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 李渔 《比目鱼》 自由爱情
　　摘 要：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中国戏曲名家李渔的《比目鱼》都演绎了青年男女为争取自由爱情而与封建势力顽强斗争的动人故事，但两部作品对这一主题的表达方式和手段却不尽相同。本文试从两作家的进步思想，两剧的创作风格、结尾特点及主人公选取等方面入手，以期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寻找中西方戏剧创作的异同及其规律。
　　
　　十六世纪下半期的英国和中国，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新思潮运动。远隔重洋的两位戏剧家——西方的戏剧巨擘莎士比亚(1564-1616)和中国的戏曲名家李渔(1611-1680)分别创作了人类戏剧史上两部经典著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比目鱼》。这两部戏剧描述的都是青年男女为追求真诚爱情和自由婚姻而与封建势力英勇斗争的故事，尽管后者不似前者那样享誉世界、称雄至今，但也在中国曲坛经久不衰、领尽风骚。尽管表达的是同一主题，两者仍在社会背景、戏剧观、文化审美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作品对主题的表达。
　　
　　一、人文主义大师和初步民主思想家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比目鱼》都是在两位剧作家内在的进步思想的推动下写成的，富有深刻的含义。它们都将个人爱情与整个社会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围绕着追求自由幸福的自然爱欲之情与压迫人的封建势力展开了戏剧冲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礼教色彩，焕发出追求自由的理想光辉。尽管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明末清初的理学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在否定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爱情的追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禁欲主义和程朱理学的统治下，无论欧洲还是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都以权势、门第和财富为基础，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实现，而无视真挚的爱情。李渔和莎士比亚站在被压迫的青年男女一边，从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向封建理学、向基督教禁欲主义发起了冲击，为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特别是婚姻必须建立在爱情基础上这一新的婚姻观大声呐喊。
　　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已有相当的发展。一五八八年，英国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意味着英国新生资本主义战胜了欧洲封建势力，人文主义的大旗在英国高高飘扬。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质、人的利益、人的需求以及人的多种创造和发展的可能性。许多剧作家都自觉地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反对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提倡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莎士比亚是如火如荼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位巨匠，人文主义理念贯穿在他的整个戏剧创作中。欧洲人文主义思想是体现在许多方面的，对年轻人来说，具体的表现就是要求打破封建桎梏，追求自由恋爱和幸福婚姻。《罗密欧与朱丽叶》强烈地表达了莎士比亚的这一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和思想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的维洛那，那时新型的资产阶级已经崛起，但封建势力仍然固守着统治地位。罗密欧与朱丽叶二人为追求个人的自由爱情与封建家族发生的冲突，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两家世代为仇，他们共同编织的封建罗网十分严密。罗、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追求理想爱情，悲剧注定要发生。两人从恋爱直到度过新婚之夜，人文主义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暂时的成功，爱战胜了恨，美丽的青春与生命的激情冲破了古老丑恶的封建樊篱。表面上看，爱情的果实已经成熟，事情不可能出现逆转，但接踵而至的噩耗和不幸，又一步步将他们逼向绝望的深渊。二人最终以惨重的代价实现了他们既定的不懈追求，同时也使人文主义理想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冲突达到了高潮。
