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谁还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解读文本的话，一定会被认为是不合潮流的——学术界同样有着理论新潮。在经过一阵近乎发紫的走红之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已经在我国批评界逐渐消失了，如今的学者们通常只会在“现代西方文论史”之类的课堂上才会偶然回想起当年弗洛伊德兴盛于中华大地的热闹景象，颇有些“白发宫女在”的味道。任何一种理论的走红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弗氏的理论同样如此。对于国门大开之后最早被引进来的西方现当代理论流派，它确实给当时的国人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它所带来的独特的解读体验使思想被禁锢了数十年的学者们感到了心灵深处战栗。因此，它的走红就顺理成章了。坦率地说，弗洛伊德的理论确实是有自己独到之处。但是，它的缺陷确实同样极为明显：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利比多”身上，未免不是一种泛化。因此，这些年来，国内理论界与批评界都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抱有普遍的警戒心态，生怕被戴上“理论泛化”的帽子。
　　但是弗洛伊德毕竟是弗洛伊德。任何一种理论，只要它能在某一方面取得先前的理论尚未取得的学术创见，达到了相对的理论深度，哪怕它是片面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不能希望每一种理论学说都能解决普天下的所有问题，那样的理论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以前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柏拉图的理论不是万能的，康德的不是，黑格尔的理论同样不是。一种理论要是为人们所广为推崇肯定不是因为其万花油般的适用性，而是因为其对某一领域、某一问题的独到见解和深刻阐释。这种理论或许是片面的，但是它片面得深刻，片面得有道理，这也就是它能区别于其他众多浩如烟海的相关理论而具有独立个性的原因所在。这一点对于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批评来说，同样如此。
　　夏榆先生的散文《黑暗之歌》(《名作欣赏》二OO四年第十一期)就让我们再次听到了弗洛伊德幽灵的歌唱。这篇散文质朴感人，所叙述的故事也并不复杂，简单讲就是对当年矿下生活的一种回忆， “黑暗之歌”也因此得名。我们大可以说，这篇文章反映了作者对煤矿生活的回忆与对新生活的一种追求。这当然没错。不过，仅此而已么?
　　文本一开始就给读者营造了一个色彩对比极其强烈的阅读语境：洒满阳光的文工团场院／阴暗闷热的煤矿石硐，气质优雅神情骄傲、相貌英俊服饰洁净的文工团员／身着结满汗碱坚如铠甲工装的远离尘世的我，文工团员欢乐自由的生活／煤矿工人沉闷扭曲的劳动。这一连串对比从色彩上、生活率动上甚至心理暗示上构建出两种生活模式的巨大差异，并且通过这种差异彰显出文工团员们的“欢乐”“幸福”与自己“遍布黑暗”的现实比照。按照常理，作者对于回忆自己的过去往往采取抒情的笔调，毕竟过去对于自己来说是一种永远不能割舍的情愫，尽管不是总是那么喜气洋洋，但却也温情脉脉。但是， 《黑暗之歌》似乎是个例外。在对矿下生活进行了详尽的勾勒以后，作者笔锋一转， “我憎恨自己的工作”“我真切地感觉到我是被文明所遗弃的人”“我不禁厌倦自己的工作，还厌倦自己的生活” “我变得跟我父亲一样，但父亲的生活是我更加厌倦的生活”……终于，在黑暗的煤层之下，伴随着忽明忽暗惨白的矿灯，弗洛伊德的幽灵放声歌唱!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俄狄浦斯情结”，亦称恋母情结，它起源于弗洛伊德对古老的“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神话的解读。在《黑暗之歌》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俄狄浦斯王子的存在。
　　在这个文本中，父亲的形象尽管并不明晰，但却十分强大。正是这个看似朦胧却又无处不在的父亲，才迫使得“我”不得不逃离了这个家，逃离父亲的势力范围，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跟许多父亲一样， 《黑暗之歌》里的父亲也曾辉煌过，他也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也曾有过“力拔山兮”的豪迈气势。可是自从离开了战场，这个当年的骁勇之士失去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于是借助酒精的帮助，沉醉在麻木的消沉中。如果仅仅如此，事情的发展可能要顺利得多，可惜事与愿违。 “他头发花白眼睛血红，对着窗口骂人，谁过来就骂谁。他对所有经过他窗口的人都不放过。”再假如父亲仅仅只是通过骂人宣泄自己心头的郁闷，追求一下口头的快感，或许还是可以忍受的。可是“父亲骂得最凶的是母亲”，而且“他在骂完母亲以后还能把母亲拦腰抱起放倒在炕头，他跟母亲性交，当着我的面”。这就难以忍受了。对于所有的男孩来说，母亲永远是自己最温暖的港湾。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父亲强暴，这给“我”的心灵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弑父情结由此而生。
