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平原》 洪荒叙事 英雄崇拜 历史感
　　摘 要：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立足于苏北平原在“洪荒”年代(1974-1977年)所发生的故事，将中国其时乡村的农民生活和知青生活一一展现，揭示出中国农民式的“英雄崇拜”……文本充满浓重的历史感，又以爱情主题、精巧的结构、心理描写、死亡意识、劣根性的集体无意识等的挖掘共同构筑了“洪荒叙事”，体现了特殊年代的荒诞感和悲剧意识。
　　
　　发表于《收获》杂志二??五年第四、五期的毕飞宇的小说《平原》是笔者近年读到的较好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从苏北平原的秋收写起，描写了兴化县王家庄在洪荒年代(1974-1977)所发生的故事。以历时态的方式描写了六月割麦、插秧、地震、兴修水利、农闲时节、征兵等事件，同时在其中又展示了“大棒子”之死、“三丫”之死、 “老渔叉”之死、吴蔓玲变疯、端方变疯等悲剧，呈现在那个年代的平原上的生活全貌。小说具有乡土小说的一般特色，特别是对苏北地区风俗的描写，其精细入神是一般作品所罕见的。主人公端方是中国农民乡土意识中英雄崇拜的偶像，他和三丫的狂野爱情以及与村支书吴蔓玲的朦胧爱情及其悲剧透露出浓重的生命荒诞感；叙事及结构的精巧安排，心理描写及死亡意识的无意识流露，加之将小说背景放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在总体上凸现了这种荒诞感。由是，平原变成艾略特笔下的“荒原”，而作者立于高山之巅的全能叙事视角，对生于斯长于斯亡于斯的农民和知青的生活的观照，体现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混沌感。将历史感融入平常生活的摹写中，以悲剧色彩的结局诠释人生的挣扎和无意义，因而就成为一种“洪荒”叙事。
　　所谓“洪荒”叙事，首先是叙事。经过多年积极的发展，结构主义对故事进行的理论化工作已经演化出众多的叙事分拆模式。换言之，“叙事学已经从经典的结构主义阶段——相对远离当代文学和语言理论的蓬勃发展的索绪尔阶段——走向后经典阶段”，打开了审视叙事形式和功能的诸多新视角。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概言之，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单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就要求分析作品时重新设定某些阐释策略的语境，从自我隔绝的文本内部的分析走向以整合的角度来重新表述。其次，在“洪荒”叙事中，“洪荒”毫无疑问是一个形容词，不但强调阐释语境的特性，而且注重文本内部传达出的“存在感受”。质言之，即是文本传达出的“历史感”。
　　
　　一、叙事的纵深与寥廓
　　
　　从叙事学的人物观来看，主人公端方是“功能性人物”与“心理性人物”的结合体。他的存在不但起到了促进情节发展的作用，而且其心理、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前者体现于叙事中建构起来的英雄形象，后者则表现于农民“原型”意义的探寻。
　　作为农民的端方是一位英雄，这位英雄的出场很不平凡。端方是作为“油瓶” 随他的母亲“拖”到王家庄的，当继父王存粮的巴掌掴到母亲沈翠珍的脸上时，端方提着烧得透明的火钳出现了。伴随着家庭纷争出现的端方一开始就具有了“英雄”的底色，这种底色更多地体现在他与生俱来的“匪气”上。端方的英雄成长之路有几个重要的事件。一是在仓库与佩全的初次较量，显示了初步的智慧；二是在处理“大棒子”的事情上，有情有理；三是在处理三丫去医院途中输液致死的紧急场面表现出的果断和坚决；四是在养猪场表演举石担子，赢得了盛名。“端方的这一举在当天的晚上就轰动了王家庄”，人们并给他的功夫取名为“蚊子功”。随后，佩全的手下全部都归到了端方一边。“佩全差远了，他这个人就知道抽别人的耳光，大伙儿怕他，可远远说不上爱戴。端方不同，端方有大人物的风采，举手投足里头全是大人物的做派，镇得住。”至此，端方完成了英雄之旅，小说对其“英雄形象”的建构完成。小说之所以把端方塑造成为一种具有“响马精神”的英雄有其原型意义。文学中的“农民”，其语义常常大于农民，常被视作民族象征，历史化身，一种历史文化的人格化。如父亲原型，母亲原型，智慧老人原型，行吟诗人原型，以及其他似曾相识的准神话人物、寓言人物。就其力气大这一特点而言，年轻农人端方，俨若农神，大力神。