　　自明代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中国出现了一个带有民主色彩的社会思潮——左派王学。该学派抨击“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其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明代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他写的禁书《藏书》曾激发青年李渔产生对自由主义和思想解放的向往。这一新的社会思潮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戏曲家们争相通过对男女爱情和婚姻这一传统题材的描写，来表达要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初步民主意识。明代万历年间，汤显祖首次在曲坛上明确提出了“写情”的主张，并在《牡丹亭》传奇中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情。李渔的戏曲创作受到了这种进步创作倾向的影响，在他的《十种曲》中，歌颂和描写男女真情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在男女婚姻问题上，李渔的认识也有着脱俗和反传统的一面，即也具有初步民主思想。他通过剧中人物之口表明了自己的见解，认为“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而且这种‘情’必须是真情，“势力不能夺，生死不能移”①。显然，这样的见解，与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提出的真情必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比目鱼》中，李渔描写了谭楚玉和刘藐姑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真诚爱情。谭楚玉不顾当时歧视艺人的传统偏见，不惜放弃功名，毅然加入刘藐姑所在的戏班。刘母贪财，将女儿许给了财主钱万贯做妾。刘藐姑坚决不从，在母亲与钱万贯的逼迫下，与谭楚玉一起，借演《荆钗记·投江》之机，双双投江殉情，化作比目鱼。在剧中，李渔也对他们婚姻自主、敢于为真诚爱情抗争的行为进行了热情的肯定和歌颂：“谭楚玉钟情钟入髓，刘藐姑从良从下水。”②李渔虽然把青年男女这种不畏强暴、忠于爱情的行为称之为“贞节”，如称赞《蜃中楼》中舜华的抗婚“坚贞若个堪比”③，把谭楚玉和刘藐姑的投江殉情也解释成义夫贞妇的死节，是“维风化，就纲常”④之举，但他所说的“贞节”已与封建传统礼教所宣扬的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明显有了区别，具有了新的内涵，即坚持自己的爱情理想，敢于为幸福真诚的爱情抗争。
　　“各民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都经历一个如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沉沦’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是依附性的存在，它不是依附于某种秩序共同体，就是依附于神，人无论作为一定社群的集合体还是作为个人，完全没入无边的普遍之海。在欧洲，这个‘普遍沉沦’的时期就是中世纪；在中国，则是西周直到‘五四’前夜的漫长时期。”⑤在李渔生活的明末清初，中国仍处于“普遍沉沦”期，资本主义萌芽虽已出土，但未能成长壮大。尽管反封建道学的民主思潮已经出现，有识之士已在一定程度上从传统禁锢中解脱出来，人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尊重，但封建统治的根基还相当牢靠，封建思想尚根深蒂固。而莎士比亚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时候，欧洲历史已进入新世纪，人文主义思想生机勃勃，中世纪遗留的封建势力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个性解放的曙光已照彻天宇。因此，仅从不可同日而语的社会大环境来看，李渔的进步思想比莎士比亚的更难能可贵，而罗、朱二人同封建礼教所作的斗争也不如谭、刘那般发人深省和鼓舞人心。当欧洲的人文主义者鼓吹人是一切的出发点和人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中国还在黑暗中艰难地爬行、摸索，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得不到承认，个人在命运面前仍旧无能为力。虽然婚姻在封建社会都是由封建家长包办，但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可以在劳伦斯神父的支持和帮助下秘密地共结连理，而谭楚玉与刘藐姑却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援助，更无从结为夫妻。后者的不屈抗争明显难度更大，阻力更多。
　　
　　二、现实戏剧观与写意戏剧观
　　
　　《罗密欧与朱丽叶》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是对现实冲突的摹仿。它以罗、朱毁灭的残酷方式来达到肯定自由爱情的目的，褒扬美好纯真的人类感情，鞭笞丑恶的封建势力，表达社会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它以悲的方式来激起人们对美的追求，使人们在悲痛之中获得情感的巨大震荡，从而达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得到审美的愉悦。而在《比目鱼》剧中，李渔则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来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否定上，而是在否定封建社会的同时，又描写了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在水晶宫，谭楚玉和刘藐姑二人经平浪侯成全结为夫妻，又蒙受大恩得以重返人间。这种非现实的力量使现实对谭、刘二人的残酷和不平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补偿，使人们善恶有报的感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虽然纯粹是幻想和虚构，不符合现实的逻辑，却给人们一种美满和安宁的心境。
　　 [##]
