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是一位女性精神文化的探寻者。她以清醒的女性主体意识，执著潜入女性生存命运的双重境遇里“夜航”，洞察女性成长经验与生命的本质意义，塑造出中国当代文坛祭奠爱情的女性形象群。这群女性形象呼啸而来，绝不仅限于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批判，而是以“超性别的视角”反思男人与女人的人性劣根，寻找两性平等和谐的真爱情。在上下求索、捣魂入骨的女性历史与现实叙事的场域开拓中，徐坤大胆地撕揭着覆盖在人体灵魂上的那块黑布，缝合受伤的、痛苦的情感碎片。让女性在爱情幻灭的绝望中获得自我灵魂的成熟与精神的重生。
　　徐坤把个人经历、本土性别经验与社会责任感，睿化成女性生命的低语与呐喊，试图警醒沉醉与昏睡在“倾斜的爱情”里的那群人。以炽烈的激情与深切的渴望，创作出《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野草根》，穿越世俗与苍凉，构筑起当代女性文学的“爱情祭坛三部曲”。哀莫大于心死，徐坤用几代女人在解放与束缚之间抗争的心灵死亡，来呼唤两性平等和谐的爱情意识，凝聚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修正男权中心文化的性别秩序，确立女性自我的爱情位置与生存方式。这就是徐坤永不妥协的文化批判性和人文关怀意义。否则，正如徐坤所说：“‘我们’奋力争取来的说话权利，即会面临在一夜之间重又失去的可能。” 因为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
　　在徐坤的写作里爱情是一个双重的“黑夜”。这个“黑夜”的时空跨越，可以追溯到她的早期小说《女娲》时代。她在寻找母系文化的路上发现了两性不平等情感关系的全部秘密：男权统治与男权中心文化世代相因的袭染与异化，把倾斜的情感关系内化成了亘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在《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里，叙写的是当代“娜拉”毛榛的丈夫陈米松离家出走的故事。出走性别置换的冷峻反讽与多重隐喻，撕破了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性别意识黑洞。在《爱你两周半》里，徐坤这样诠释男女两性关系：“某些精英男性占据着社会文化和物质财富的中心，牢牢掌控着欲望制高点和话语中心权，居高临下，霸视一切，欲望在倾斜的关系中无限地膨胀。”当代女性就是在这样的生存文化处境里被物化和自我物化，失去自我生命的尊严与爱情。她的新作《野草根》描写的是像野草根似的三代女人群像。她们有着自生自灭的纯朴与忍辱负重的坚韧，在那段中国历史癫狂的转弯处，屡屡遭遇性别政治权力的挤压、侮辱与蹂躏，她们在“倾斜的情感关系”里失语或失去生命。
　　徐坤从女性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揭开了女性生存的都市与乡村场景中无处不在的性别政治权力造成的女性“倾斜的爱情”悲剧。证明中国经历了多少次改朝换代的革命，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性别秩序仍隐藏在文化的深层与人们的潜意识里。女人作为男人发泄欲望的玩偶、传宗接代的工具的“自然法则”，宿命般在当代社会里轮回、重演与延展，女性拼命的挣扎与反抗有时只能化为无奈的尴尬、耻辱与屈从，甚至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从而对当代女性的爱情自觉、生命自觉进行了文化深层的哲学探索。
　　徐坤在对男人性与女人性的反思与批判里，发出女性爱情自觉的宣言：“说走就走，想爱就爱，命运完全由自己主宰，谁也休想以爱情的或其他的名义欺辱、蒙骗，令我疯狂自挂东南枝，我却可以运用六脉神剑****，想把谁挂在树上就把谁挂在树上。”因为“或许在徐坤看来，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奢侈的辞藻，至少在小说中，女人始终与爱无缘，在男人主导的父权社会，爱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已经被这个社会的权力所完全扭曲、遮蔽和挤占。在无法平等的社会，男女之爱只能是一相情愿的空想。”尽管如此，徐坤还是给这群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状态里的女性的绝望的心灵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从而使男女两性的情感对话成为一种可能。
　　上世纪初，一位风靡世界的文学形象“娜拉”的出走，影响了中国几代女性生活方式的选择。经历了百年涅??后的当代“娜拉”，在今日中国的生存命运与文化处境如何？这一话题被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一次次重写，又被徐坤以她的小说《出走》《厨房》《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拓演并推向极致。这群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无可比拟的现代文明的知识女性形象，比起百年前娜拉在“家”的时候，当然都有体面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身份。但是失去爱情与家园的痛苦，使她们陷入无边孤独的黑暗里，徐坤以“双调夜行船” 的智慧与勇气，力挽狂澜，寻找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性别身份，考证女性遭遇爱情婚姻不幸的文化、意识根源，重塑女性的身体、灵魂与精神。