　　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殖期阶段，儿童身上发展出一种恋母情欲综合感。这种心理驱使儿童去爱异性双亲而讨厌同性双亲。于是男孩把母亲当做性爱对象而把父亲当做情敌。^①(P63)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可笑，可是《黑暗之歌》的第一个冲突确实就是父亲与“我”的冲突，尽管父亲骂得最凶的是母亲。可是对于“我”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母亲遭到侵犯更难以忍受的事情了。为了保护母亲，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 “我”试图反抗过，可惜“反抗的结果就是遭到父亲暴力的清洗”。这时候的父亲对于“我”来说仍然过于强大，弱小的“我”只能苦苦挣扎。
　　但是，忍让的心灵并不妥协。既然无力反抗，那么逃离未免也是一种解脱。在刚具备了离开父亲的最基本的条件的时候， “我离开建筑在矿区河边的一所中学，到矿井工作”。原因很简单——“我想自己养活自己”，哪怕 “矿井一直是令我畏惧的地方，它的险恶和黑暗一样让我感觉深不可测”，但已无路可退。虽然矿下的生活是那么的令人恐惧，不过比起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矿下的黑暗似乎还更容易忍受。离开了父亲骂人的窗口，生活的阳光却依然没有照耀在“我”的身上。黑暗、混沌、劳累、无声、粉尘、死亡构成了井下生活的主体意象。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到了快乐!一种解脱后的快乐。“工作使我独立，使我可以摆脱父亲而生活，使我有力量拒绝和反抗父亲”。这是一种怎样的快乐?它真的是一种快乐吗？
　　这种快乐是那么的不堪一击。通观《黑暗之歌》全文，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描述矿工生活的时候，作者所使用的词汇往往都是压抑的冷色调。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黑暗、混沌、劳累、死亡……这些看着就让人不寒而栗的词组构成了井下生活的全部。跟黑黑的煤炭一样，矿井下的生活是黯然无光、缺少生气的。可是，就在一片漆黑当中，一道惨白的阳光照在矿工们的身上：“在矿区，只要天气晴好，每天在有太阳照耀的街心广场按时集中着一大群残疾人，那些人都是被矿井事故夺去双腿或砸坏腰肢的人。”这是全文中惟一一处照耀在矿工身上的阳光，它是那么的清冷无温，以至于矿工们“在盛夏的时候穿着棉衣棉鞋”。这道惨白的阳光与照耀在文工团场院那 [##] 温暖悠闲的阳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强烈，让人过目不忘。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在不动声色间透露出的这种黑色幽默，虽然同样是阳光，可是照在矿工身上的却是那样抑郁。这惨白的阳光其实就是“我”独立后的那种快乐的象征——虽然也是快乐，可却那么单薄。母亲对此的反映同样令我的快乐染上了一层悲伤：“母亲在知道我要下矿井的时候泪水长流。母亲洁白的牙齿在我下矿井以后变得松动脱落，母亲的黑发也在我下矿井后逐渐变白，而她的面容也在我下矿井以后逐渐变得憔悴和衰老。”按照常理，天下的母亲自从当了母亲的那一天起，就会默默地等着跟孩子分别的那一天的到来。可是，这样的分别或许让母亲感到丝丝无奈——可她自己也救不了自己。
　　接受了黑暗的矿井生活，接受了与母亲分别的相思之苦，“我”告诉自己：我独立了!我摆脱父亲的统治了!矿井的生活尽管劳苦，但是可以让人产生独立的快感，尤其是“我把生平第一次挣到的钱交给母亲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内心和身体生长出来的力量”。我想作者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能听到从自己的骨骼中迸发出来的“??辍钡纳?簦?鞘且恢至Υ笪薇取⒒肷碓锶鹊母芯酢Ｈ肥担?扇说母芯醵杂诔て谏?钤诟盖滓跤跋碌哪型?此等肥凳翘?匾?恕Ｔ凇拔摇卑压ぷ式桓?盖椎氖焙蛞欢ㄍ?丝缶?碌暮诎涤牍露溃?械闹皇钦绞じ盖椎南苍茫喊谕蚜烁盖椎娜馓蹇刂剖瞧湟唬?敫盖坠┭?拮右谎?厣难?盖锥?竦镁?裆系挠湓檬瞧涠?Ｇ看蟮母盖渍娴木驼饷辞嵋椎乇淮虬芰嗣?
