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西厢记》在古代戏曲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自问世至清初，有关它的校注本、评点本、插图本纷纷刊行，竟达数百种之多，后代因之而出现的改编、改写本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堪称我国古典戏曲之最。如果说西方有“说不完的莎士比亚”，那我们完全可以说，东方有“说不完的《西厢记》”。《西厢记》之所以能流传久远，其首要的原因正在于它超凡的艺术魅力，而其中寓含的隽永而略带迷离的主题也足令后人咀嚼不尽、回味无穷。
　　说《西厢记》的主题略带迷离，其实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明清文人一直把《西厢记》看成是描写男女情爱的风情剧。虽更有一些正统的封建文人从维护封建道德的角度出发，认为它是“诲淫”之作，并把它列入“禁书”。但一来由于“主题”研究意识的淡薄，加之“诲淫”说的盛行，关于其主题的研究，其实一直被搁置起来。
　　近代，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伴随着新与旧，民主与封建的斗争日益激烈，特定的时代催生了特定的需要，《西厢记》“反封建反礼教”主题也由此应运而生。此说其实发轫于郭沫若，郭氏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撰写《〈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一文，言及《西厢记》是“超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普遍的生命。《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进入五十年代后，许多研究者承郭氏之说，也认为《西厢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对青年男女自由幸福的摧残，歌颂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及其斗争的胜利，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表现了反封建的主题思想。至此，《西厢记》“诲淫说”消失，反封建反礼教主题思想被指认为《西厢记》主题的基本构成。
　　之后，围绕《西厢记》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婚姻制度主题讨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者从更广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去探讨其主题思想，力图还原作品主题的真正面貌。也因此提出了一些较有创见的观点。如董每勘认为“应把《西厢记》看做一部新兴意识——即‘自由观念’和‘世族观念’的斗争史”。张燕瑾则认为，《西厢记》里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元代特定环境之下，新兴市民阶层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冲突。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西厢记》的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作者把反对封建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第１版）以上的诸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反封建说”，因为它们把反封建的主题具体化、生活化了。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里已经出现了“消解”和“还原”的迹象，因为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反封建说”的不足和局限，力图使之更加具体、更具说服力。
　　今天，在“学术”已经逐渐成为“学术”的大背景下，当我们剥离开《西厢记》主题研究中的时代气息，以一种客观冷静态度，重新解读这一不朽名作时，时时能够感受到笼罩在它身上的太多的时代和政治的氤氲，加之当代中国特定的思想氛围，使得它缭绕而缠绵，拂之不绝，挥之不去，而由此产生的对《西厢记》主题某种意义上的“误读”，也因此弥漫而绵久，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
　　隽永、迷离的《西厢》，其主题究竟为何？作者缘何创造了这部传世之作？其实际的思想意义又当如何认识？在尘埃已经落定，可以坐下来说话的今天，我们不妨以冷静之眼，作一重新审视。以下我想从元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西厢记》的矛盾构成两个方面，对这一经典的戏曲文本作出较为客观的解读，之后，再结合《西厢记》主题“反封建说”产生的具体背景，对传统的“反封建说”提出质疑和批评。