　　追根溯源，这种差异是由于两位剧作家受各自民族艺术不同审美情趣和文艺观的影响造成的，他们在创作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继承和发扬了各自民族传统的戏剧观念。所谓戏剧观，就是对整个戏剧艺术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看法，其核心主要表现在对舞台假定性的看法上。我国著名戏剧导演黄佐临先生在《漫谈戏剧观》的讲话中指出：“概括地说，可以共有两种戏剧观：造成生活幻觉的戏剧观和破除生活幻觉的戏剧观，或者说写实的戏剧观和写意的戏剧观。”⑥东方戏剧以中国的戏曲为代表，西方戏剧以话剧为代表，世界上两大戏剧体系犹如双峰对峙，各呈异彩。两者都要在假定性的舞台上尽力反映生活的本质，都强调戏剧的认识教育作用，都强调观众的审美愉悦。但是由于东西方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若干差异，两种戏剧观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西方戏剧创作遵循的是“造成生活幻景”的写实戏剧观，就是指戏剧摹仿生活，在深入揭示生活内在本质的前提下，要极力掩盖剧场的假定性，追求生活外部形态的逼真酷似，产生以假乱真的迷惑力，使观众失去剧场意识，忘记自己是在看戏，误信演出就是剧场外发生的真实生活本身。这便是西方戏剧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而中国戏剧遵循的却是“破除生活幻觉”的写意戏剧观，着重于作家情感的抒发，强调戏剧的假定性，认为戏剧是对生活的虚拟，不是摹仿。在力求揭示生活内在本质的同时，允许改变生活的外形，和生活拉开距离，从而“离形得似”，追求一种超越生活实在形态之上的更本质的“情真、神似”，更高的情态意境的美。《罗密欧与朱丽叶》较《比目鱼》更现实，《比目鱼》较《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浪漫。单从审美享受的角度来看，《比目鱼》虚实结合的境界所收到的效果要远胜于《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见为真”的艺术感染力。
　　
　　三、高贵人物的悲剧结尾与
　　小人物的大团圆结局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以罗、朱的死亡结束，是典型的悲剧；《比目鱼》剧则以大团圆作结，属于正剧。两剧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特点。虽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中西民族的共同心理，但西方多从悲剧角度表现这一愿望；中国戏曲则从喜剧角度或以悲喜交织的方式表现。同是面对爱情的不幸，莎士比亚用大悲剧的形式进行表现；而李渔则借助浪漫主义手法，化悲为喜，让一对有情人得到了幸福。
　　西方戏剧理论家极为推崇大悲剧，他们认为悲剧的本质是严肃的、崇高的、悲壮的，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感受到怜悯和恐惧，并因而得到感情的宣泄和灵魂的净化。西方古典悲剧的结局往往展现主人公的悲惨遭遇甚至是毁灭。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构思精良的情节必然是单线的，而不是——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双线的。它应该表现人物从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而不是相反……”⑦这一论述指明了西方古典悲剧结局的特点。古希腊悲剧的悲惨结尾源于古希腊人对命运的信仰。他们把一切不能解释的自然、社会现象和个人遭遇归因于命运的捉弄，因此面对无法逃避的命运，悲剧主人公总是以无可奈何与失败而告终。雅斯贝尔斯说：“希腊悲剧是人类为认识神?，寻求生存意义和正义性质而进行的半仪式化的绝望的奋斗行为。”⑧黑格尔在讲到悲剧的矛盾冲突时也说到：悲剧人物以“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所以在悲剧中遭到否定的只是片面的特殊因素，因为这些片面性的特殊因素不能配合上述和谐，在它们的活动的悲剧过程中不能抛开自己和自己的意图，结果只有两种，或是完全遭到毁灭，或是在实现目的过程中(假如它可实现)，至少要被迫退让罢休。”⑨同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悲剧大都选择伟大、崇高的人物作为主人公，因为剧作家们认为主人公地位的高低与悲剧产生审美效果的强弱成正比。高贵人物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左右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比那些普通的世俗小人物更重要，他们的悲剧也更能在观众心中引起强烈的震撼。莎士比亚继承了西方悲剧的传统，他的悲剧主人公多是贵族王室，《罗密欧与朱丽叶》剧自然也不例外。它讲述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贵族之间，罗密欧和朱丽叶是富家子弟和大家小姐，他们对真诚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反映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莎士比亚希望通过道德改善和个人奋斗来解决社会实际矛盾，所以他的悲剧力图以人文主义者被毁灭的悲惨结局来昭示人文主义原则还需要经过不懈努力才能被确认。罗密欧与朱丽叶以自己的毁灭换取最后的反抗，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同罪恶的封建势力搏斗，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使人们从痛苦的个体生命的毁灭中获得感奋，在美的毁灭中肯定美、追求美，在善的失败中肯定善、追求善，激励人们为真善美而奋斗。虽然《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以男女主人公的双双惨死为结局，但他们的死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的死消解了两个家族的世仇，他们以自己的死亡大胆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残酷黑暗以及对人性的禁锢，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伦理思想的强烈要求。这个结局在悲愤中给人以希望。
　　而中国古典戏剧却少有西方悲剧的冷峻与崇高、神圣与严肃，它主要是世俗的、民间的、生活化的，属于通俗文学之列；中国戏曲中主人公的选择也不像西方悲剧那样受到限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市民均可成为戏曲的主角。中国戏剧的结局讲究“团圆之趣”，在悲剧人物遭遇一系列不幸之后，剧作家总会给予他们一线光明和希望，使正义得到伸张，邪恶受到惩戒。所以几乎所有“苦戏”都有一个象征性的、欢乐的结局。这同中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特点密不可分。圆满是人们最高的社会理想，它意味着成功、如意、美满、幸福。因此，我国古典戏曲、小说多以大团圆结局，它带给苦难人生以光芒。王国维对此评论道：“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欢，始于离者合，始于困者终于享……”⑩这种乐观精神源于儒家文化“乐与天命”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我调适、随遇而安，肯定愉快平凡的人生。
