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田纳西·威廉斯 《玻璃动物园》 阿曼达 劳拉
摘 要:《玻璃动物园》是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本文通过对剧中母亲阿曼达和女儿劳拉的形象分析,认为将她们归类于“孤独、失意、怯弱而心灵扭曲”的形象有失偏颇:这些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人在生存困境中的本能反应,在现实与幻想的冲突中她们时常沉迷幻想,其实质是对自身生存价值的肯定。
《玻璃动物园》①是美国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成名作。上演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六日美国芝加哥城市剧院的《玻璃动物园》不仅使威廉斯一夜成名,而且该剧独特的抒情诗般的风格也为美国戏剧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阿瑟·米勒盛赞“从《玻璃动物园》中又找到了早已失落的抒情诗行”。然而,作为一出上演于二战尚未结束时期的极具诗意与感伤的回忆剧,《玻璃动物园》显得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丹尼尔·霍夫曼的评论:《玻璃动物园》“是一个开端——也许可以说是战后美国戏剧的开端”。若从历时角度看,这个开端预示着美国戏剧无论在题材还是在风格上都朝着一个更加丰富多元化的时代发展;若从共时角度看,这个开端则是对当时美国戏剧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挑战。
针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戏剧以现实主义手法机械摹写社会生活的状况,田纳西· 威廉斯认为戏剧不应该是对生活机械的、呆板的描述,因为这样的戏剧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模式化了,从而导致肤浅。为此,他在《玻璃动物园》剧本的前言中特意指出,“戏剧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要恢复其活力,则必须创造一种新的造型戏剧,取代那业已枯竭的现实主义传统戏剧……”“目前艺术上那种照相似的逼真再现是无足轻重的;真实、生活,或者说现实,是一种有机体, 只有借助诗意的想象力将其变形, 才能揭示其本质,而不该只是追求一种外在的表现”。
《玻璃动物园》充分体现了田纳西· 威廉斯的这种戏剧创作原则,为此,该剧无论在主题思想还是表现手法都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尽管作品情节极为简单,但由于作者采用一种细腻、委婉并饱含同情的笔触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社会背景下温菲尔德一家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状况, 并以一种诗意般的象征手法为他们“塑造了一个既可辨认、又与世隔绝的”梦幻般的世界, 因此,整部剧作犹如一首一咏三叹之曲,在观众心中缭绕不绝,挥之不去。
凯瑟琳·休斯在他的《当代美国剧作家》中认为田纳西· 威廉斯是位长于刻画那些“受伤害者、逃避者、残废者、与环境格格不入者和寂寞者”形象的剧作家,汪义群教授亦认为威廉斯笔下的南方女性是一群“孤独、失意、怯弱而心灵扭曲的女性形象。她们是美国旧南方遗留下来的‘最后的贵族’……她们是没落了的种植园文化的牺牲品,在新的环境里必然会遭到无情的淘汰。”可以说,大多数评论家都赞同这样的观点,认为威廉斯剧作刻画的是一群被异化的、脆弱孤独的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失意者形象。然而,如果我们将威廉斯所创作的戏剧主题与其创作原则相结合进行考察,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威廉斯之所以强调将“诗意的想象力”引入到戏剧作品中,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变形的方式来更深刻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玻璃动物园》可以说是这一创作思想主导下的极佳范例。
