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荷塘月色》辩护的念头，起于读了张白山的《漫谈〈荷塘月色〉》一文后。此文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曾读过^①（最早载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号《文学知识》），当时自己就有不同看法，但不曾理会，认为它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姑且存而不论吧。不料，在时过二十年后的二零零一年十月出版的“名家析名著丛书”《朱自清名作欣赏》（林非主编）一书又辑入了该文，并且是成了“名家析名著”的一篇了。由此看来，这不只是一家之言的问题了，将要成为一种定论了，且大有广为传播之势了。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不得不站出来为《荷塘月色》辩护。
　　张白山在他的那篇文章里说：“尽管《荷塘月色》写得漂亮，然而我们读后总觉得不满足，文章好像缺乏了一个东西——挣扎和战斗的力量。”^②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呢？他说“作者写这篇散文的年代，我们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流血革命，而作者却在荷塘月色中夜游”^③。
　　是的，正如张白山所说，当时的时代“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流血革命”，但是不是当时时代中的每一个人就都直接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流血革命”呢？是不是时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流血革命”就不能“在荷塘月色中夜游”呢？是不是凡是作者所写的每一篇文学作品都必须直接写出那个时代的特点、都必须具有“挣扎和战斗的力量”呢？是不是没有直接写出那个时代的特点和所谓“挣扎和战斗的力量”就不能使我们“满足”以至成为缺陷呢？
　　我们说，朱自清身处在一九二七年那个特殊的时代，作为文学家是应该直接反映那个特殊时代的。但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朱自清本人并未直接参与那场大革命，也并未处在那个时代的旋涡中心。他与时代的风口浪尖是存在着距离的，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对那个时代必须作出直接反映。退一步说，即使朱自清本人是直接参与那场大革命，并处在那个时代的旋涡中心，在他用文学的方式来反映那个时代时，也完全可以间接反映，而并非只能直接反映。从文学本身来说，作为文学作品既可以直接反映那个时代，也可以间接或曲折地反映那个时代，既可以具有“挣扎和战斗的力量”，也可以具有除此以外的其他的力量，这完全要由作者当时的创作意图来决定。就是在选择散文这一文学样式来反映特定题材时，作家既可以采用叙事性散文，也可以采用议论性散文，还可以采用抒情性散文的样式（相比较来说，叙事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是可以较为直接地体现所谓的“挣扎和战斗的力量”的），这要根据作者自己艺术处理的具体情况和需要来确定。而朱自清无疑是采用了抒情性散文的样式来反映那个时代的。既如此，那我们就要尊重作者自己的选择，就要尊重抒情性散文样式固有的特点。我们能要求抒情性散文去完成叙事性散文或议论性散文的任务吗？我们能不顾意境创造的“这一个”性质而强行要求它具有“挣扎和战斗的力量”吗？如是这样，那就不是朱自清了，也不是《荷塘月色》了，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写的一篇什么作品了。作为读者只能通过对既成的文学作品本身来认识，而不能离开文学作品这一实际而横生枝节，作出强加于作家之上而又脱离文学作品实际的结论。
　　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夜游”，这是不错的。但朱自清只是一味在荷塘月色中“夜游”吗？只是为“夜游”而“夜游”吗？难道《荷塘月色》里就没有透露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和情绪吗？就没有表现出那个时代在荷塘月色中的深重投影吗？我们完全可以说它真切而典型地体现了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给人的压抑和苦闷，表现了那个时代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彷徨以及朱自清在那个时代的特别体验和思考，艺术地昭告了他那坚守荷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格节操、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人生抉择的美好信念与誓言。所有这些都是那个时代要朱自清必须作出的回答和选择，也是他发自内心的坚实回答和选择！如果说要写出“挣扎和战斗”，难道这不也是一种“挣扎和战斗”吗？只不过在这里看不见刀光剑影罢了，只不过没有金刚怒目罢了，或者说没有直接体现所谓的“挣扎和战斗的力量”罢了。要知道，作者在这里并不是要去发布一个什么政治宣言，而是创作文学作品，是用文学的样式艺术地反映自己在那个时代特有的思想情绪和人生抉择，通过荷塘月色这一典型环境揭示一切正直知识分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内在本质，创造出既符合历史文化传统又切合时代进步趋势的体现美的发展规律的典型人物形象，具有陶冶情怀、激励品格和催人向上的不朽艺术魅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④。如果朱自清当初在《荷塘月色》中就是赤裸裸地直接体现了所谓“挣扎和战斗的力量”的，那我们今天对于它就可能不再是赞美了，而是惋惜和责难了。因为那样的话，他就违背了对象（那样的夜晚、那样的荷塘、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时代）固有的特点，而人为地站出来显示所谓的“挣扎和战斗的力量”，这就破坏了特有的艺术创造之美。这只能成为艺术创造的失败之作。