　　喜悦的嘴角还没有合拢，作者就有些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但是我庆贺自己的方式是用酒馆的酒把自己灌得大醉”。这个世界就是那么令人无奈，“我”费尽心机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恐惧和孤寂，就在自认为获得了最后胜利的时候，父亲却不动声色、毫不费力地把“我”打败了。原因很简单，“我不能把父亲遗传给我的基因和血质从我的身体里剔除”，血缘总是那么的神圣，强大无比。尽管万般无奈，弑父情结还是遭受到了失败。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俄狄浦斯情结主题的另一个代表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对于母亲的再嫁始终耿耿于怀，而对于给父亲报仇，他又常常耽于空想，以致一步步走向悲剧。跟俄狄浦斯的行动悲剧不同，哈姆雷特的悲剧是由于性格造成的，性格上的优柔寡断是其失败的根源。与哈姆雷特弑父的犹豫相类似，《黑暗之歌》中的弑父情结在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失败以后开始转入了无奈的等候。
　　叙事场景重心再次由地面转到了地下，由父亲的领地转入了“我”的硐室。正如煤炭始终是煤炭一样，黑暗还是黑暗。矿井地下的主题意象仍然充满了黑暗、恐惧和死亡，好在父亲的形象似乎已经走远了。面对着漆黑与死亡，如何战胜恐惧和死亡代替了战胜父亲的意愿成为“我”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四个被瓦斯窒息而死的工友的遭遇激起了“我”内心拼命压抑着的对死亡的恐惧，或许正如马斯洛所说的那样，人的需要是分等级的。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是无处谈起更高层级的诸如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自然“我”也不例外。面对着死亡的威胁，“我”感到了恐惧，面对着恐惧的威胁，“我”“本能地就想离开”。既然当黑暗的矿井已经威胁到了生命的安危的时候，人格的尊严与自我实现的快感就不得不退居次席了。于是，“我”开始怀念起地面上的生活，尽管当初“我”是主动进入地底下苦闷的空间的。应该说，接受地底下的黑暗也并非出于本意，那只不过是一种战胜父亲的策略罢了。如果对黑暗、恐惧、苦累的忍受能够换取战胜父亲的胜利，那么当然值得尝试。可是当初以为可行的策略已经一败涂地了，所以黑暗、恐惧、苦累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就令人难以继续忍受。
　　为了逃避黑暗和死亡，“我”开始往地面迁移。“我想回到地面，回到有空气流动有阳光照耀有人声喧哗的地方，我渴望看到世俗生活的图景”。回到地面意味着失去与父亲抗垒的大本营，失去独立的基础。不过，面对死亡的威胁，“我”还是选择了退让。如果真的离开了硐室，弑父情结将永远无法解开。就在离矿井越来越远，离父亲的范围越来越近的时候，缪斯的歌声帮了“我”的大忙。在歌声的安抚下，躁动的心灵得到了慰藉，这也使得“我”找到了对抗黑暗、战胜恐惧的武器。借助于歌声的帮助，“我能自由地面对黑暗，面对险恶和灾难，甚至面对死亡”。重要的是，歌声的作用远大于此——它使得叙事得以继续，让“我”能够继续呆在矿井的硐室里，确保了弑父情结的继续发展。借助于歌声的帮助，“我”就能够战胜黑暗和恐惧，继续停留在父亲的势力范围之外，即使战胜不了他，也仍然能够远远地保持一份独立与不妥协。
　　赵松的介入粉碎了这个用歌声结构起来的梦想。他是一个全身心热爱歌唱的家伙，而且唱得真的很好，对于他而言，歌唱就是生命的需要，是真正的歌唱。相对于赵松的全身心投入来说，歌唱于“我”只不过是“我找到的通向未来的异质的梦”。换句话说，“我”并不像赵松那般，发自肺腑地喜欢歌唱，那种纯粹的歌唱。尽管“我”也喜欢歌唱，但是“我”所看重的却是歌唱能帮助我战胜对死亡、黑暗的恐惧，能够让我继续保持对父亲的不妥协态度，能够延续心底潜藏着的弑父情结。“我”满以为歌声给我带来的这一切可以永久持续，所以“我”天真地沉浸在歌声的乌托邦之中。可惜，赵松死了。歌声建构起来的乌托邦破灭了。“我”不得不寻找另外一种途径，延续弑父情结的蜕变。
　　赵松的死让“我”感觉到了“真正的恐惧”，并“不顾一切走出了矿井”，回到了父亲生活的地面，直视强大的父亲。
　　原以为躲入深深的井下硐室就能对父亲保持一种不妥协，所以尽管感受到了黑暗与死亡的恐惧，但“我”仍然试图通过歌声来战胜黑暗与死亡的恐惧以此来保持对他的对抗。可是，随着赵松的死，这一切都轰然倒塌。弑父的情结又一次遭到了破灭。事实上，赵松的死并不是导致弑父情结破灭的根本理由，只不过是把它到来的时间提前罢了。原以为离开家，让自己肉体独立、经济独立，以此就能获得人格的独立，可是这一切都失败了。这个强大的父亲尽管只坐在家里骂人，可是他的形象无处不在。“我”可能忘记了父亲本身就是矿工中的-一员，他到井下的时间比“我”早多了。跟那个装了窗户的家一样，井下黑黑的硐室同样是父亲存在的大本营。所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井下，我始终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一如矿区无所不在的黑暗。
　　可是，如果不打破父亲无法战胜的神话，“我”将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如果想要在人格上真正蜕变成长，父亲的神话必须打破!否则，“我”永远都是一个精神的懦夫。伴随着“我”的出走，弑父的情结终于完成。“我没有办法再下矿井干活了”，“我无法再走进矿井”。或许“我”已经意识到，只有远离父亲生活工作的环境，我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随着浇在衣服上的柴油生气的熊熊火焰，“我”与过去的生活终于完全告别，“我”终于完成了弑父情结的磨砺。告别了父亲居住的家，告别了父亲工作的硐室，“我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漂流者”，一个真正独立的男子汉开始了人生的漫漫长路，朝着被自己的孩子所战胜的那一天走去。①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邹　强： 弗洛伊德幽灵的歌唱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5期
• 邹　强： 审美乌托邦功能研究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