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曾在一篇文章里感叹：“世界为什么那么安静？好像都已死去了，不死的只有我这一颗心。”对于沈从文来说，世界确实死了半个世纪，人们都几乎要把他的作品遗忘了，但伟大的作品又怎能轻易地被遗忘呢？
　　
　　一
　　
　　凌宇称沈从文的湘西社会是一个神性未解的世界，人们生活在原始的自然崇拜中。二十年代后期沈从文就写了《龙朱》《神巫之爱》《凤子》等小说展示和叙述许多湘西的神话传说、爱情故事和祭祀习俗，这些活动确实都带有原始性，自然、艺术和人的生活以及生命本身彼此融合，呈现着一体状态，沈从文说他们“……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①。
　　《边城》中未成年时的翠翠就俨然是个自然生灵，她在风日里长大，皮肤是阳光给予的颜色，行动和动物没有区分，就连她的名字也缘于自然。生命和自然的一体状态构成了“边城风景”，它迥异于现代社会独自开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竞渡龙舟、歌谣这些生活场景都带上了神性意味，日常生活和诗性世界难以区分，碾坊、渡船本都是一种生活器具，不过日常器具往往由于其所居的位置和自然本身的融合，由于历史时空的造化，由于作者和其之间的审美距离，它们便会超脱日常趣味而具有独特魅性。“是真有个神造就这一切，还是这里一群人造就了一个神？”（《沈从文文集·凤子》）或许这一切只是作者所造就。
　　然而，湘西世界并非神性未解，而是行将毁灭，世俗和神性世界之间的界限日渐清晰，神美之境亦渐渐被日常生活所烦恼。美丽的龙朱都厌倦了被赞美的神性生活，他们想拥有常人性爱的欢乐。老船夫、翠翠也都日渐被世俗的力量所威胁，命运悲剧即产生在这种裂变之间。《边城》就是描绘了神性即将消失的美景，它的黄昏景象既让人感到优美却又让人体悟到忧伤。在《边城》中，竹林、星空、碾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茶峒风景无不构成美的奇异世界，朴素而原始的生命力在自然活动中得到张扬，自然风景和龙舟竞渡活动构成湘西世界的流动与沉静的两个方面，是那个世界人内心追求扩张和安宁的表现。但生命的存在不仅由美构成，美也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全部问题，美虽然可以和世俗结合，但更多的时候是与世俗相违背，并且生活又常是美的悲剧根由，是美的忧伤之源。美本来应成为生命的根基，沈从文也想从美的本质来确立边城中人的生命世界，他说：“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②他竭力描写节日的狂欢场景，描写贫苦生活和自然的融合，但依然未能掩饰美的悲剧，整个湘西世界其实是个孤独个体，虽然节日活动涌动着生命的潮汐，但大部分时间这个世界是如死的沉寂，很多人是在这无边的寂寞和贫困中增加了梦的色彩，翠翠的梦想便在孤寂中产生。
　　小说中的翠翠已有很多文章论述过，本文以“老船夫”为解读对象，观察湘西世界，论述《边城》中美的悲剧精神。
　　
　　二
　　
　　沈从文善于写少女，也擅长写老人。《长河》中的老水手、《黔小景》中的老头子、《边城》里的老船夫，这些老人都善良、朴质却又很孤独。《长河》中的老水手走南闯北，最后却孑然一身无依无靠。《黔小景》中的老头一个人开着旅馆靠对旅客讲述儿子来摆脱寂寞。只有《边城》中的老船夫似乎好点，但他的家庭也是残缺不全，“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个残缺也和茶峒其他人家一样，被认为是神的安排，并无怨言。一切都遵循着神、自然和人这样的秩序，神、自然和人和谐统一，构造了一体的生命世界。
　　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代替了天，使他在日头升起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当日头落下时，又不至于思量与日头同时死去的，是那个伴在他身旁的女孩子。
　　老船夫的工作是渡船，渡船也是天意，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因为他相信天，天即神，因此老船夫从不思考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但这句话颇含反讽意味，又似乎在暗示老船夫应该考虑这个职务对自我的意义。他一直恪守职务，替天摆渡，管理了五十年渡船，解决过渡人的困难，把人从此岸摆渡到对岸，这都是为别人在做事。神是公平、明正的象征，按照道理神应该给善良人一个幸福归宿。可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女儿自杀，孙女又正在重演着其母的生命历程，老船夫不得不品饮着生命苦水。沈从文非常熟悉《圣经》和佛教以及其他西方文学经典（苏雪林说沈从文的小说很欧化^③），因此《边城》中的“渡船”不仅具有器具功用，而且应具有普度众生的象征寓意，把人从此岸渡到对岸，即把人送到幸福的地方。但渡船人的悲剧是，他每天都在引渡别人却不能引渡自己。老船夫就是这样，他把渡船职务看作是神的安排，一直在为别人无怨无悔地服务，却从不思考职务对于自己的意义。“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这句话预示着整个小说结局，老船夫不能实现自我引渡，把他和翠翠引渡到幸福之处所。由此，他对神的坚定信仰和实际生活构成了激烈冲突。