从表面上看,《玻璃动物园》是以回忆的方式讲述的一个令人伤感的普通家庭故事剧。然而,透过这个表面,我们会发现该剧更为关心的则是处于现代社会生存困境中人的价值问题。通过剧中不同人物对自身价值的追寻,深刻揭示了现代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解读《玻璃动物园》中的人物性格,那么将剧中人物认定为是“受伤害者、逃避者、残废者、与环境格格不入者和寂寞者”“孤独、失意、怯弱而心灵扭曲”的形象有失偏颇。这些人物身上完全具备人类的共性特征,他们充分体现了人在生存困境中的本能反应。他们与每一个正常的现代人别无二致。
剧本第一幕说明中,威廉斯在详细描述了温菲尔德一家居住的破旧公寓时写道:“这些高楼总是燃烧着逐步蔓延而又无法扑灭的人类绝望之火。”由此,用隐喻极浓的方式为全剧设下人类生存的困境。对于生存在这些困境中的现代人的缩影温菲尔德一家,威廉斯在第一幕说明中为他们设计了一个可以逃避“绝望之火”的极富象征意味的避火梯。可见,剧作者心目中的人物形象应当是肯定和积极的。他们表面上是在逃避现实,实质上却是为了生的希望而逃避绝望。而对于生的希望主要表现为剧中人物在现实与幻想的冲突下逐渐实现对自身存在的价值认可。
作为一部回忆剧,《玻璃动物园》在主人公汤姆对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进行简要介绍中拉开了序幕。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国内劳资纠纷、局面混乱;国外西班牙处于革命时期。住在圣路易斯市一个小巷的温菲尔德一家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忍受着某种煎熬。母亲阿曼达曾是南方名门闺秀,然而早在十几年前丈夫就已弃她而去,且从此音信杳无。作为一家之长的阿曼达不得不承担起养家重任。儿子汤姆在一家鞋厂仓库干活,可他那天生的诗人气质使他对这种工作极度厌恶,妈妈时常的督促与训导亦让汤姆厌烦万分。对汤姆而言,这样的日子与生活在“棺材”中没什么区别。女儿劳拉纯洁可爱,可天生的跛足使她逐渐养成腼腆内向、极度羞涩的性格。为了生计着想,阿曼达以自己的方式对儿子关心备至,从起居饮食到个人娱乐一概加以过问,希望儿子能按自己的设计最终成为家中顶梁柱。同时,出于对女儿前途考虑,她先让劳拉学习打字速记,希望劳拉以后能以此为生。然而,劳拉在一次测验紧张得几乎晕倒之后便瞒着母亲不再上学,而是到博物馆、动物园等处消磨光阴。尽管阿曼达在得知真相后极为生气,但出于现实考虑,她不得不为女儿的未来感到担忧。她无法忍受既没谋生技能又有生理缺陷的女儿劳拉将来过着像“无巢的鸟儿”到处栖息的生活。因此,她极力劝说汤姆在同事中为劳拉物色一位合适人选,以便将来有个依靠。
汤姆最终在母亲的劝说下为劳拉带来了单位同事吉姆。阿曼达为此欢欣鼓舞,全家隆重迎接贵客来临。结果劳拉吃惊的发现吉姆竟是自己暗恋过的高中同学。这一巧合为极度羞涩的劳拉打开了一个双方可以交流的空间。在单独相处时,吉姆的温存与鼓励让劳拉的自卑感逐渐消退,并与吉姆跳起了华尔兹。被劳拉身上一种独特的纤弱之美所吸引,吉姆情不自禁地吻了劳拉,但随即自责起来,因为他已与别的姑娘定婚。阿曼达得知汤姆带回来的竟然是个即将结婚的青年后极为气愤,然而在责骂了汤姆之后,她又极力抚慰劳拉,因为生活还要继续。之后不久,汤姆因在鞋盒上写诗而失去工作,他最终还是步其父后尘,离家出走,四方漂泊。然而姐姐劳拉的影子总是萦绕在他心头,让他难以释怀。
《玻璃动物园》中共有五个角色,阿曼达、汤姆、劳拉、吉姆,以及以照片形象、隐形人身份出现的父亲。评论界对这些人物形象有各种阐释,但多以病态人物归类。然而如果仔细查看文本,读者会发现阿曼达一家其实是现代社会困境中人类的缩影。
作为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已到中年的妇女,阿曼达内心充满了生活危机感,然而她并不愿在这种危机面前认输。为此,她的思想总是游弋于过去、现在与未来。阿曼达对过去的看法永远定格在鲜花与舞会的充满浪漫情怀的少女时代。这种回忆在带给她愉悦的同时也让她对现实有了更大承受力。在阿曼达看来,尽管现实生活让人极度沮丧,但只要抓住现在,未来就会充满希望。为此,她时常要求儿女们“容光焕发”,要求他们抓紧时间,不断对他们说:“如果不认真地安排时间,未来很快就会变成了现在;现在转眼就会成为过去;而过去的一切会变成永远的悔恨。”尽管她时常沉迷于往昔岁月的回忆中,却从未忘记现实的严酷。她一方面努力靠推销妇女杂志挣点养家费用,另一方面努力履行身为母亲的责任;这种责任感使她身心都处于一种独立状态,而非对男性的依附状态。尽管丈夫早已离家出走,她还是独自含辛茹苦地将孩子养大成人;她之所以希望汤姆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完全是出于对家庭现实情况的考虑,而不是为了从心理上给自己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男性。她所要求的是在这个艰难时刻“大家努力共渡难关”。