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曹操 西门豹 一九五九
　　摘 要：一九五九年对于师陀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他先后创作了以历史人物为表现对象的“曹操的故事”和《西门豹的遭遇》。曾经有着自己独特创作追求的师陀，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在和新政权痛苦磨合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从挣扎到依从的艰难蜕变。在“曹操的故事”系列里，我们读到了师陀明显的两套话语系统，感受到了作者对主流话语既疏离又迎合的尴尬与无奈；而在《西门豹的遭遇》里，师陀终于用他的不懈追求实现了他的自信言说，在“历史”这一特殊领域达成了与主流话语的和谐共处。
　　
　　一九五九年是师陀文学创作生涯中较为独特的一年：他以较多的精力进行了历史小说的写作。从三月到六月，他先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以曹操为主人公的“曹操的故事”系列：《曹操》《出奔》《青州黄巾的悲剧》；七月，他又完成了短篇小说《西门豹的遭遇》，发表于《上海文学》第十期。从现实到历史，由对中原文化的情有独钟到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摹叙述，师陀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其间隐含了多少不足与外人道的无奈与挣扎?在“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当主流意识逐渐演化为话语霸权，并最终成为文学界自觉奉行的行为准则的时候，师陀的这一转向，是阳光下怒放的花朵，还是“历史”透射的无法遮挡的阴影?师陀的一九五九，一个丰富而又沉重的话题。
　　一九五九年前后，一股秉承权威者意图、体现主流意识的“翻案风”在中国大陆骤然兴起。“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以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在学术界渐成共识，成为学术界迎合主流意识的主动选择。曹操，这一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在当代人的重新解读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谈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时称：“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以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紧接着，二月十九日，史学家翦伯赞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中进一步指出：舞台上曹操脸上的白粉，“是过去的戏剧家在曹操脸上打下的封建正统主义的烙印”，因为“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为了保卫自己的皇冠，就必须动员文学艺术从自己的时代消灭曹操”。三月二十三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替曹操翻案》，称曹操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在同代中贡献“最大”，进而宣称：“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而且，作为对这场“翻案风”的积极响应，一九五九年二月，郭沫若创作出了“主要目的就是替曹操翻案”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作品中的曹操一反传统文学中的奸雄形象，以雄才大略、心忧天下、求贤若渴的面目出现。作品明显的借古颂今倾向，体现了郭沫若对主流话语的积极迎合。
　　《文汇报》三月份开始发表的师陀的“曹操的故事”无疑也是对这场“翻案风”的主动呼应。据师陀回忆，他之所以写“曹操的故事”，是因为当时在《文汇报》编副刊的朋友唐振常的约请，“一定要我写为曹操翻案的文章”，而且，“第一篇因为编辑急于发表，不等写完，不等我想出题目，就迫不及待地拿去，加上《曹操的故事》刊登出来”。
　　在三个并不连贯的“曹操的故事”中，师陀似乎难以压抑自己再现当年“果园城”的冲动：“这是古老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也是一篇朴素的诗。”这句用来评价《果园城记》的语句也许可以同样用来评价“曹操的故事”。那行云流水般的质朴与从容，那只有师陀才能勾勒的“小城风光”，让人有一种久违的亲切与感动。《党锢》《出奔》《青州黄巾的悲剧》里，俨然活跃着一个汉末的“果园城”。在这座小城里，人们为衣食而奔波，为名利而追逐。专横残暴的宦官、耀武扬威的亭长、贪婪狠毒的兖州大户……高踞于小城金字塔的上层；不得已出差押人的百姓，被逼而抗争的黄巾……则处于这座小城的最底层。在这个混乱的、充满了血腥与罪恶的年代，丑陋、病态、扭曲是它们呈现给读者的特有风景：执政者可以因一句话肆意捕人，一个小小的亭长居然为了几两银子就可以把人绑去活埋，豪门大户则可以任意使人为奴为婢……师陀以他惯有的抒情笔调，不露声色地描绘着乱世中的人情世相——当权者的胡作非为、妄自尊大，弱小者的贫困麻木及绝望抗争。内敛的师陀，将他的同情与悲悯化作客观朴实、节奏明快的叙述语言，寄托他深沉的乡土情怀。在师陀的叙述语言中，我们很难发现作者感情的恣肆汪洋，他似乎永远是冷静的、不动声色的。在这座“汉末小城”里，有着“果园城”一样的脉脉流水……