　　作为一个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剧作家，李渔用充满深情和赞美的态度描写了戏子、妓女、仆役、下层军官、商人，甚至乞丐们的道德风尚和情感世界。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李渔欣喜地发现了一种真正人性的闪光，与理学所宣传的那些矫揉造作的伦理纲常相比，他们显得生气蓬勃，富于斗争和进取精神。这些社会地位低贱卑微的小人物身上所显示出的叛逆思想个性自然会遭到正统道德家的谴责。《比目鱼》描绘的就是人民群众、甚至是社会底层人们的故事。“优伶”谭楚玉与刘藐姑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反映了普通老百姓的心声，表达了市民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实现民主自由的愿望。不过，李渔本人的思想局限性和中国戏剧的内在规律也决定了《比目鱼》的结局不可能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毁灭。虽然在全剧中“情”与“理”的冲突一直没有停止，并趋于尖锐，但它毕竟是在封建道德允许范围内为人物争取的更大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刘藐姑振振有辞始终坚守的毕竟仍然是“贞节”。谭、刘二人毅然投江无疑是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之反抗的最强音。悲剧如果就此为止，它就跟《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便没有什么差别了。信奉大团圆结局的李渔借助超现实的力量，让谭、刘二人死而复生，幸福结合。谭楚玉再度走上了考取功名的仕途，并成功地做了大官。善终获善报，恶亦得恶果，这种结局使观众看来合于情理并乐于接受的。然而，这实质上是对封建势力所做的退让和妥协，这就使悲剧表面上失去了“悲”的意义，使得西方人认为中国古典戏剧中没有悲剧。
　　 [##]
　　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比目鱼》这两部爱情悲剧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不同社会历史条件、戏剧观、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特征等因素在各自戏剧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的无形渗透和影响。中国古典剧作家的思想观和审美观决定中国古典戏剧大多是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因为它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艺术再现，是中国人民善良乐观、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民族性格的表现。而西方崇尚的则是以个体生命的毁灭和死亡作结的大悲剧，他们认为由顺境转入逆境的悲剧结局才最能产生悲剧效果，才具有悲壮的崇高美。鉴于中西方民族的文化关照，这两种结局可谓各有千秋，不相上下。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李渔的《比目鱼》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的结局显示的是大悲之后的一点喜悦，因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惨死换得了两家封建世仇的和解；李渔的《比目鱼》结局显示的是大喜之后的更深层的悲哀，因为谭楚玉做了官，实质上成为了封建制度的捍卫者。他们恢复到封建社会的和谐状态看似是个喜剧结尾，其实却是更大的悲哀。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田俊武(1966- )，文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科版)文学编辑。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近年来曾在《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等知名刊物发表文章40篇；朱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① 李 渔：《玉搔头·情试》，《李渔全集》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
　　② 李 渔：《比目鱼·发端》，《李渔全集》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
　　③ 李 渔：《蜃中楼·乘龙》，《李渔全集》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
　　④ 李 渔：《比目鱼·携亡》，《李渔全集》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⑤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⑥ 黄佐临：《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人民日报》，1981年8月12日。
　　⑦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第98页。
　　⑧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⑨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7页。
　　⑩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58页。
　　

• 田俊武　朱　茜： 呼唤自由爱情的两个声音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