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阿Q 冤案 军阀 司法系统
　　摘 要：本文认为阿Q冤案是人为制造的：军队抢劫人民，然后授意司法系统寻找到替死鬼阿Q。阿Q冤案的根源在：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都是军阀的傀儡，军阀犯罪后可以轻易开脱，无辜的人民却陷入冤狱。
　　
　　一、 阿Q：缺乏诉讼能力、任人宰割的愚民
　　
　　阿Q不懂民国的法律，不知时世变换。他亲见满清杀革命党，深信“造反是杀头的罪名”、该当“满门抄斩”，殊不知现今“造反”者却已经是缔造新政权的先驱，处决死刑也改以枪毙，更不存在什么“满门抄斩”。清末诉讼法即已规定：原告或被告准其站立陈述，身为民国自由公民，在法庭上阿Q却自然而然“跪了下去”。他的思想、知识状态与现实严重脱节，犹如千百年前的某个古人，被造化播弄到民国来受审。新生的民国又如何呢?新的民国主政者会慨然鄙夷民主制度下“公民”阿Q的“奴隶性”，实际上他们自己却作为“无数强盗之专制”，利用了愚民阿Q的不懂法规、不谙诉讼(详见下文)。古人云“不教而杀谓之虐”，簇新的民国却是“知其不教而杀之”，“利其不教而杀之”。
　　阿Q们没有公民权利观念，他们不会援法对国家权力予以置疑、抗争，只是惶恐地承受专政者的处治：“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屁股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①民国政府也一直不尊重国民人权，从一九一一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再到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国家宪法均缺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各项个人权利，皆由宪法所赋予之权利，在法律上可依制宪者之意志而变更，是宪法上之人权，得受国会任意之剥夺或限制……所谓人权者直等于乌有。”②
　　阿Q没有诉讼能力，在审讯中只会“糊里糊涂想了一通”，另一方面，酷吏猾役则蓄意诱供：“你从实招来吧，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民国援用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早已规定：“讯问被告人禁用威吓及诈罔之言。”著名的“米兰达忠告”规定：被讯问人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必须懂得“你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法院中用来反对你”；如果被告找不到律师，有权保持沉默，直到有机会向一位律师咨询，以确保被讯问人依法保护自己。这正好比照出阿Q此案审讯者的非法诱供：处心积虑诱骗阿Q胡乱开口以便罗织。中国官箴书则与米兰达忠告居心正好相反，它教导官员在公堂上应该尽量让原被告多讲话。就“招了可以放你”来说，现代法律也规定：如果被告受到检察官宽大承诺的引诱表示服罪，检察官不应当违背诺言。
　　诱供逼供过程中，审讯者利用阿Q思维的昏乱与语言能力的低下，将阿Q诱陷成自己认罪。“我本来要……来投……”阿Q想要辩解的是：自己“本来要投”革命党而假洋鬼子不准，没有参与造反，所以无罪；还想举报假洋鬼子。审讯者便接过话头罗织为想来投案自首(有人理解为审讯者误会，本文不同意此论，详见下文)。著名师爷王又槐即曾强调，即刻认罪者的口供大抵不可靠：“盗之真者，到案未必肯直招，若到案即认，其中恐有别情，不可遽信。”③当审讯者讯问“同党在那里”时，阿Q没有听懂，可是也没有及时辩诬；审讯者此问，并非一直以来所理解的他们误以为阿Q是疑犯，而是他们诱供陷害的技巧，类似于尽人皆知的陷人以过的问话：“你还没有停止殴打你的父亲吗?”审讯者不给阿Q清醒过来的时间和机会，以否认关于“同党”的推定，马上顺着话头问“打劫”的“同党”。阿Q果然说“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他不洗刷自己系“打劫”者“同党”的推定，浑然不觉自认了。这里尤其可见阿Q缺少诉讼能力与经验，被刑吏玩于纸笔填于沟壑。猾吏再次玩弄语言的双关，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么”，阿Q与官吏自然“没有话”可聊，却不会知道这是当初制度设计者所规定的：最终判决前被告可以翻供，有权要求再审，“没有话”则意味着接受判决。
