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苏童的《三棵树分是一篇随笔，我们就不能完全否认作者在真物、真事、真情这一客观层面上的“写实”性。文章从最初“三棵树”这一抽象的火车名撩开他思“树”情怀开始，一路下来，写他种树、盼树、幸运地得树及不幸地失树，可谓情真意切，道出了他倾注于“树”的种种情愫，因此，将《三棵树》解读为：揭示了“人与树的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城市化与生态保护之间既互为矛盾又互相依存的哲学关系”(《名作欣赏》2004年第9期《没有树是我的隐痛和缺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难以解释的是：作者对“树”的情感为何如此敏锐，如此深沉、如此沦肌浃髓，以至于仅仅作为一火车站名的“三棵树”，就能使他“情窦初开”，以至于没有树就使他的生活“感到帐惘”，没有树就成为他的“隐痛和缺憾”。可以说，作者的恋“树”的情结之深、之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远远不是寻常的自然之中的“树”可以承载得起的。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形而下的层面来解读《三棵树》，仅仅把文章中的“树”理解成“自然中的树”，只是阐述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
　　自然中的树当然重要，它影响着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但它带给人的也不过是其“自然功能”，它对人的影响只不过是感观上的、生理层面的，不可能触及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因此，可以说《三棵树》氤氲着的作者那份敏锐、热烈，深沉的“恋树”情怀，充满着一种象征意味，一种寄托，一种企盼，“树”正是作者诗性般书写某种情感的一种“意象”。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作者“主观表意”的一面，并从这一层面上探究他真正要表达的那份情感。
　　作为上个世纪的先锋派小说家，苏童最擅长的就是营造意象和情境，同时作为徘徊在世界两侧(城市和乡村)的他，似乎对连接城乡的枢纽——植物特别敏感，植物成为其作品中表现的主要意象。“植物从地域和自然概念中被抽象出来，作者赋予它们怪异的品性和如堕烟尘中的诡谲气氛，同时，植物的命运也往往与整个故事有着惊人的同构关系”^①。
　　《妻妾成群》中，菊花是小说的重要隐喻。重阳节赏菊一段，颂莲和大少爷飞浦在花园里一边赏菊，一边讨论他们喜欢的品种，当飞浦问颂莲为什么她会知道他喜欢“蟹爪”时，颂莲用颇为哲学化的语言回答了他：“花非花，人非人，花就是人，人就是花，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可以说作品中的女性都只是被玩赏的植物，并不具有人的尊严和思考的权利。曾有一个时期，苏童作品中梅兰竹菊的名字频频出现，同时，这些植物又带有浓重的苏童色彩——阴冷和宿命。
　　“树”作为植物家族中最强大最具生命力的成员，苏童对它更是情有独钟。他虚拟厂一个“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认为前者是“也许有我祖辈居住地影子的地方”，是他的血脉所在，后者则是类似于他从小生长的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是他的身体所在。“这两棵树”也许成了他一辈子都会写下去的寓言里的世界。在“这两棵树”下发生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古怪的通奸、莫名的死亡、游荡的少年……而“这两棵树”上伸长出的不同树枝，作者则很看重它们， “或许这些枝梢比树干更加动人一些?或许这些枝梢是我今后的短篇创作的新的意向。”^②
　　虽然苏童自称是个“花匠”，“我把这两类作品收进《世界两侧》中，就像一个花匠把两种不同的植物栽在一个园子里，希望它们看上去和谐而丰富。”^③其实，他更是个成功的“植树人”，他不仅种植了“香椿树”“枫杨树”，还种植“桂花树”。
　　可以看出，苏童作为一个小说家，不管“枫杨树”系列，还是“香椿树”系列，都是他辛勤“植”出的一片“文学之树”，都是他心血的结晶，这些“文学树”上附着他的灵魂，正如在《桂花树之歌》主人公所说：“可你怎么偷得走我们村的桂花呢?这里到处有童姓祖宗的神灵附在树身上。”因此说“树”是作家苏童所有“作品”的代名词。
　　同时，作为先锋派新潮小说家，苏童绝大多数作品离不开“追忆”的视角和“历史”的氛围，潜存着新历史主义意识。他这种新历史主义意识的主要倾向表现在，对“历史元素”提取后的“虚构”，简言之也就是“寓言化”的写作，不是刻意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是表现在文化、人性与生存范畴中的历史。在堪称其新历史小说代表作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中，他叙事的“纯粹虚构”的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虚构”才能来自他难以遏制的艺术才华和他绵延式的无限的想像力。