她斥责汤姆没有“权利把工作搞糟”,从而“损害大家利益”,更多的是想让汤姆深刻意识到家庭责任感,因为家庭责任感应是每一个正常人所必备的社会道德。她请求汤姆尽量为姐姐劳拉介绍男朋友,目的并不是为了防止汤姆步其父亲后尘离家出走后能再有位男性来支撑这个家庭,而是为了女儿能有一个幸福的归宿,尽到作为母亲对性格特别的女儿应尽的责任。处在种种责任之中的阿曼达需要有一个释放的空间,那就是她始终无法忘怀的青春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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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说:“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生活重压下的阿曼达通过对往昔生活的追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来摆脱现代社会中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承受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回忆过去还是期望未来,对于阿曼达来讲都具有积极意义。而从本质上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的肯定。
阿曼达对南方的追忆给她带来的是自豪与伤感,以及对现实世界的忍受力。沉醉往事并没让她忘记现实。尽管对儿子的期望与对女儿的打算最终都没结果:儿子出走,女儿依然独自一人,然而,阿曼达却并没有被击垮,反而在抚慰女儿的动作中表现出一种“悲壮的美”与人的“尊严”。可见,阿曼达并非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沉迷于“旧南方”不能自拔从而无法面对生活的病态幻想者。在现实与幻想中徘徊的阿曼达实质对自身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点正如同她深知劳拉跛足但表面却不愿承认一样。她并非不知道生活的真实模样,但她的刻意回避一方面可以让她获得在生存困境中喘息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可以因为回避丑陋而保留美好使生活充满希望。
与母亲阿曼达性格截然不同的劳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个精致易碎、不溶于现实社会的完全避世者形象。在《玻璃动物园》的最后一幕场景中,汤姆无限伤感地说,“现代社会已经用电照明了! 吹灭你的蜡烛吧,劳拉——再见了……”作为整个剧作尾声,观众很容易伤感而同情地认为劳拉将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立足,蜡烛的熄灭象征着这个脆弱敏感的女孩所有希望的破灭。许多评论家也将劳拉吹灭蜡烛作为剧情结束的细节解读为劳拉被吉姆刚刚点燃的一丝理想又破灭了,认为她将生活在“永恒黑暗”之中。然而,细读文本之后,这一观点亦值得商榷。
劳拉对现实的逃避与母亲截然不同。从表面上看,劳拉不像母亲那样“精力旺盛”和“英勇”。极度害羞的她总是缩在由留声机、父亲照片和自己收藏的玻璃小动物所组成的世界里。她不像母亲那样对未来抱着很多希望,而喜欢在宁静、精致的玻璃动物园中寻找自己存在的影子。
事实上,劳拉并非像其表面上所展现的那样肤浅与落寞无助。她也并非对现实不闻不问。她对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她是一个对现实有着明显自觉意识的人物。
《玻璃动物园》是一部具有很强自传色彩的剧本,而对于劳拉这个人物形象作者倾注了极大的感情。《玻璃动物园》最初源于威廉斯写的一篇名为《来访的绅士》的短篇小说,而作者最终易名为《玻璃动物园》说明其侧重意图有所改变。毫无疑问,这里“来访的绅士”指的是吉姆。吉姆的到来是戏的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温菲尔德一家,尤其是母亲阿曼达,都对吉姆抱着极大的期盼眼光,希望吉姆的来临能使他们的命运有所改变。然而,他们“戈多式”的等待根本不能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可以说,取名《来访的绅士》将会使剧本性质更多向“戏剧性”靠拢,而少了威廉斯所力图表达的抒情性极强的“诗意”与象征意向。易名为《玻璃动物园》表明作者对以其姐姐萝丝为原型创作的劳拉的极度重视。玻璃动物园中的小动物透明而精致,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神奇的光彩。玻璃动物园中的独脚兽是劳拉的象征。在剧本的灯光运用方面,威廉斯在导演笔记中特别提到,照在劳拉身上的光线应使她与众不同,“有一种特殊的纯净的透明性,就像用在早期圣女和圣母的宗教画像上的那种光”。此外,威廉斯还强调,任何时候劳拉都应位于灯光的中心位置。例如,在汤姆与母亲吵架时,即使劳拉一言不发,但一束纯白柔和的主灯光还是对准劳拉,突出她的表情。由此可见,威廉斯如此费尽心思创作的“劳拉”决不会简单等同于一个面对现实生活无能为力的“避世受伤者”形象。