　　从当时作者的时代背景来说是这样，从当时的读者来说、特别是从今天的读者来说又如何呢？作为当时的读者在阅读《荷塘月色》这一作品时，是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但是否都一定要从中获得“挣扎和战斗的力量”？这却很难说。而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这一作品时，也是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但除此以外还要结合读者今天的时代背景。今天的读者在《荷塘月色》那里首先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那种所谓的“挣扎和战斗的力量”，而是耐人咀嚼的艺术力量和浸润其间的人格力量，是那种守住节操而不迷失自我的艺术启迪的力量，是那种感召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拒绝道德沦丧、人格缺失、价值错位，经受住市场经济时代严峻考验而葆有美好节操的力量！杰出的文学作品总是常读常新的，总是随着时代和读者的变化而富有新意的。因而，我们对于《荷塘月色》的解读，不能只是作静态的观照，更应作动态的考察。只有这样，才算是深入而全面、现实而发展地读懂了《荷塘月色》，消受了《荷塘月色》。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的广大读者确实都要像张白山那样想从朱自清那里获得所谓的“挣扎和战斗的力量”的满足，那也是完全可以的；如此尽可以到他的《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执政府大屠杀记》等其他散文中去寻找，不必硬要在《荷塘月色》中去寻找！《荷塘月色》中所有的只是它所应有的和已有的东西。如果由于在其中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自己那些想当然的东西，就感到不满足，就认为是缺陷，那世界上的任何文学作品都会是如此的，又哪里只是《荷塘月色》呢？！那不正是暴露了自己鉴赏趣味的狭隘么？不正说明了自己思想观点的偏执么？我们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已经十分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任务，无论是艺术上还是思想上以及两者的结合上都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朱自清不但以自己的作品宣示了自己的美好品格和人生追求，而且最终以自己的生命实践——宁可饿死也不领美援面粉，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很多，对于他以及他的作品我们理应不该有更多的苛求和责难了。更何况是那种脱离作品实际、“无中生有”式的苛求和责难呢？如此，对那种所谓的“可能是作者受着阶级本性的限制，无视于血淋淋的现实；……可能是作者已经看见了这个现实，而且有所不满，但又没有勇气正视它，不满之余，只能逃避到荷塘，用消极的态度来表示反抗”^⑤（着重号系引者所加）的种种推想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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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白山那里，剥去了所谓“挣扎和战斗的力量”，《荷塘月色》就只剩下“写得漂亮”了。在这里我要说，一篇文学作品只靠“写得漂亮”而没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就能流传，就能为千千万万的读者所激赏的事恐怕难以发生吧？除非那是个没有思想、也不需要思想的时代！没有思想蕴涵其中的“漂亮”文学只能取悦于一时，就像纸做的花、塑料做的花一样，因为它毕竟是没有真的生命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是纸做的花、塑料做的花吗？显然不是！它是思想的“Ｘ”和艺术的“Ｙ”相结合而诞生的一个蓬勃而多彩的艺术生命！它充满了思想和艺术的灿烂光华！正因如此，《荷塘月色》才被我们一遍又一遍激赏！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其思想内容上，虽无所谓的“挣扎和战斗的力量”，但有它自己的思想内蕴在，有它特别的艺术魅力在，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说到底有另一种“挣扎和战斗的力量”在！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
　　在为《荷塘月色》的思想内容作了以上辩护后，我还想为《荷塘月色》的艺术特色作辩护。
　　其实，对于朱自清《荷塘月色》的艺术美问题的不同认识由来已久。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叶圣陶在他的《朱佩弦先生》一文中就曾说过：“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⑥在过了三十四年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他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朱自清》写的序中又说：“只有早期几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不免有点着意为文，并非不好，略嫌文胜于质。”^⑦由此看来，他对朱自清早期散文的看法是一贯的，虽然后文没有再次点出《荷塘月色》，是否意味着对它的看法有了改变呢？很可能看法依旧。另外，晦庵也曾附和叶圣陶的意见说：“佩弦先生的《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被称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论文字，平稳清楚，找不出一点差池，可是总觉得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到了《伦敦杂记》，所用几乎全是口语，——圣陶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口语”^⑧，至于张白山说的“有的词儿如‘田田’、‘亭亭’，原是古歌辞的词儿，作者采用旧衣翻新装的方法，努力做到古为今用。翻得好不好呢，还可以研究”^⑨的话，是无须深究的，事实已经作了肯定回答。
　　应该说，作为朱自清至交的叶圣陶对他的文学创作是相当熟悉的，这样的评论也应该是中肯的。问题是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即：为人们所赞美和公认的朱自清散文的代表性作品却正是为叶圣陶有所非议的这类作品，如《绿》《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都是中学语文教材和大学文学教材的常选篇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荷塘月色》确实是“有点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不怎么自然”“有点着意为文”“略嫌文胜于质”和“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的，那《荷塘月色》还能美得起来吗？我们的读者在鉴赏时还能美得下去吗？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荷塘月色》这一散文是属于写景抒情一类的散文。这类散文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不能与写人叙事类散文和议论说理类散文的审美范式相混同。写人叙事和议论说理类散文确是不能过于注重修辞、着意为文和文胜于质的，而写景抒情一类的散文，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却是可以而且应该注重于文和辞的，不如此则不能尽显其特点，不如此则不能尽显其美奥。