　　农民式的“英雄崇拜”主要体现在对“力”的崇拜上。端方所以能够建立起“英雄”的形象，也全在力量的运用上。先是扳手腕，后是举石担，从而在周围人——尤其是年轻人中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威严。对力的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争于气力”的原始先民时期。原始的生产力完全是靠“力量”来完成的。因而小说的这些表现有原始主义倾向。农民式的“英雄崇拜”还体现在阳性精神的张显之上。当然这种阳性精神带有一种匪气和霸悍之气。端方成为王家庄新的“领导人”时，带着他的弟兄们在看完电影后进行了一次精力的释放，而这释放的对象就是来看电影的高家庄青年。端方善于战斗的形象，尤其是智勇双全的形象，在电影散场之后彻底建立起来了。以智、奇来总结电影后的战斗可谓恰切，正体现出青年心中时代压抑感的释放，尽管手段很荒诞，以莫名的理由打架，但正是这一点匪气成就了端方在青年们心目中的领袖地位。
　　端方作为英雄人物的形象不仅正面描写突出，还有反衬手法。而红旗是其中一个颇有意味的人物。作为男将的红旗却在田间“薅草”，永远夹在女将们中间，不落后，也不冒尖。磨完了洋工，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在养猪场挨了端方的一顿打后，脸成了浮雕。“孔素贞就这么望着儿子，绝望透了”，“她举起自己的巴掌没头没脸地刷向了自己的儿子，你不还手我就打死你!”红旗举起了他的巴掌，“啪”的一下，抽在了母亲的脸上。孔素贞怔了一下，松开了，满嘴都是血，她红艳艳地笑了。作为农民的红旗，始终在内心中有一种依附心理，“红旗喜欢对一个人忠心耿耿，这样心里头舒服。日子过起来踏实”。他对端方说：“我们想跟着你。”实际上又表现出一种忍让心理，因而造成了阳性精神的缺失。可是这种阳性精神的缺失反而衬出了端方的俊伟。
　　原型、准原型，使乡村文学充满了历史的文化暗示，人物俨若由历史深处走出，足踏风尘，沧桑疲惫。这是作者的有意营求，又完成于读者相应的接受期待，“本文”的文化内涵因有准备的接受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天然地与乡村联系在一起，并且天然地具有某种英雄的原型意味。借此创作者似乎可以轻松地达到叙事的纵深与寥廓。
　　
　　二、历史的沧桑与邈远
　　
　　对一部作品来讲，要想做到不会“速朽”是件困难的事。诸多作家通过创作实践，自觉或不自觉追求着作品的历史感，希求得到一种深沉邈远的艺术生命力。正如英国作家艾略特所说，任何一个二十五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的人，历史感对于他，简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去考察，一是外在的事史，一是内在的心史。美国心理历史学家莫纳科干脆说：“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精神的编年史。”对于文学来讲，“精神的无意识隐藏着灵魂全部力量的共同根源。”不同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人不同的文化本性和生命，这样世界上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人的生命表现。卡西尔说：“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同时，这也是文学的一般主题和最终目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人类的本性才是文学与史学融合的契合点。”因而所谓的历史感应是“对人类自我本性的一种感应”。表现历史感，不仅在于写出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且要写出决定着历史发生的是什么。
　　《平原》这部小说的历史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社会生活的形态、人物的人生意识和历史意识、文化背景和文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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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平原》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洪荒的年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正值“文革”时期，加上轰轰烈烈的下乡上山运动，整个农村呈现出一片荒芜和空洞的萧索画图。在那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生产与“运动”相结合，是当时农村的主要社会生活形态。