　　注重对人性弱点的讽刺与批判是师陀一贯的艺术追求，尤其是那些生活于底层的普通民众的精神弱点。《青州黄巾的悲剧》里，在黄巾实力强大，而他们的对手曹操的军队“论数量可能有黄巾军的二分之一，讲打仗向来扰民有余”的时候，只因为感念曹操过去的恩德，黄巾军竟写了招降书，派人招降曹操——对对手的疏于防范加上自身的妄自尊大，黄巾军最终贻误战机。在平静的叙述中，作者揭示了植根于农民灵魂深处的清官情结，剖析了底层百姓畏官又敬官的奴性心理。作品中还有一段精彩描述：当黄巾军无奈撤退时发现身后有曹军紧追不舍：“本来他们是准备随时驻屯地颈的，这一天看见后面冲起的尘土，试想全军那种愤怒吧!……撤退的屈辱使人忘记了利害……”昔日自己曾经感念的、并试图招降(那是多么令人骄傲的居高临下的姿态!)的清官曹操竟然在派兵追击自己!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仅仅是感觉而已)使全军陷入了盲目的复仇狂热，理智消失了，意气取而代之。黄巾军阿Q式的盲目自尊让人看到了农民灵魂深处潜在的狭隘与理性的缺乏。
　　“任何人在现实的斗争里，他虽有同旁人共同的远大憧憬，但也还蕴藏着只属于个人的那种愿望，这愿望往往也许同现实相冲突，同群团相矛盾。”在那个重群体而泯个性的年代里，一九五九年的师陀，在他描绘的汉末小城里，终究不能像在当年的“果园城”那样自由徜徉。他的那些“只属于个人的那种愿望”显然疏离于权威话语的要求，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于是，在师陀刻意营造的汉末小城里，我们感到了他明显的不安，以及在这种不安之中渴望融入“同旁人共同的远大憧憬”的努力：他积极地加入了集体的“合唱”，替曹操“恢复荣誉”。在这座汉末小城里，师陀迎合主流意图的努力是明显的，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就可以发现作者的良苦用心：《出奔》中曹操“旅舍遭厄”一节，不再是曹操因疑心而尽杀盛情款待他的村民，并发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经典名言，而是满怀报国心的主人公，遭到实为亭长的旅舍主人的暗算，以突出曹操的临危不乱。《青州黄巾的悲剧》的主题则直接是对郭沫若《替曹操翻案》一文中“曹操打了黄巾军却实现了黄巾军的目的”以及“曹操承继了黄巾运动，并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的观点的演绎。
　　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师陀的这座汉末小城里，存在着明显矛盾的两套话语体系——“有一颗自觉的心灵，一个不愿与人为伍的艺术的性格”的师陀对小城的诗性诉说和自觉迎合主流话语的师陀体现权威观念的规范叙事。于是，《党锢》里，“夜斥张让”之后，有了一个仓促的结尾：“历史上没有记载他这次行动的结果。但是他后来不断运用这种哲学：促成敌人的矛盾，利用敌人的矛盾，然后单刀直入，作最大胆的一击。”为突出曹操政治才能的刻意为之使得这段文字显得牵强突兀。在《青州黄巾的悲剧》的临近结尾处同样有一段似乎旨在提醒读者注意的议论性文字：“不管天下后世怎么批评他，曹操终其一生对青州黄巾却是极宽厚。”而在这段文字之前，则是代表黄巾投降的李大眼的心理活动：“只要不教我们交出武器，我们是不怕你的。”两段文字之间的叙述裂痕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创作者的师陀，似乎也在这两种角色间游移不定，而且分明感到了这种被拼命撕扯的痛苦：在他沉入自己的文学世界、醉心经营他的“希腊小庙”的时候，他是从容的、诗情的：愚弱的百姓、悲壮的黄巾、洛阳城昔日的繁华与如今的凋零……一一进入他敏感的视野。然而，当他回归现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现实职责的时候，紧张感却随之而至。权威话语下的曹操形象，显然超出了师陀的驾驭范围，让他感到了演说的困难和无力。一九五九年的师陀，在他的历史小说创作起步的时候，陷入了充满悖论的两难选择：对于前者，他不甘亦不忍放弃；对于后者，他不能也不愿背离。尴尬的师陀，在这种艰难选择中最终无所选择。“曹操的故事”，也便凝固成师陀创作生涯中一个蕴含着多重信息的矛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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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师陀对历史题材的选择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对“翻案风”的简单呼应，其背后亦隐含着师陀无奈地对自己当时创作困境的突围与逃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当主流话语成为遮蔽一切绝对权威的时候，从“果园城”走出的师陀，即开始了对时代大潮的主动皈依：“解放后，响应组织上的号召，师陀长期深入到山东、河南农村体验生活，试图写出一些反映新的农村生活的作品。”