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予别人的东西了。两个露斯的不同命运实际暗含着莫里森的焦虑,即采用白人价值观的后果不仅使自己失去了传统的文化和身份,而且也造成了文化的断层。正如D.埃德博格(D.Edelberg)所说,莫里森此举是暗示《圣经》“对黑人来说是一本错误的书”(11)
  再看派拉特,她的命名也是直接取自《圣经》。她的父亲老戴德是个文盲,在给女儿命名时,老戴德只是随便翻了翻《圣经》,发现Pilate(派拉特)这个名字的字母排列像一棵大树在保护一棵棵小树一样,就决定以此作为女儿的名字。即便被告知派拉特在《圣经》中其实是杀害耶稣的凶手时他也不为所动,坚持以此来给自己的女儿命名。在小说中,派拉特被赋予了“树”的含义。“树”在非洲神话中是个具有特殊象征的意象,它可以沟通生者和死者的世界,由此可以看出派拉特这个名字在小说中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确切地说,派拉特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因为她在奶人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如奶人的出生就源于派拉特的妙计,是她帮助露斯怀上了奶人。从这一点看,她和露斯一样,都是给予奶人肉体生命的人,但同时她还给予了奶人精神生命。她是第一个给奶人讲述他的祖父及“林肯天堂”农场的故事;她不断地唱着“甜大哥飞走了”的黑人传统歌曲,给奶人灌输传统文化的记忆。派拉特最终也实现了父亲的预言,她以博大的胸怀、升华的爱引导奶人走出狭隘的个人世界,通过飞翔去追寻祖先的足迹,重建黑人传统,找寻真正的自我。
  从这两个命名可以看出,对黑人而言,《圣经》中的名字对他们来说代表着“秘密”,“因为它们与名字的所有者的性格特征基本上不符合”(12)。这样莫里森就成功地通过命名达到了双重超越,不但超越了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而且也成功地依托黑人的传统文化对白人主流文化进行了象征自由的解构。正如莫里森自己评论到:“我在作品中利用《圣经》上的名字,是要向大家展示《圣经》对黑人生活的影响及他们对《圣经》的恐惧与尊重。”更为重要的,是想告诉大家“黑人所具有的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改变《圣经》的能力”(13)
  但莫里森的目的显然并未就此结束,用黑人传统文化对白人主流文化进行解构,或者说在解构的过程中凸现“黑人性”或“黑色虚构”并不是莫里森的终极目标。在种族文化的不断冲突和认同过程中,美国黑人文学经历了从痛述到抗议、从激进到内省、从倡导黑人文化传统与黑人性到关注人类共同问题这一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并逐步从边缘走向主流。作为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女性得主,托妮·莫里森无疑站在黑人文学发展的最高峰。对人类共同问题的关注也意味着对弱势群体包括黑人群体的关注,意味着从更深层次的基础上对主流文化的解构。正如莫里森在《无法言明的东西》中指出:“如果要严肃对待种族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分支的话,整个西方文明的根基就需要重新考虑。”(14)于是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在凸现“黑人性”的过程中,还尝试着回到了西方文明创建之前,从而对所谓种族主义的合法性进行解构,并且为美国黑人提供了重新思索的角度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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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作品中,莫里森通过一个名叫瑟斯的黑人老妇来表现自己的这个意图。奶人寻“宝”之初,本一直只是想找到被埋藏的黄金,但在见到黑人老妇瑟斯后,他才开始追问先祖追求的目标,并在瑟斯的指引下,走进黑人传统文化,走进黑人民族的深层心理意识。而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同样也有一位名叫瑟斯的引导者。奥德赛就是在瑟斯的指引下,穿过阴河,到达阴暗的、四处飘荡着灵魂的阴府,询问自己未来的归处。荷马史诗中对阴府的描绘,同比其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对阴府的描绘相比,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如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在这里莫里森就通过瑟斯这个名字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西方文明的鼻祖——古希腊文明。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5)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等都对古希腊文明有较大的贡献。
  
  此时我们不难看出,莫里森使用瑟斯这个名字的目的,实际是暗示一种文化的回归:西方白人主流文化之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非白人种族的影响,并从中汲取了很多营养成分,而现在却通过种种手段来压抑和蔑视各种少数民族包括黑人在内的传统文化,从而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鉴于西方主流文化从根本上仍然拒绝承认非主流文化对其的影响,莫里森借助瑟斯这个名字不仅从根本上消解了黑与白、对与错、压迫和被压迫的二元结构,而且使更为多元、更为开放的种族文化成为可能。
  
  所有引文出自《所罗门之歌》,托妮·莫里森著,舒逊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2月。
  
  ①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11月,第200页。
  ②⑥Philip Page, Dangerous Freedom,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5. P89.
  ③④⑧Jan Furman, Toni Morrison's Fictio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P69, P69, P68.
  ⑤转引自汪义群主编:《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76页。
  ⑦转引自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94页。
  ⑨刘捷等编译:《非洲裔美国黑人小说及传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43页。
  ⑩(12)(13)David L. Middleton, Toni Morrison's Fic-tion——Contemporary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7. P120.
  (11) Wilfred D.Samuels and Clenora Hudson-weems, Toni Morriso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0. P63.
  (14) Nancy J. Peterson, Toni Morrison: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P21.
  (15)Thomas H. Greer, 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M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98.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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