　　开午饭了，“这是劳作当中最快乐的时刻，当然，是短暂的。因为来之不易，所以格外珍惜。男将们和女将们的身子闲了下来，嘴巴开始忙活了”。“那其实是他们必然的一个话题，扯到男女上去了，扯到奶子上去了，扯到裤裆里去了，扯到床上去了。”队长被扒了裤子“卖蘑菇”，虽说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但每一次都新鲜，都笑人，都快乐，都解乏。这种田间地头的野趣，是那时农村生产时节的唯一娱乐。而达到的效果就是“为什么闺女们到了出嫁的时候在一些细节上都能够无师自通，都是在劳作的间歇听来的”。田间地头的野趣成了她们最早的性启蒙教育。这其中包括三丫以及端方。
　　人物的人生意识与历史意识，在《平原》中体现得并不多。然而正是这种人生意识的贫乏却反衬出了“洪荒”年代对人性的压抑。作为农民的端方，在高中毕业后，唯一能作的就是回到王家庄成为一个正式的壮劳力。然而作为“追求意义的动物”，端方“心底里却对背脊底下的泥土突然产生了一丝恐惧，还有恨。泥土，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直到你最后也变成了一块泥土”，“一股子没有由头的绝望袭上了心头，酸楚了”。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去当兵，那是离开王家庄的唯一办法。作为王家庄最后的两个知青之一的“混世魔王”，在开始的积极表现没有得到回报后，便彻底泄了气。同样是知青，吴蔓玲却成了王家庄女支书，对她来说，不是走不掉而是不想走，这和混世魔王想走走不掉完全不同。吴是政治理性狂热的年代的产物，她的世界里只有所谓的政治意义上的集体，而没有个人。但同时作为“铁姑娘”的她，又对平凡的爱情有强烈的渴望。为了保全名节和期望的爱情，在被混世魔王强暴后，不得不让他当兵离去。人物与故事的荒诞折射出一个丧失理智和人性的狂热年代。
　　小说的爱情主题值得推敲，这个主题当中包含了深厚的文化背景。这其中有端方与三丫的悲剧，端方与吴蔓玲的悲剧。三丫是主动爱上端方的，但她的出身使双方有了差距。野蛮的年代里，这几乎是致命的。但这爱，自觉性和自制力不能束缚。三丫与端方的爱情没有过渡，终于直接把等待变成了结果。他们在小学校里狂野的性爱，揭示出农村青年男女对爱的自由的渴望。然而，三丫最终还是死去了。为了摆脱束缚且抗争双方母亲的意愿，她喝了假农药。作为医生的兴隆显然知道三丫没事，但是为了避免给人造成“假死”的感觉，而不得不伪装送去镇医院，同时误输了放在输液瓶中的汽水。三丫死了，真死了，她的死虽有偶然性、事故性，但这其中却浸透了农民的劣根性和集体无意识。
　　端方是个英雄，是王家庄的英雄。然而，英雄的爱情和人生却是悲剧，这其中多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精巧结构，背后却隐含了复杂的历史情感、乡土情感：既爱又恨，既有回忆的苦涩又有难以忘却的情怀。这样就容纳着作者的文化体验和文化诠释：洪荒的年代，“洪荒”的叙事。
　　集体说谎症、劣根性的集体无意识、杀人的无物之阵，不仅造成了时代的悲剧，也严重影响了“文革”以后的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社会的绝大部分话语者在“文革”时期不得不遵从这一原则，进而造成整个民族文化的异化，造成民族品格的灾难。小说《平原》描写的时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而今天读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余华《兄弟》后记)。在这两种时代的张力中，重新面对历史，重新检视我们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代、人性，会得到一个词：“洪荒”。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戈双剑、杨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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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
　　[2] 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183.
　　[3] 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33.
　　[4] 邵建.文学与现代性批判[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3.
　　

• 戈双剑　杨　晶： 洪荒年代的“洪荒”叙事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