当然，特点发挥得当可以使之成为优点，特点发挥不当也可以使之成为缺点。那么《荷塘月色》在发挥其特点时，是使之成了优点还是成了缺点呢？我们在这里只能说它把特点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尽显了此类散文的风流和做派，把写景抒情散文的美的创造推向了极致，使它成了一朵千年不遇、百赏不厌的惊世奇葩！如此，能说它“有点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不怎么自然”“有点着意为文”“略嫌文胜于质”和“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吗？！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过犹不及”的缺失，而赞赏“过而能及”的创造！对于《荷塘月色》的种种优点我们连体味都来不及、赞美都来不及，又哪里能够无端地去找什么缺点呢？即使找出了所谓的种种缺点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如果说有意义，那也只能是消极的意义——让我们学会不珍惜和不尊重文学家的创造性劳动，让我们拥有目空一切的虚妄！
　　其次，我们还要充分注意到此篇在写景抒情上的特殊性，即描写对象的殊异：荷塘和月色。朱自清是选了一座艺术高峰来攀登，而他无疑是成功地登上了峰顶的。在此点上，正如张白山的《漫谈〈荷塘月色〉》一文所论述的：“照一般来说，荷塘容易描写，月色则较难描写。画家作画，不怕画断山衔月，就怕画月色，因为月景的波光林影时刻在变幻着，很不容易在画面上表现出来。清代的国画理论家汤贻汾曾说：‘画月下之景，大者亦晦，在晦中而须空明。’的确，要在晦暗中见空明，是很需要独特的表现手法的。于是便有人提出画月亮的方法：‘月景阴处染黑，阳处留光。’画画尚且如此困难，我们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画笔所不能表达的事情，那自然更吃力。然而，朱自清到底是一个写散文有经验的作家，他却能把一个月夜死荷塘写得那样的饶有生意。”^⑩这段话除了“荷塘容易描写”这一句我不能同意外（要把荷塘真正写好，其实是极其不易的），其他方面是说得很深切的。“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画笔所不能表达的事情”，这就不能不采取一些非同寻常的方法，一些看似反常却正常的方法，一些看似“过”却能“及”的方法，如注重修辞、着意为文等（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不如此则不能尽其美，不如此则不能实现高难度的美的创造。所以我们不能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作为一般的写景抒情散文来看待，而要充分注意它在一般中所显出的种种特殊，要充分注意它的创造性和所达到的高度，而不能简单地以所谓的“有点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不怎么自然”“有点着意为文”“略嫌文胜于质”来作一般性的认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出真正符合《荷塘月色》实际的准确而全面的审美判定。
　　再次，叶圣陶主要是从语言的口语化方面来批评《荷塘月色》等篇的，并且是在肯定和赞美朱自清后期散文的语言口语化特点的背景下来进行批评的。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正确和无可非议的，但我认为语言问题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的观点是，既不能不结合具体作品对语言的具体要求的特性来看语言问题，也不能用朱自清后期的散文语言特点来要求和否定他前期的散文语言特点。试想，没有他前期散文语言的特点，又哪来他后期散文语言的特点？要知道，朱自清后期散文语言特点的形成正是对他自己前期散文语言特点的一种历史发展。所以，我们要摆正其间的关系而不能颠倒它们的关系。另外，《荷塘月色》由于自身的写景特性，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去特别追求所谓的语言表现的口语化，口语化问题不是本篇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本篇的特定意旨和艺术创造，为了与所表现对象的性质相适应，只有现行语言才能描绘好特定的景物景象，进而完成好意境美的创造。一定的语言是为一定的对象所决定并为它服务的，只有与对象的性质相一致并很好地表现了对象属性的语言才是美的，反之就是不美的。这里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我们要充分重视《荷塘月色》“这一个”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所以，那种从作品的实际中游离出来的所谓“总觉得缺少一个灵魂，一种口语里所包含的生气”的看法实在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朱自清来说也是如此。一个成熟的作家可以有几副笔墨来表现多彩的世界，来表现不同的对象，因而在其散文中有不同的语言风格表现是正常的，这正是杰出的文学家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的表现。我们赞赏朱自清早期散文语言风格的清新秀丽之美，我们也赞赏他后期散文语言风格的质朴淡雅之美；我们既欣赏朱自清写景抒情类散文的婉致深秀的风格，也欣赏他写人叙事类散文的真纯深厚的风格，还欣赏他议论说理类散文的睿智深沉的风格。我们不能把作家多种多样的语言风格弄成一种风格。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多种多样的鉴赏趣味弄成一种鉴赏趣味，更不能把一个人的鉴赏趣味当作所有人的鉴赏趣味。如果我们舍弃别的看法而承认叶圣陶对于《荷塘月色》等篇的评论是一种鉴赏趣味，有他自己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也只是一种鉴赏趣味，而不是所有人的全部鉴赏趣味。况且，我们在面对文学世界时不能一切总是从自己的鉴赏趣味出发，而要一切从文学对象（作家和作品）的实际出发，一切从美的创造的客观规律出发。只有这样，才能作出符合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个性实际的判定，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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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塘月色》在思想和艺术上无疑是相当完善和成熟的作品，是完全建立在对古代同类题材诗文作品借鉴基础上的全新创造和发展，是完全建立在自身的诸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九二三年）、《绿》（一九二四年）等一系列写景散文成功经验基础上的杰出创造和发展，是完全建立在作家对人生经历的真切体验和自我人格升华基础上的杰出创造和发展。它的文本本身就是最好的诠释和见证。