　　阿Q受审，等于被诱入死所，审讯的目的似乎在一意置他于死地。刑吏两次诡问阿Q“还有什么话么”，又教他画押，每次都不清楚告知犯人被判处的是团伙抢劫罪(阿Q至死都以为自己“想造反”才有罪)，将被就地正法；阿Q早已因恐惧丧失了理智，根本不知道这三次都是表示犯人接受死刑立决，看起来就像是对自己即刻将被处死“无冤无悔”。而现代法律规定：法院必须告知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认罪必须是在被告人理解这种答辩的意义的情形下作出的。一直到行刑前游街，阿Q联想到亲见过的革命党被杀头的情景，这才猛然觉到“这岂不是去杀头吗”，因而魂飞魄散。可见，没有诉讼能力的阿Q是被刑吏诱骗至死刑场的。最终回顾整个审讯过程，阿Q们糊涂了，似乎自己确实是无罪的，可是确实又是有罪的，那些双关的语言、诉讼程序是那样模糊，同时又那样确凿。民国援用的《大清新刑律暂行章程》规定：犯强盗罪并侵入第宅、结伙三人以上者“处死刑”；此类案情严重者立决。执行死刑立决虽须批复，但“委员会审者，不过公禀销差，道府复讯者，不过空详塞责”④。这样，阿Q被处死刑一案，字面上、表面程序上并无太大破绽。到一九一四年，更有《惩治盗匪施行法》规定对拿获的盗匪各犯，也由军警长官立即审判执行；一九一四年又规定县知事享有逮捕、审讯和执行判决的权力。此时，阿Q们的活路便几乎没有了。
　　制造冤狱的“智囊”是师爷、书吏、讼师之流，师爷、书吏之辈不但舞文，亦擅玩法。清朝法律规定“强盗得财皆斩”，然而同时强调“赃记明确”。民初各地多有这样的告示：“倘有无知匪类，藉端滋扰街邻；一经本军查获，就地格杀勿论。”但为免冤滥，一九一二年三月大总统令、司法部咨文指出：“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⑤；清末民初的《刑事诉讼条例》规定被告虽经自白，仍应调查必要之证据。刑名师爷们也都强调：贼凭赃定，赃真则盗确。阿Q以“团伙抢劫罪”致死，然而无赃记、证据，更无一个同伙。实际上，即使口供、赃记、同伙一应俱全，也可能是冤狱，更何况三者均缺。如明代的“假盗真赃”一案，赃物、口供、同伙俱全，然而终究是冤案⑥；鲁迅的同乡，著名师爷汪辉祖听审的盛大一案，“凡起意纠伙，上盗伤主，劫赃表分，各条无不毕具”⑦，然而终究是假案。
　　阿Q的供词更像书吏、师爷的杰作：“书吏们常常在文书案牍中做手脚……他们可能会在原始文档中抽出一张，通过粘贴修补加进已经篡变的内容。”⑧可以设想，“我本来要……来投……”以及当讯问同党，阿Q表示没听懂时的供词“什么?……”均似被剪除掉一些内容了。所以汪辉祖质疑任何仅仅以口供为依据的判决的可靠性：“录供之吏，难保一无上下其手之弊。据供定罪，尚恐未真。”⑨
　　这一案，阿Q唯一出于自由意志的话似乎只是“我想造反”。然而，由于诉讼能力的近乎全无与语言能力的贫弱，这阿Q唯一出于自由意志的话终究还是违背了他的意志。而且，他终无能力和命运知悉，语言、文字、思维是他无能把握的；他终无能力和命运知悉，出于自己嘴中的话会送掉自己的命。造反是十恶不赦之罪，要被“杀头”，民众是恐惧至极的，他为何爽利地承认呢?其实，他爽利地承认的并不是口中的“我想造反”，这又是一句半截子话。他心里想要说的是“我想造反，但假洋鬼子不准，没造成反，所以我没罪”——所以感到爽利；“不仅没罪，我还要告假洋鬼子造反，满门抄斩”——呼呼，瞻望前程，仇人喋血，何等快意!这是一种低级幼稚的诉讼心理：在狱讼巨压下理性丧失，轻信幻觉以求得焦虑的稀释。
　　阿Q们不会知道，司法者在审讯一开始时的有罪推定就是违法的。清末民初的刑事诉讼法已引入“无罪推定原则”。现代诉讼法规定被告在未判决前是无罪的；不独禁止有罪推定，也不允许合理怀疑：控方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然而，阿Q在被捕和受审的过程中，没被呈示任何证据与证人，本应“疑罪从无”，但自始至终被咬定犯有团伙抢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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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阿Q诉讼悲剧的途径之一，在于给他找一个辩护律师。晚清沈家本提出：“盖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悚之下，言词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复问各事宜。……贫民或由救助会派律师代伸权利，不取报酬。”⑩一九一二年一月《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章程》规定刑事重罪犯无力延请律师，必须由律师总会指定律师代为辩护，以免冤滥。现代法律更规定：审理死刑案件时，如果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未及时传唤辩护人的司法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应。然而阿Q一案，司法者不仅违法不予指派辩护律师，而且玩法给阿Q似乎召集了一群诱供、诱死的审讯者。
　　国家权力、司法系统的草菅人命，与民间社会的漠视生命是互为因果的。阿Q作为死刑犯，该是罪大恶极、对社会带来极大破坏性的人，然而这样一个重犯，连姓名都无法知道。到司法当局去查询时，连案卷都没有，尽管满清法律即已规定，案件必须有记录：“如果某个案件从记录中删去，州县官将被夺常俸一年……如果他故意在记录中省去任何项目或作虚假呈报，他将被撤职。”[11]群众的态度呢，“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原来在中国，众皆曰杀之罪人是可以连名字都可以不知道，案卷都不必有，数目都没有记载一个的。
　　
　　二、冤狱根源：真凶、帮凶成了审判者
　　
　　阿Q的冤狱使人产生一个疑问：审讯者那样诱供、诱杀，到底是什么目的?