“师陀在农村一住就是几年，连过春节都不回上海。冬天，房间里结了冰，他还自己烧饭，在煤油灯下忙着给农业社写工作总结报告。他体验生活的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师陀是认真的、虔诚的。但他的这种努力显然没有取得他预期中的效果，他感到了自己的力不从心，“在新的主题、新的题材的要求下束手无策”：一些作品，“写了许多开头，怎么也完不成篇”；而一些终于完工的作品，连自己都不满意：“表现的范围太窄，见解甚卑……”师陀的境遇在当时显然并不孤立，他的失败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忽略作家创作个性而奉命作文的时代氛围里，作家失语的尴尬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翻案风”为师陀及其同时代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新的选择：在远离现实的历史领域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
　　但师陀的选择显然无法令自己满意，“曹操的故事”中那种撕裂的痛苦让作者刻骨铭心。直至二十年后，师陀在谈及此事时还这样说：“我写得够苦的，再不想这样写下去了。”一九七八年发表的《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一文中也涉及同样的话题：“既然非写不可，那就写吧。写了几篇很不像样的东西，连自己也感到厌恶，心里着实苦得很。”一九八?年《<恶梦集>序言》又有这样的文字：“几篇历史小说我过去在别的地方讲过，讲起来既痛苦，讲过的再讲又感到乏味。”“够苦的”“苦得很”“痛苦”这些在作家们的创作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常会让我们联想到他们对创作的投入，然而，在师陀的这些叙述文字中，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师陀对这段岁月的不堪回首。而且，翻阅那些泛着墨香的文字，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对“曹操的故事”这一标志其历史小说起步的作品，作者的评述文字相当简略并多否定之语，而且没有一篇是单独的文字。很明显，作者对这三篇“曹操的故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满，其地位甚至还不如他同样不满意的五十年代创作的那些简单化的现实题材作品。个中缘由，除了表面的对曹操“并无研究”而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作者对自己未能紧跟时代的由衷不满吧!
　　与“曹操的故事”的“痛苦”写作相比，《西门豹的遭遇》似乎是师陀发自内心的欣然之作：“一部《二十四史》可写的很多，何不写点自己有兴趣的?”“于是，我想到了写西门豹。”他大量翻阅史料，搜集素材，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即“曹操的故事”结束一个月后，完成了短篇小说《西门豹的遭遇》。
　　在谈到《西门豹的遭遇》的创作由来的时候，师陀说自己是向郭沫若的《蔡文姬》学习：“既然郭老可以写《蔡文姬》，我为什么不学学他，写普通的历史题材?”“毛主席说过一个人能力有大小的话，作为后辈，向他学习总是可以的吧。”但师陀的西门豹显然不同于他的“汉末小城”中的主人公。作者写他临上邺城前面对老婆借打孩子发泄不满，一个普通家庭的无奈丈夫的形象跃然纸上；他和阿牛商量公事：“西门豹爬在几案上直眨眼睛。”哪里有一点长官的威仪呢?
　　不难发现师陀编织喜剧的才能，他的语言的诙谐与幽默以及人物塑造的漫画式笔法让人忍俊不禁。杨刚在《<里门拾记>》里曾这样分析芦焚(师陀)的幽默：“他的骂放在幽默里，可是他并不特意于令幽默隐掩他的骂，反之，他宁可让幽默为骂的副使，作骂后助势的工作。”“但他到底有些自爱，舍不得骂得太凶。”当年的师陀以其毕露的锋芒驱策他的幽默，来表达他对丑恶现实的讽刺与诅咒；而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咄咄逼人已渐为岁月的风尘所消磨，从《里门拾记》到《果园城记》，从“曹操的故事”到《西门豹的遭遇》，师陀的幽默，在时光的磨砺中也渐去当年的粗糙与生涩，走向中年的圆润与从容。“他用力给自己增加词汇。他不忌讳方言土语的引用，他要这一切征象他所需要的声音、颜色和形状。”在师陀的喜剧世界里，其感情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西门豹的满口官话，显示了作者压制不住的对讽刺对象的辛辣的嘲讽；而满口乡音的西门豹，则让人亲切并油然产生喜爱之情。与“果园城”时期的抒情的讽刺不同，《西门豹的遭遇》是调侃的、夸张的，带有乡野的狡黠与“油滑”。
　　那个“汉末小城”里矛盾的、痛苦的师陀不见了，自建国后一直为自己“劳而无果”的创作烦恼的师陀消失了。在《西门豹的遭遇》里，师陀似乎找到了他表现生活的最佳方式。于是，在作品的结尾处——《尾声》里，我们看到了作者这样一段文字：
　　
　　听的人里头假使有游手好闲的捣蛋鬼，因为早就听熟了，少不得要捉弄他，故意问：
　　“阿牛，你讲讲看，西门老爷怎么打你的?”