在现实与幻想的冲突中,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困境中,劳拉在寻找自己呼吸空间的同时,对现实拥有正确的理解向度。她不像母亲,以回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相反,她直面现实。尽管她非常腼腆,但还是勇敢地向母亲承认汤姆曾是她暗恋过的同学;勇敢地接受她是跛足的事实以及可能会是一位老姑娘的命运。她之所以逃离到由玻璃和唱片组成的世界中是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孤独,而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也是孤独的。她是孤独的,如同她在动物园里参观的企鹅一样,因为她是一只飞不起来的鸟儿。与母亲相比,她对幻想的沉迷更具现实意义。
《玻璃动物园》中各个人物在现实与幻想的冲突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无论是阿曼达对已逝去的南方的迷恋,对未来希望的渴望,劳拉对玻璃动物园的沉醉,汤姆对远方自由、未来诗人的向往,还是吉姆对社会地位世俗成功的追逐,他们对于梦想的迷恋远非一些评论家所说的现代社会病态者失意者形象的简单归类。沉浸于梦想是人的本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中,人对梦想的选择是有意而为之,在这种选择中:人的自身价值既有所抑制,亦有所展示。然而,本质上却是肯定的。这一点不禁让人想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专著《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中讨论文学文本审美之维时有关海明威的论述。詹姆逊认为海明威对于文体的迷恋说明这样一个悖论:他没有能力应付现代美国生活的复杂性,因此才退入异国他乡的社会中。海明威作品的“内在形式”既是“对具体现实的掩饰,又是对这一现实的揭示”。为此,詹姆逊暗示一个作家撤退到文体中来从来不是“天真的”:在这种审美姿态中,真实世界一方面被压抑了,另一方面也被揭示了。
田纳西·威廉斯对《玻璃动物园》中人物形象的选择应当也不是天真的。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李 燕,博士研究生,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① 本文所引《玻璃动物园》原文均出自刘海平、朱雪峰主编的《英美戏剧:作品与评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
参考书目:
[1] 丹尼尔·霍夫曼:《当代美国文学》(下)。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
[2] 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3] 凯瑟琳·休斯:《当代美国剧作家》,谢榕津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
[4] 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原理——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 刘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年。
[6] Nancy, M. Tischler. Te e ee Williams: Rebellious Puritan. The Citadel Pre .1961.
[7] Roudane, Matthew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e e ee William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8] 汪义群:《当代美国戏剧》。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