　　研究者对此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审讯者误认阿Q为抢劫犯，一意要讯问出同党来；有人认为官吏想要审问出强盗同伙的去向，阿Q与他们无法构成对话，产生了误会。鲁迅自己似乎也曾这样理解，他给日译本里的“我正要……来投(申请加入)……”作注释时说：“因此长官误解为是来投案的。”[12]本文认为小说家在这里仍只是就字面作解释；他会“保护”、尊重自己的作品，不会引导读者的理解。许多人认为“阿Q的冤案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本文同意这种意见；但不同意他们对冤狱根源的分析：或者认为出于新政权巩固权力的需要，或者认为把总要挣回他的面子。若真有“面子”感，则应努力破案，如此急于铸定冤狱，毁去“破案线索”，似别有原因。
　　本文则认为抢劫系与把总关系密切的军队所为，阿Q必须充当抢劫犯的替罪羊，因为事实上审判者是真凶或帮凶。就这方面看来，《阿Q正传》与托尔斯泰《复活》中相关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一，专政网络本知道阿Q无能、无关系参与抢劫；也正因为如此，阿Q成了替罪羊的合适人选。阿Q赌赢却遭劫，是地道的孤独的受损害者。摆赌摊的与冒充官方查赌、打劫者，都是专政者方面的人，与衙役有联络。捉办“强盗”阿Q的“团丁”，是有时要“鱼肉乡民”的“无业游民”[13]；“地保”代行巡警职务，他参与了赵太爷对阿Q的勒索。所以专政网络本就熟悉阿Q作为“瘟孙”和准良民的底细，熟悉阿Q无能、无“组织关系”参与大规模抢劫。凭审讯者、师爷们的经验，在审讯中一交手，就更清楚这是送上砧板的鱼，可以圆满制出替罪羊来。
　　第二，司法者为什么急于将阿Q“毁尸灭迹”?阿Q从被抓至被杀不到三天，请注意小说对时间的特别强调：“阿Q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到进城，已经是正午”，“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他第二次抓出栅栏门，是第二天的上午”，“然而这一夜”，“阿Q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随即被杀掉。这不单是指审讯、处决的草率，更主要的是暗示理案者灭口之心的迫切。只有毁尸并毁灭档案，才能灭“口”。灭口不单是怕这桩冤狱被暴露，从而不能实现“‘新政权’巩固权力的需要”，而是为了包庇真正的抢劫者以便伙吞赃物，继续安然作恶。与把总有关系的军队是真凶，关键证据之一正在立刻处决阿Q。公正理狱、特别是彻底破案并追回赃物，维持与举人的统一战线，才是符合逻辑的“巩固权力”、挣得“面子”的做法。杀掉唯一被抓获的“犯人”阿Q，看起来似乎是不可理喻地自毁眼前的破案线索，以致犯罪团伙和赃物无处可寻，这是丝毫不能挣得“面子”的；同时，又因损害举人利益而破坏官绅联盟。然而，只有这样才能“破案”以搪塞上司和社会，同时强塞失主之口，保护抢劫者安然无恙，赃物安然伙吞。
　　第三，可以再考察赵家遭抢那夜的情形：“阿Q站着看到自己发烦，也似乎还是先前一样，在那里来来往往的搬，箱子抬出了，器具抬出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抬出了……抬得他自己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决计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里去了。”这样的团伙持枪抢劫，策划、组织之严密，规模之大，声势之凌厉，做过小偷的阿Q都不敢上前去看——似只有大规模的抢匪、只有当时的军队才能做到。小说中说阿Q看到的是许多“白盔白甲”的人，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暗示，即进行抢劫的正是“革命党”。“白盔白甲”是传说“反清复明”的革命党“穿着崇正皇帝的素”，——冠冕堂皇的革命，实则肆行抢劫与嫁祸杀人，乃是与异族侵略者一样的虐杀家。
　　第四，民初的军队抢劫很严重。不过，鲁迅自己有些文字于此却是反证，他多次表彰民元的光明：“待到革命起来……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14]但从他于民元后在《越铎日报》上发表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对革命政府和军队的横暴腐化的根性和行径予以了痛切的批评，这是他构思阿Q案的现实触媒。革命军人“……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民元二月二号《越铎日报》有文指斥革命政府：“高楼夜宴，倚戟卫门；两曹登堂，只梏加足；雄师捉人，提耳流血，保费计以百金”；民元二月三日的文章批评革命政府：“处理政务不以公理法律为根据，任凭一己之意见以决之。”[15]翻看绍兴民元时的这些记载，可以想见，阿Q孤苦不幸的背影已开始渐渐出现于其间。
　　当时军队抢劫的严重，也可以从许多文件看出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临时大总统严加约束士兵令》：“江宁光复以来……城乡内外盗贼充斥……或有不肖兵士，借稽查为名，私入人家，擅行劫掠……此皆兵士约束不严，警察诘奸不力所致。”[16] 一九一二年一月陆军部临时军律：“宁省自光复以来，军队云集……在外滋扰者亦复不少……如假托长官名义，擅自查封房屋，搜抄家产等……一处如此，他处可知；都会如此，外省外州县更可知。”[17]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日《卫戍总督及各军警告示》：“近日南京地方抢劫之案层见迭出，自是不肖匪徒假冒军人之所为，而军队人数众多，亦难免一、二害群之马败坏名誉。”[18]
　　军队向来出土匪，民初的军队更是大量地蜕变为土匪：“根据一九一二年十月颁布的‘剿匪法令’，军队中恶劣的条件意味着‘安置一个士兵就是造就一个土匪’。后来估计，全国军队开小差的人数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间。……由于军队的待遇很差，军饷很低，那里实际上成为出产土匪的工厂……同一个人甚至可以今天当土匪，明天当兵。”[19]
