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人们在强调文章“有常规”的同时，又说“文无定法”。那么，在什么时候会出现行文不按“定法”的情况呢？从《屈原列传》（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作为人物传记，按常规应全篇纪实，即使要对人物的生平事迹进行点评，用语也应力求简约，以保证传记的“实录”性。但《屈原列传》例外，其篇幅虽不长，而文中有三处浓墨重彩地进行评说。开篇介绍屈原写作《离骚》的原因时，作者极力抒发对屈原遭遇不幸的同情，介绍《离骚》的内容时，作者一面尽情称赞其博大深广，文辞精妙，一面高度颂扬屈原人格完美。中间在写了“怀王之终不悟”而“死于秦而归葬”后，作者发了一大段议论，鲜明地展示君王必须要有知人之明才不会亡国破家的道理，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文末写“屈原至于江滨”，反复和渔父辩论，作者多次用象征手法突现屈原宁死也要坚守高风亮节的决心，回应前文“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颂词。这些让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屈原列传》似乎并不像规范的人物传记，倒似借人物来宣扬某种道理和宣泄某种情绪的评论。
　　为什么司马迁写到屈原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以说这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为情造文”的必然。屈原博闻强志，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屡遭昏庸的楚王贬逐以致怀石投江，心中必定充满无奈和怨愤，这同司马迁的境遇何其相似!作为世代尽心效劳主上的史官，司马迁仅因为一次进言不慎，汉武帝就狂怒智昏，使司马迁遭受“最下腐刑”，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只是因为《史记》“草创未就”才“隐忍苟活”。可以想见，司马迁心中早就积满了无奈和怨愤。因此，一到运笔接触到“同声”、“同气”的对象，满腔的激情就遏抑不住，即如古人说的“为情造文，文如泉涌”，于是尽情倾吐。这样，突破文体的常规就在所难免了。
　　何谓“为情造文”？《文心雕龙·情采》篇言：“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造文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一书(赵则诚等主编)认为，这种“创作态度是有了真挚充实的思想感情，心中郁积着怨愤，为了‘以讽其上’才愤而为文，即有感有为而作文”。在这种情况下，“文如泉涌”当是必然的了。而且，司马迁为便于他的“情”表达得更鲜明、更充分，选材也颇具匠心，特地把屈原和贾谊合起来作传。在《史记》的“列传”中，把两人或更多的人合起来作传，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同时代且关系甚密。而屈原生在战国，贾谊长在西汉；两人的作品不少，而司马迁却独选屈原的《怀沙》和贾宜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并引述原文。作为伟大人物的屈原，一生该有多少重大的活动，但司马迁并不是一一实录，而是紧扣屈原的被疏、被黜、被迁来连缀成文。这样精心裁剪材料，难道不都是因为“同声”、“同气”而“为情造文”吗？
　　除此之外，从《报任安书》中，我们还知道司马迁撰写《史记》立志“成一家之言”。因此，他绝不会步前人的后尘，敢于放胆为文，为悉遂心愿而突破常规。因为发乎真情，运笔时自然也会妙手偶得，笔下涌现出许多精妙言语。如表达对屈原同情的“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称赞《离骚》的“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颂扬屈原人格的“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揭示国亡家破之由的“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表现屈原高风亮节的“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等。于是，一篇超常规的独具一格的篇章问世了。
　　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写作学高级教程》一书(周姬昌主编)指出：“刘勰‘为情而造文’的提法，比陆机‘缘情’说对于感情的认识更为准确而深刻。刘勰还认为感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无所不在，在作品的风格、体裁、语言的形式上，也无不起着重要作用。”郭预衡先生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文(见《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5期)中写道：“鲁迅称屈原，还有一句话，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坟·摩罗诗力说》)，我对司马迁套用这句话：放言无惮，为后人所不敢言。只改一个字，作为‘史家之绝唱’的注脚。”有人给著名戏剧家洪深送了这样一副对联：“大胆文章拼命酒，坎坷生涯断肠诗。”才女林黛玉在香菱为请她教诗而拜她为师时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是使得的。”(见《红楼梦》)这当然也是曹雪芹的创作观。所有这些，都说明写文章应服从感情抒发的需要，应为情而造文。
　　[作者通联：广东中山纪念中学]

• 陈其茂： 为情造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