　　苏童曾把自己几年宋的随笔结集命名为 《虚构的热情》，说明他在抒写散文时，同样保持着创作小说时的叙事风格和意识惯性，也就是通过“虚构”的力量使现实生活提前沉淀为一杯纯净的水。这也正是有不少读者难以分辨其作品是小说还是散文的原因。
　　同样地，在随笔《三棵树》中，这些“虚构”，使得作者对童年成长的“追忆”和创作“历史”的回顾，都显得有些虚无，让读者生出几分恍惚，但是，我们只要能把握作者“寓言化”的写作风格和“擅长营造意象”的写作特点，去品味《三棵树》，就会清晰地看到：作者对他想树、种树、盼树、得树、失树等一系列客观过程的描写，正是对自己文学路上上下求索艰辛历程的追忆，也是他前半生不同创作境况的写照；作者以果树意象的象征性描写表现了他的艺术作品呈现出的或深沉或热烈的生命形象；以“彻夜长谈”“相互注视”的意象表现了他将自己的作品作为精神的寄托、作为终身的知己并不断与其对话交心的情感状态。
　　苏童在谈到自己早期的创作经历时曾说：“顽皮二点说，最早的创作是儿童时代在水泥地上的胡涂乱抹……那时候我是学龄前儿童。我九岁那年得了场重病，休学在家……那时候有一奇怪的癖好，在纸上写下一连串臆造的名字，然后在名单后面注明这人是党支部书记，那人是民兵营长，其实是在营造人物表……也许这是我对文学最初的白日梦。”^④这也就是说，童年的苏童就已经开始追逐“文学的梦”，向往种植自己的“文学之树”。
　　所以，在《三棵树》的开篇，作者就情不自禁回忆起童年时的一幕：当高速运行的火车把陌生的乘客送向“三棵树”，却把自己绝情地抛下时，他“心中充满嫉妒和忧伤。”他只能怀着“梦想情人”般的心情，去想象“三棵树”很高很挺拔、绿色冠盖和褐色树干。这种情景真令人感到无奈和忧伤。
　　当他不得不被圃限在巴掌大的天井中度过孩提时代，面临着的又是那样一个摇晃不定的生存状态：“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后来我定名为香椿树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⑤他少年的苦闷寂寞之情何处发泄，他不安分的灵魂何处寄托，惟有在纸上涂 [##] 抹写下一连串臆造的名字，惟有去梦想他的“文学之树”。然而，他没能成功，因为那时的他自身还没有储备足够的知识养料，心中还没有一片能孕育出“文学树”的土壤。这是美好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因此，在《三棵树》叙写少年种树这一段，作者这样写道：“这不是我的错，我知道树与花草不同，花入土，树入地，可我无法把树苗栽到地上——是我家地面的错。”因此，他只能看着它夭折，看着它在水中挣扎、颤抖，看着它试图在水中找到生长的泥土。同时，我们注意到了，作者移栽来的不是别的树苗，而是一棵称作“苦楝”的树苗，“苦楝”——苦苦追求与迷恋，这不正是他当时对待文学的那份苦心与决心的真实写照。
　　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灿烂辉煌的文化资源，但只有自己创作的才属于自己的作品。大地上到处都是树，但只有自己亲手种植的才是自己的树，因此，作为一个孜孜以求之的文学爱好者，没有自己的“文学树”，他感到隐痛和缺憾，所以他发出深深的呼唤“我的树在哪里?”他只能等待岁月来告诉他。
　　苏童上大学期间，开始写过一阵诗，后来才学习创作小说。终于在一九八三年的《青春》七月号上，他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该作品竟然在次年得到了青春文学奖。从此，他才真正踏上了文学之路。而且他一发不可收拾，在接下来的几午时间内，小仅“种树得树”，还成长为一位颇为高产的作家。到一九八八年，从《桑园留念》到《一三九四年的逃亡》，从《木壳收音机》到《平静如水》，他已经开辟山了他独有的文学世界的两侧——城市和乡村，也就是“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并为他赢得“先锋派小说家主将”的声誉。
　　同时，他对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也非常满意，正如他在作品集《少年血》自序中所说：“我之所以经常谈及《桑园留念》……只是由于它在我的创作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后来的短篇创作的脉络从中初见端倪……如此创作使我津津有味并且心满意足。”^⑥
　　因此，对作者来说，一九八八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他的追求终于有了丰硕的成果。在《三棵树》“得树”这一部分，作者浓墨重彩地描述他当时的欣喜之悄。“一切都有了答案，我也有了树，我一下有了两棵树，奇妙的是，那是两棵果树。”“果树”春华秋实，它们绽放在枝头的灿烂花朵，才更能代表文学作品表现的生命力，它们悬挂于树枝的沉甸甸的果子，才是一切成功的标志。所以作者说，“两棵树弥合了我与整个世界的裂痕”，“伴随我多年的不安和惆怅烟消云散”了。于是他张开胸怀接受果树的恩惠，接受果树对他的悲悯之心。
　　对于一个作家来讲，能合被读者认可，靠的就是作品，所以作品才是作家惟一可信任的东西。因此作者有理由为“果树”自豪：“我的父母曾经告诉过我，我有多么幸运，我不相信；朋友也对我说过，我有多么幸运，我不相信；现在两棵树告诉我，我最终是个幸运的人，我相信了。”