　　由于过去我们对《荷塘月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认识不够深入和全面，由于对那些不当非议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以至到后来引发对《荷塘月色》的极端全面否定和出现随意删削的情况也就势所难免了。这就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余光中（台湾）的《论朱自清的散文》⁽¹¹⁾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教协报》（香港）上余向秀的《〈荷塘月色〉〈绿〉不宜作教材》⁽¹²⁾对它的全面否定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语文》教材⁽¹³⁾对其删削二百九十五字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们的观点和做法与我们前面所批评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在这里我无须再多说什么，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化的产物，终究会被历史所抛弃，有的在今天已经被我们所唾弃。
　　通过以上为《荷塘月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所作的全面辩护，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
　　首先，对于杰出的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有的甚至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和打磨，才能真正看清它的全部。《荷塘月色》虽然只是一篇散文，但从它诞生至今的七十五年里，对它的认识和探讨一直没有中断过，不但发表的各种文章数量惊人（据统计达上千篇），而且对作品的许多方面各种见解互生甚至对立，有的到今天还没有统一的看法。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或可称作《荷塘月色》现象。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从此看出，散文作品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探不到底的艺术之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而《荷塘月色》则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这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深思的。
　　其次，对于杰出的作品的评价自然也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正反交织的渐进的筛选累积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时代被普遍认为是正确的结论，有可能不再是正确的了；随着思想的日益多元化和人们看问题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对过去那种看问题角度和方法单一而带来的片面认识也就势必构成新的冲击和挑战；随着作品所处时空条件的变化，读者在同一作品那里可能获取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的意义，因而也会带来全新的认识和评价。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文学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过去的种种认识（包括那些有代表性的被认为是正确的认识）进行经常性的重新审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体味和认识与时俱进，始终处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前沿，使过去的文学遗产为今天的发展提供更加有益的精神营养和艺术借鉴。对于《荷塘月色》的认识和评价也应如此。
　　最后，对于《荷塘月色》来说，过去对它的总体评价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对它的认识不是已经很全面了而是还有待丰富，对它的研究不是差不多了而是还有待深化。在剔除了那些看似正确而实质上并不正确的否定性认识和结论后，为我们进行新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和开拓了新的空间，我们将有充足的理由对《荷塘月色》的历史地位作出如此认定，那就是：《荷塘月色》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杰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中国散文同一题材领域中，是前人未及的高峰，后人追慕的范本，是永世不倒的艺术丰碑！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于自清轩
　　
　　①张白山．漫谈《荷塘月色》[Ｊ]．朱自清研究资料[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８．２１５－２１８．
　　②③⑤⑨⑩张白山．漫谈《荷塘月色》[Ｊ]．朱自清名作欣赏[Ｃ]，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０．２２１－２２４．
　　④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１８８８年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５．４６１－４６３．
　　⑥叶圣陶．朱佩弦先生[Ｊ]．中学生（总２０３期）（Ｐ），１９４８．９．
　　⑦叶圣陶．中国现代作家选集·朱自清[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６．１－４．
　　⑧晦庵．朱自清．书话[Ｍ]，北京出版社，１９６２．
　　(11)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Ｊ]．《余光中选集》（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３０－５３．
　　(12)余向秀．《荷塘月色》《绿》不宜作教材[Ｎ]．山东临沂：语文教学通讯（Ｐ），１９８２．１２．６３．
　　(13)高级中学课本《语文》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０，１８６－１９０．

• 吴兆民： 为《荷塘月色》的思想艺术特色辩护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