　　因此，本文认为赵家系遭军队抢劫。
　　第五，当然，团伙抢劫案很难侦破，即使破了案也难以处分，因为会与地方恶势力发生冲突，打破现有的各派势力的平衡。这样棘手的大案，只有杀替罪羊敷衍塞责才是最佳处理方式。这样主政者虽不是真凶，但也是帮凶。官匪本来一家：一般官员与地方土匪之间有明显的交易，官员可以参与分赃，甚至为土匪提供武器弹药。“事实上，几乎所有捕役都与盗贼有勾结，也与窝赃分赃者有勾结……捕役依靠盗贼作为供给途径，盗贼则依赖捕役获得保护。……有盗贼前科者或无辜平民常常被捕并被迫承认一桩盗案。有时，还会制造一些‘盗赃’作为被诬盗罪的证据。”[20]在不能继续拖延下去的时候，地方官员通常采取的方法是，抓一些土匪冒充首领，然后向上报告完事。被当作土匪同党拘捕起来的无辜者发现自己进了监狱，除非有适当的贿赂，否则就别指望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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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文认为阿Q冤案是人为制造的：军队抢劫人民，属于同伙的司法系统寻找到替死鬼阿Q。阿Q冤案的根源即在：人民没有参政督政、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经验和制度保证，恶性运行的权力系统不受制衡；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都是军阀的傀儡，军阀犯罪后可以轻易开脱，无辜的人民却陷入冤狱。
　　阿Q的悲剧特别是其负冤屈死的过程，对读者感情的撼动力巨大，引起人们深长的思考，其审美内涵和历史内涵非常丰富。这一冤案凝结着鲁迅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看法：握权者“合法”肆意妄为、滥杀人民，昔日专制皇朝固然如此，当时的共和民国仍然是同一个政治、法律、权势系统，仍然是同样的吃人的风俗传统和群众心理：“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又属于无论哪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21]阿Q便是一个愚民和草民的代表，革命军来了，他便“仿佛又属于强盗”，被端上这“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之上。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曾 锋，暨南大学中文系2006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①[14][2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第222页，第212页。
　　②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上海书店影印本，第144页。
　　③ [清]王又槐、佚名：《办案要略刑幕要略》，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9页。
　　④ 王瑞成：《就地正法与清代刑事审判制度》，《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⑤[16][17] 邱远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第412页，第413页，第244页，。
　　⑥ 北京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历代冤案平反录》，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⑦⑨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说赘》，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第42页。
　　⑧ 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清]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说赘》，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⑩ 杨堪、张梦梅：《中国刑法通史》第八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
　　[11][20] 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第117页。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8页。
　　[13]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
　　[15] 邱钱牧、夏瑰琦：《鲁迅与<越铎日报>》，《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18] 韩延龙、苏亦工：《中国近代警察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页。
　　[19] [英]贝思飞著，徐有威李俊杰等译：《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第202页。
　　

• 曾　锋： 究竟是谁谋杀了阿Ｑ？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