　　实际上，老船夫对神的安排并不满意，翠翠母亲死时，他就感到了神的不明正。“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所以当翠翠日渐长大的时候，老船夫就和《老人与海》中的老人一样开始与命运抗争，他想把翠翠引渡到一个好的去处，引渡了翠翠也就是实现了自我引渡。“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中国乡下人，一生中生活下来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业已全部得到了。假若另外高处有一个上帝，这上帝且有一双手支配一切，很明显的事，十分公道的办法，是应当把祖父先收回去，再来让那个年青的在新的生活上得到应分接受那一份的。”上天没有这么安排，老船夫只能和命运争斗。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神，可宿命观却根深蒂固。从翠翠诞生起老船夫就有种宿命的预感，一种深深的忧伤扎植在老船夫的内心世界。中国人非常矛盾，既相信宿命，却又认为人必须自己救自己，这个含蓄民族常常通过孤立的行动来拯救自我，许多简单的事情反常被复杂的行动复杂化，老船夫和翠翠之间、翠翠和二老之间、老船夫和二老之间的问题本只需言语挑明，但没人这样做。金介甫说沈从文小说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不理解，不是这样，《边城》中的人物互相间都非常了解，当别人说翠翠长大的时候，作为祖父的老船夫便开始“有了心事”。他还用巧妙的语言告诉翠翠她该嫁人了，“翠翠，宋家堡子里新嫁娘年纪还只十五岁。”他关注着周围的一切，端午节他不去河边看龙舟竞渡，而去看碾坊，他常常到顺顺家里走走，处处显示出他正积极为翠翠的去处行动着。翠翠爱上二老傩送老船夫也早就知道，有一次翠翠和他讨论哪一年端午节更有意思时，他还特别提到前年的端午节。但他并不想接受这个现实，现实总是让人不安。因为他知道船总喜欢二老，二老将来是要继承船总的事业，虽然在茶峒选择结婚对象很原始自由，但那里世俗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船总不会轻易答应二老娶翠翠。当翠翠坐在最上好的位置上观看龙舟竞渡时，她听到许多议论，这些议论显示出了茶峒社会阶层之间的等级观念非常分明，显示出湘西社会的世俗功利。就连老船夫也如此，他羡慕有碾坊的人，他和熟人讨论碾坊的时候，别人夸翠翠漂亮能干，他很自卑地说：“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而当他面对顺顺和二老想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强烈的自卑意识致使他丧失了许多机会。翠翠也是这样，地位悬殊使她不敢表白和接受，当遇到强大的对手时，她也只能祈求神的帮助。所以刘洪涛说《边城》的牧歌情调是虚无的，在茶峒看龙舟竞渡，只有顺顺这样的人家才能占据最好位置。老船夫不能引渡翠翠，中寨人的诡计击碎了他最后的幻想。老船夫死了，他死于内心的困惑，他的内心交织着对神的企盼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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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因此，从老船夫的视角看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篇自我拯救小说，是篇描写一个人内心痛苦的小说，它描写祖父为了拯救翠翠的命运四处奔波的痛苦过程。在沈从文以前的小说中，人物尚缺乏对自己命运的关心。叙述者往往从旁观者的视角审美地观察人生，很少用悲剧眼光去看待万物。但在《边城》中，人物渐渐有了悲剧色彩，他们开始非常关注自身的命运，小说因此具有了悲剧力量。