　　“我是为百姓。”他红着脸回答，感到受了侮辱，说着调转身子走了。但是走几步又停下去，举起右手，用拇指掐住小指，轻蔑地说：“你是这个!像你这种人，教西门老爷打，他还不屑于打呢!”
　　
　　英雄身后的没落及世人的健忘与无聊，总会让人产生无限的感慨。阿牛的自尊让人再次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现实、历史，历史、现实，原本就是难以区分的岁月的瞬间。以喜剧始、以悲剧终的《西门豹的遭遇》让我们欣喜，也让人深思，在师陀的一九五九。
　　然而，我们却无法忽略这些文字给我们带来的冲击：“西门豹治邺是一场奴隶主复辟与新兴地主反复辟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所以西门豹一到邺，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复辟势力。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民又是剥削者。……我不取《淮南子》关于西门豹练兵的材料，它固然可以作为西门豹反复辟斗争的收场，却不足以反映当时阶级斗争的复杂形势，以及我对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都是不彻底的这个基本认识。”
　　如同阳光下的一片阴影，我们不得不承认，经历了近十年和新政权的痛苦磨合之后，师陀“成功”了：他将自己的话语完全纳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划定的既定轨道，在对权威话语的惯性述说中体味平静的喜悦与幸福。对此我们该感到庆幸，还是惋惜?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是苍白的。师陀的选择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当新中国强大的政治机器快速运转的时候，“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传统就注定了它的不合时宜；当那些曾试图“夺取一份公民权，为我们的文学斗争争取一条路子”的绝望抗争最终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羔羊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就被牢牢地固定在时代的巨轮之上。“生存，还是毁灭?”如同哈姆雷特的这句经典名言所描述的那样，是认同主流话语，成为权威话语的驯服工具；还是背离时代主潮，从此失去言说的权利与资格，不再对社会发言?师陀最终选择了前者，并在选择中迎来了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师陀认为：“写历史题材须以历史材料作依据，然后有所发挥，古为今用。”他希望他的历史小说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用古人的爱国精神、对科学的钻研精神、调查研究精神、一切进步精神，以至于讽刺古人的愚昧、虚妄、吹牛、拍马、贪污、行贿教育现代人”，“揭露古代社会的黑暗，王朝末代的混乱，使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对比一下，促进他们进步。”他反对“解放后用‘以古讽今’‘以古喻今’笔法写历史题材”，因为“‘以古喻今’，容易歪曲历史和历史人物；‘以古讽今’，那就非但会歪曲历史和历史人物，而且会更进一步反对或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了”。
　　虔诚的师陀，终于在他的历史题材领域，更准确地说是在《西门豹的遭遇》的写作中实现了其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他精心编制的喜剧世界里实践了对主流话语的主动认同。
　　
　　从“曹操的故事”到《西门豹的遭遇》，从“汉末小城”的矛盾勾勒到“西门豹”的自信言说，一九五九年的师陀，经历了对主流话语的无意游离到最终的主动皈依。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师陀虽然只是一个单独的个案，但他的姿态却显然不是个别的存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赵志敏，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河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注：文中所引作品原文均出自《师陀全集》第一卷(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考文献：
　　[1]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页。
　　[2] 师陀：《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师陀全集》第五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页。
　　[3] 师陀：《从我的旧笔记而想起的及其他》，《师陀研究资料》，刘增杰编，1984年版(下同)，第124页，第135页，第124页，第124页，第124页，第126页，第124-第125页，第126页。
　　[4] 唐迪文：《果园城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5] 金丁：《论芦焚的<谷>》，《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6] 刘西渭：《读<里门拾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第206页。
　　[7] 刘增杰：《心灵之约——友人书简中的师陀》，《师陀全集》第五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页，第586页。
　　[8] 师陀：《<石匠>后记》，《师陀研究资料》，第120页。
　　[9] 师陀：《<恶梦集>序言》，《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页。
　　[10] 杨刚： 《里门拾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
　　[11] 刘增杰：《论师陀书信日记的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 期，第149页。
　　[12] 师陀：《<西门豹>后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 赵志敏： 从曹操到西门豹：师陀的一九五九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