　　（一）“莫将风情作愤怒”——王实甫《西厢记》创作心态探寻
　　中国文学史上，某些时代的文学崛起的本因，是必须从文人心态的奇崛入手探究的。具体而言，有两个时代至为明显，一则魏晋、一则元，前者以汪洋恣肆的诗文见著，后者则因其杂剧而著称。某种意义上讲，元代杂剧的崛起，是由于作为群体的文人心态的扭曲和压抑。因此，从创作主体心态的层面分析，元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大致可以厘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控诉型”，如关汉卿之《窦娥冤》，无名氏的《陈州粜米》等。二为“逃逸型”，如马致远之“神仙道化”，遁逸山林，作世外神仙者是。三曰“补偿型”，如所谓的士子、商人（权贵）、妓女的三角恋爱，多是士人得宠佳人，富商（权贵）落单出局，其潜在的史实则恰恰与此相反，而杂剧的创作，也正使得文人们得到了虚幻的满足。四可称“寄寓型”，即托言幽深、寄托深远的作品，如《单刀会》《汉宫秋》等。五为“谑戏型”，即承继宋金杂剧的“游戏”传统，聊备一乐者是。六为“媚俗型”，即根据当时百姓的喜好，进行创作或加工。
　　《西厢记》的创作心态，正属于后者，它是王实甫根据已有的《西厢记》诸宫调进行改编、加工的，稍稍翻检一下词曲类的作品集，我们就能看出：宋元之交，张生和莺莺的故事在民间是广为传布、十分流行的，它与双渐苏卿故事、白蛇故事、孟姜故事一起，堪称“宋元四大传说”。而《西厢记诸宫调》的产生，无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实甫正是在这一故事已被广泛接受的基础上，参照已有的文本，进行加工和创造的。所以，其创作的心态首先就具有关注“流行”、迎合大众的“媚俗”色彩。
　　与此相对应，元杂剧的主题其实也构成了几个大的类型系列。如抒发不遇的愤慨、委婉地寄托民族情怀等。但仔细透析现存文本，会发现一个醒目而有趣的现象——元杂剧中似乎是没有反封建礼教的作品的！！从“愤怒”的角度看，元杂剧作家的“愤怒”是压根不在封建礼教上的，在元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人们可以因为自身况遇凄凉而悲吟，也可以因为官吏之横行不法而愤慨，甚至由于异族的入主而惆怅，抑或因沉郁下僚而颓唐谑戏。与此相关的是，元代特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文人们是很难感受到来自礼教的压力的。所以，一个粗浅的结论也是显然的：即所谓的“反封建”说，首先就失去了创作者心态方面的支持。那么，《西厢记》作者的创作动因到底为何？其实前人早已言之甚明，即缘乎风情而作也！！明代论者张琦在《衡曲麈谭》中就称：“今丽曲之最胜者，以王实甫《西厢记》压卷。”显然是将之视为“丽曲”的。另一位曲家王骥德也说：“人之赋才，各有所近，马东篱、王实甫皆胜国名手。马于《黄粱梦》《岳阳楼》，种种妙笔，而一遇丽情，便伤雄劲；王于《西厢记》《丝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剧多草草不称。尺有所短，信然。”（见《曲律》卷三）这里虽然是讨论不同作家的作品风格，但显然也是把《西厢》归入“丽情”之列。从王实甫的生平分析，他也本与“铜豌豆”关汉卿相似，是一个经常出入风月场所，惯于风情的下层文人。所以，贾仲明才在《凌波仙》吊词中称：“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智谋。”所以，如果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分析，《西厢》本是出于“风情”而非发自“愤怒”的，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中，力图贯注其中的是文人学士关于男女风情的谑戏调笑，而绝非有所针对的反抗和斗争。
　　（二）休认调笑为寄托——《西厢》冲突的戏剧性解读
　　“反封建”说的一个很大的诱因，在于《西厢》本身剧情之中设置的矛盾冲突。尤其是老夫人和“小字辈”在崔张合姻问题上的分歧，更是经常被解读为追求自由爱情与封建礼教之间矛盾冲突的具体显现。把这一冲突解读为“反封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夸张和误解，是忽视戏剧本身的艺术要求，忽视冲突和矛盾的戏剧意义，单边探究所谓的主题思想，以主题代替艺术的“错误”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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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之所以谓之戏剧，正在于其“剧”，简言之，即冲突和矛盾的存在，繁体的“剧”，以“虎”为头，辅以“豕”和立“刀”，本来就暗含着斗争和冲突，后世所谓“剧烈”一词，也应该与此有密切关系。《西厢》是元杂剧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作品之一，它不像多数的文人作品那样，以“抒发”为主，无视情节的戏剧意义，追求浓郁的抒情色彩。而是从戏剧本体的艺术要求出发，巧妙地安排关目剧情，从而使得全剧在各种冲突之中跌宕起伏、谐趣横生。《西厢》之趣，简言之，全在于一堵“墙”。正是由于有了“墙”的阻隔，才会丛生出种种的悬隔和误解，引导出种种矛盾和冲突，而全剧的喜剧色彩也因此而浓郁，谑戏与悬念、悲切与欢快，分与合、远与疏、企盼与失望、相思与欢会，由于墙的时而阻隔、时而消解而显得真切生动、动人心魄。