　　老船夫相信神会合理安排万物，一切都会有个说法，但实际上神已引退了，这个自我拯救过程只能以悲剧结束，“无论悲剧人物是怎样善良、怎样幸运的一个人，他都被一种既不可理解也无法抗拒的力量，莫名其妙地推向毁灭。另一方面，我们在人对命运的斗争中又体验到蓬勃的生命力，感觉到人的伟大和崇高。”^④老船夫就是悲剧人物，他似乎一直无忧无虑，摆渡的客人对他都很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热情地送他东西，但他最终还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支配，他不能引渡自我，内心痛苦之极在无法摆脱中死去。沈从文写过好几个老人的死，《黔小景》中的旅店老板也是无疾而终，旅店老板陪客人兴奋地聊天整一夜，客人并不能明白他的孤独内心，他第二天死了，作者轻描淡写，似乎并没有在意，但在这轻描淡写中喜剧转化为悲剧。旅店老板的内心痛苦在于失去儿子的孤独，老船夫的内心痛苦在于不能引渡和拯救翠翠，老船夫的死和翠翠的守望正是这篇小说的悲剧力量之所在，虽然小说的结尾描写了白塔的重建，又有个像祖父一样的人陪伴翠翠，但毁灭的世界不可重建，重建的只是幻象，老船夫不能活过来，翠翠也不能回到天真烂漫的童年，明天的人即使回来也失去其意义，真正的神再也不复存在，所有补救都只是加剧了悲剧氛围，让人更加怅惘和伤感。
　　不过《边城》的悲剧是内在的。《边城》发表后，沈从文在《水云集》中曾谈到过它：“这本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的意义。”
　　《边城》给我们的是个优美的人生形式，像宋人山水画，作者没有用激烈的冲突表现，而是用了一种非常优美的画面呈现这个世界，使得这个世界在其表面呈现出一片牧歌景象，似乎和周作人、废名和汪曾祺的作品有相似之处，都有非常美的外表，但汪曾祺等人的作品缺少悲剧意识，他们倾心于制造美的外表，作品流于空灵和虚妄，而《边城》却始终贯穿着一种孤寂情调和悲剧精神，老船夫在雷雨中不甘心地死去，大保在忧伤中猝死，翠翠在渡口无奈地守望，这些都使小说具有了悲剧力量。沈从文常说“美让人忧愁”，他深刻地理解美只能在距离的观照中产生，一旦贴近美自身，美就变成了悲剧。
　　沈从文逃离湘西，进入了现代都市，反过来却看到了湘西美的景色和人性，看到了湘西充满原始的生命场景，但是他却再也不能回到那个世界去，那个世界只在离开的距离中才是美的。沈从文在文章中多次谈到神，他说神的庄严与美丽是需要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神仰赖这种条件方能产生，方能增加人生的美丽。缺少了这些条件，神就灭亡了。”他早期作品《龙朱》《神巫之爱》《凤子》，中期的《边城》《湘行散记》和以后的《长河》《湘西》都是写湘西，都写到优美的风景，但各自间的差异非常大。在《龙朱》等文中，虽然龙朱和神巫都厌倦了神的生活，但整个边城还依然充满原始的野蛮和质朴。而到《边城》神性意识已开始退化。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湘西》和《长河》虽写得也很美，但可以看出边城世界已经世俗化。作者在《长河·题记》记述了他一九三四年回湘西的感受，在切近湘西的观照中作者感到了美和悲哀。“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写于一九三四年的《边城》正保留了这种复杂情绪，它既保留了湘西纯朴优美的一面，又写出了其急剧堕落的一面，两个世界同时出现在“边城”中。
　　韦勒克说得好：“与其说文学作品体现一个作家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作家的‘梦’，或者说，艺术作品可以隐藏着作家真实面目的‘面具’或反自我。还可以说，它是一幅生活的图画，而画中的生活正是作家所要逃避的。”^⑤沈从文把边城写得那么美，好像是人间天堂。实际上他到大都市正是为了逃避那个画中世界，但他用梦的方式再现了那个世界，在梦里寄托着他对生命的幻想、对现代世俗的失望，为别人提供理想的人生形式，恰如沈从文自己所说，一切美好的诗歌当然都是梦的一种形式，但梦由人做，也就正是生命形式。
　　
　　①沈从文著：《湘行散记》，开明书店１９４０年１月版，第６６页。
　　②沈从文著：《从文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７２页。
　　③苏雪林：《沈从文论》，《作家论》，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６年４月版。
　　④朱光潜著：《悲剧心理学》，张隆溪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８页。
　　⑤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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