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家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历来为世人所称颂，尤其文中围绕“居安思危”所阐发的“十思”更是警深策远，发人省戒。但“十思”之论毕竟朝代久远，且惟太宗皇帝是谏，故今世人读之，不能不深思而慎取。否则，断章取义、直搬照用必有害于立身行事。下面笔者就“十思”结合现实再思之。
　　先说一思“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可欲”即自己所喜好的东西，金钱、美色、权力、地位、声望诸名利皆为人之所欲；气节、操守、道义、仁爱、智慧诸德行亦皆为人之所欲。但前者若非己应所有，则不可占有分毫片厘，更不可为之坑蒙拐骗、强抢豪夺，以饱一己私欲；而对于后者则多多益善。不可知足而止。
　　再说二思“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说“有作”以“安人”为戒。姑且可以令人接受，但仅至于此尚不尽善。安人为不扰民，不扰民之作是否就可肆意而为?而有些“扰民”之作是否就丝毫不可为?现今国家的许多重大项目工程，需有大量民众迁移，不可谓不扰，但一切所作都为民谋利，为民谋福祉，虽扰而安。再说“有作”思“知止”，如所“作”是为个人谋私以图享乐安逸，就必查杀以惩戒，一土一木而不当兴；如所“作”能为国家兴利，为百姓造福，愈加多不止，则民愈安，国愈泰，业愈兴，又焉能有止而不思进?
　　关于三思“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思谦冲而自牧非仅高危之时，乃人时时当所持。只是高危之人更当常思永持而不失，且要常思进取以固根基，常察忠奸善恶，善辨是非荣辱以弘扬正气。
　　关于“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此言甚善，但难免苟同于“念高危”。
　　关于“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盘游”乃娱乐游逸，则思玩物而常丧志，跬步系关民命，“上有所好，下必趋之”。我辈当谨记《聊斋》中所撰明宣德间宫中所尚促织之戏为害于民间之祸，而严防好逸恶劳之风纵长，谄媚逢迎之风滋生。
　　关于“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慎始而敬终”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而坚持始终。但何以才能有恒心和毅力?恒心和毅力来自于对信念的坚定，对责任的担负，对事业的追求，以及对前途和命运的忧患。故忧懈怠，则恩人生奋进如逆水行舟，一篙松退落千寻。
　　关于“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身居显位之人若自以为是，自闭视听，则危矣，故当虚心以纳下。若非如此，其耳目塞蒙，常因喜逢迎之言、恶耿介之词而为奸邪所欺，抑或惧躬亲，畏劳苦，图自在，贪清净，躲纷扰，避事端，则音信不至，祸福不知。“知政之失者在草野，知屋之漏者在宇下”，故“虑壅蔽”还需不辞苦辛躬亲察纳禀闻之言，不拒繁乱善辨多思逆耳之语。
　　关于“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历代君王无论圣明还是昏庸，谁个不企望和忠良相伴以保皇位?哪个自愿与奸佞为亲而弃失天下?但何以常远贤亲佞，残害贤良，包容谄媚?非其不愿近忠贞远谗邪也，实属误以奸恶为忠正。错把贤良当奸佞：故其越惧“谗邪”，越深“黜恶”，则身旁忠良越少，奸诈越多，其败国亡身也就越快。故“谗邪”不可惧，惧不辨也，“黜恶”亦非不能为，实应慎为也。
　　关于“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和“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施恩加罚本情之所致。因喜与怒而施恩罚必致谬赏或滥刑，故施恩加罚必依功因过而论，必依法据章而行，否则谬滥必然难免。
　　王安石曾在《游褒禅山记》中说：“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其言甚是。

• 刘士章： 再思谏太宗之“十思”　/　语文教学之友 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