　　《西厢》之“墙”，并不可简单视作萧寺具象之墙，如老夫人与张生莺莺之间，张生与莺莺之间，张生与红娘之间，红娘与莺莺之间，无不矗立着或高或低、或坚固或脆弱的壁垒。隔墙酬韵、逾墙欢会，剧中人面临的不过是具象的“砖砌”，而“赖简”、“赖婚”的情节中，他们所面临着的则是无形的“心墙”。“小字辈”和老夫人的冲突，不过是剧中林立的“壁垒”之一而已。从作者关目安排和剧情设计的角度，这一冲突服从于谐趣和情节的需要，是为着剧情的张与弛、悲与喜、分与合而设置的，这也是作者自觉服从戏剧规律，从戏剧审美的需要出发，而进行的艺术安排。所以，理解这一冲突首要的视角就应该是“艺术”的，而不是“思想”的，是应该首先从戏剧本身的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出发，从戏剧的冲突需要出发，而不应该在缺乏主体创作动因的支持下，将其拔高到思想和主题的层面，大谈所谓的“反封建”意义。再回到“墙”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这样结论：即《西厢》的“墙”，首先是“戏剧”的、是“艺术”的，其针对喜剧效果而赋予的“阻隔”和“谐趣”意义是首要的，是远远大于作为象征意义的思想内涵的。所以，如果我们忽视这一安排的艺术意味，转而硬从思想的层面挤压出所谓的反封建内涵来，其间的偏仄和失误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理解《西厢》的冲突安排，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了解作者关目安排的初衷。作者从戏剧艺术的内在规律出发，设置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其主旨首先是从“剧”的角度出发，是为着追求谐趣和调笑的喜剧效果的，而并非像《汉宫秋》《单刀会》那样寄托幽深。从现存的文本分析，作者首先追求的是奇异的喜剧效果，而并非深远的思想内涵，如此，方不失作品的本真。
　　其实，简单回溯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和戏曲史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所谓的“反封建”说，实有着复杂而具体的时代色彩，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产物。“五四”时期的反封建的思潮自不待言，建国之后长期的政治氛围下，重思想、轻艺术已经成为艺术作品研究的通病。对许多经典作家和作品，动辄量以“人民性”的标尺，并以此决定其优劣短长，是非曲直。黑与白、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革命与反动，简单的两极对立式的思维模式下，即使经典也难以逃脱“阶级的眼睛”，《西厢》主题的“反封建说”，无疑正是在这一思潮下催生出来的。而诸论者言之凿凿的文本依据，也不过是其冲突和矛盾的“误读”和“错解”而已，是曲解作品艺术安排，强涂在作品身上的一层极不和谐的色彩。
　　当然，作者创作的意图和初衷本不足以解释作品的全部思想内涵，从客观存在的文本层面，《西厢记》所具有的“反封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主题是附着在作者已经说明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之下的，而后者才是作者寄寓的美好的生活理想，是作品所要表现的真正的思想内涵。
　　该是一洗铅华、还其本色的时候了。
　　今天，当我们摈弃成见，重新咀嚼《西厢》时，我们仍能感受到它“余香满口”的艺术魅力，《西厢》的成功，首先在于它是“艺术”。王实甫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反封建的斗士，《西厢》不是伦理剧，也不是战斗的号角。《西厢》首先是艺术经典，所以，要想正确地解读它，我们就必须从戏剧艺术的艺术规律和审美的内在要求出发，如此，方能逼近其本真。
　　以前我们在《西厢》主题上的“夸张”和“放大”，其教训是显见的。而对此问题进行反思，除了可以还原《西厢》的本来面目之外，对戏曲史乃至文学史的研究，也颇具启发和参照的意义。

• 任孝温： 隽永、迷离说《西厢》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