　　作者曾为“他的树”倾注过那么多的情感与心血，他在作品集《少年血》的自序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本集子的创作时间横亘八年之久，是我多年来对短篇的迷恋和努力的心血结晶，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将特别珍视这本集子……重读这篇旧作似有美好的怀旧之感，想起在单身宿舍里挑灯夜战，激情澎湃，蚊虫叮咬，饥肠辘辘……”^⑦所以，在《三棵树》中他表现得那么深情，“如果我一直向它打开窗子，不消三天，我相信那棵石榴会在我的床边、在我的书桌上驻扎下来，与我彻夜长谈。热情似火的石榴树呀，它会对我说，我是你的树，是你的树！”“整整七年，我在一座旧楼的阁楼上与树同眠。”作品是作家创造的精神宠儿，作家对其作品总是敞着心扉，并且不断地向它倾谈，诉说。
　　但是，成功的作品只属于作家的昨天，特别是带着“先锋派”小说家的光环，要保持“先锋”的势头，苏童更不会沉醉在对昨天的回眸之中。这一点他表现得格外清醒。所以，他是如此回答自己的：“一个作家在成功的同时也就潜藏着种种危险。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和风格，但是所谓个性和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一个作家的成功总是贴上某种新鲜的标志，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标志会褪色，失去新鲜的意义。喜新厌旧的读者往往会产生厌烦心理，而作家不甘心轻易甩掉自己的风格模式(事实上也不太容易甩掉或者突破)，许多作家都是停留在原地继续筑巢的，就像鸟不肯飞离老巢，以一种固守的心态顺应文学潮流，这种自我胶滞状态常常导致写作障碍。避免和消除障碍的一个办法是无所留恋，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一切都从头做起，这很不容易，需要极大的勇气。”^⑧
　　事实上，他正是这样做的。从一九八九年后其创作风格已有所变化，从形式上退回到故事，尝试以老式方式叙述一些老式故事，《妻妾成群》就是典型代表：准确地说，《妻妾成群》并不能反映苏童作为“先锋派”的面目，这篇小说已经带有回归传统的意向，甚至不少人把它推为“新写实”的代表作。
　　因此，《三棵树》中，在真正拥有“果树”之后，作者感到，“我与两棵树的相互注视渐渐变成单方面的凝视，是两棵树对我的凝视。我有了树，便悄悄地忽略了树……”当然，这并不说明作者不再珍爱他过去的作品，他昨天的“文学之树”，只证明他的目光已经去探寻新的艺术境界，正如他自己所描绘的：“艺术境界是一种光，若有若无，可明可暗的。我希望达到的境界含有许多层次，我希望自然、单纯、宁静、悠远，我又希望丰富，复杂，多变。它们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必须是纯粹的艺术的。”^⑨
　　“我仍然没有树。树让我迷惑，我的树到底在哪里?……我听见多年以前被狂风带走的苦栋树苗向我挥手示意，我在这里，我在水里！”在《三棵树》的结尾，作为一位著书颇丰成就斐然的作家，还对自己发出如此的追问。这并非作家的矫情或故弄玄虚，而是因为他从童年时就开始的文学梦，还一直在延续，虽然有的梦已变成了现实，但对于一个心态永不枯萎，并希望“如果我使我的每个故事都不同以往，每句语言都异常新鲜，每种形式一侯成立又将其拆散，那么我的创作会多么富有活力……”^⑩的作家，总做着难以企及的新梦；是因为他决不停留在原地继续筑巢，而是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一切从头做起。
　　“小说就是树，”当然苏童并没这么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煞费前面的苦心了。但和苏童同乡、同龄、同为先锋派的作家毕飞宇曾如是说：“我经常这样说，小说就是树，树叶怎么长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看的。”“写作无非是像树那样，往天上地下伸。”“小说家永远不能知道自己真正‘长’在哪一部作品里。”^⑾
　　天下没有两棵完全相同的树，但所有种树人都怀着相同的情怀。苏童在《三棵树》里要告诉读者的是，“树就是小说”。①河西：《先锋派小说的植物意象研究》，WXBK．COM(文学客)2004．12．②⑤⑥⑦苏童：《苏童文集·少年血·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②苏童：《苏童文集·世界两侧·自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④③②⑩苏童：《苏童答自己问》，《苏童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⑾毕飞宇：《小说就是树》，《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 刘晓芬： “树就是小说”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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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芬： “所谓”的主观化历程及其功能扩展　/　文学教育 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