　　
　　毛榛——
　　求证自己婚姻中的“爱情坏死”
　　
　　在《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里，女作家毛榛的形象塑造，是徐坤从生命、血液、呼吸里流淌出来的文字。与其说是毛榛祭奠爱情的告别仪式，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精神受难”的“涅??”。就像评论家李洁非感觉到的一样，“是张皇、无奈、悲凉甚至恐惧，是某个空前强大的巨兽对渺小的个人的挤搡、戏狎和讥笑”。
　　毛榛的丈夫陈米松，在1999年12月的某一天悄然离家出走时，留下的一封诀别信：
　　我走了，这十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十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彼此最相知的人，也是最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后我想也已然会如此。
　　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会是完美的婚姻……
　　我必须得走了，如果再在你面前强取欢颜，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对女性来说，爱情是意识黑夜一个重要的来源。丈夫陈米松离家出走的“事件”，把毛榛一下子扔进了现实与心灵的黑夜里。她在焦虑、恐惧与伤痛的绝望中内心燃起了一种狂野的困惑。她不惜献出自己滴血的灵魂与肉身，来求证自己婚姻里的爱情如何坏死，反思“我们的爱情哪里去了？”
　　在女作家毛榛看来，她与丈夫陈米松是一对手拉手来北京创事业的青梅竹马、结婚十年相亲相爱的好夫妻，“家”是他们两个人经营了十年的“爱巢”。为什么丈夫不出走“精神就要崩溃了”？更让毛榛“一万个想不通”的是，两个人天天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对丈夫巨大的精神压抑竟毫无察觉，对丈夫的离家出走事先竟一无所知。因为在家里丈夫陈米松“说什么就是什么”,毛榛天天在家写作，生蜂窝煤炉子，买菜做饭，收拾家，倒“夜壶”，所有的家务都承包了下来。丈夫陈米松的口头禅是“各忙各的”，天天在外面“忙”。用毛榛的话说他们彼此的作息时间是岔开的，如果不是因为陈米松每天回家吃饭睡觉，根本就碰不上。这就是他们的夫妻生活场景：“家里气氛异常沉闷和紧张，顾不上说话，一人伏一张桌子，各干各的，疯狂地做题，疯狂地敲击电脑，恨不能长八个脑袋，长26只手……”这让我想到了万方的话剧《有一种毒药》，梦想对人性的阉割。但是，徐坤的独特发现是通过福利分房，评职，提拔，考博士等等生活与事业的重压，表现夫妻在同一地平线起飞的路上，无法沟通与互助的性灵孤独与焦虑。
　　因为丈夫陈米松离家出走的唯一理由，是他自己的“鞋子”理论——“婚姻就像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的脚趾头知道”。女作家毛榛以身心与生命相许的幸福婚姻，原来在丈夫陈米松的意识里她只是他的“鞋子”，妻子既然就是“鞋子”，现在丈夫陈米松感觉到“她”这个“鞋子”不合脚了，离家出走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探究数千年男权中心文化中女人的位置，妻子是男人的“家里的”，是给男人睡觉用的，是取悦男人的“玩偶”。这与丈夫陈米松的“鞋子理论”，与丈夫陈米松的一幅幅“春宫图”的爱情信件，如出一辙的惊人相似。难道女人永远是男人性欲望膨胀与欢悦的消费品，根本就没有爱情与精神共鸣可言吗？徐坤摄取“春宫图”“鞋子”这两个具有性别意识代表性的“物件”，微妙而简约地描绘出作为当代精英男性的丈夫陈米松，其社会性别意识与婚姻家庭观念，仍然还停留在愚昧落后的封建时代。原来从疯狂的恋爱到婚姻，对爱情婚姻生活无比美妙的憧憬，只是毛榛的一相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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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毛榛这位才华横溢、小有名气的女作家身上，丈夫陈米松逐渐闻到了妻子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气息。首先是不知所措，莫名恐惧，甚至策谋伪善的欺骗，接着在无法忍受的自我压抑与内心冲突中“离家出走”。这种“性别鸿沟”造成的性别意识错位和阻隔，会使自由恋爱而步入婚姻的两个文化背景、学识相同的知识精英分子，也不会有精神的对接与融合，生活在一起也会很难。这个数千年来造成两性不平等关系的意识“顽疾”，无声无息地消解了多少夫妻之间的爱情、信任、真诚、理想与热情，使多少本该幸福的婚姻陷入噩梦。因为，中国很多男性对倾斜的两性不平等关系的传统文化规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
　　其实婚姻中的许多冲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精神性的，只是被冠以“家庭小事”而遮蔽了。丈夫陈米松平日里“各忙各的”言论与行动，本来就是一种当下都市家庭泛起的“情感冷暴力”，离家出走更是对毛榛实施的精神暴力。难怪毛榛“陡然间吓得手脚凉了，心一下子从子宫里坠了出去”。
　　更值得探究的是在这个倾斜的家庭关系里，为什么离家出走的不是当代“娜拉”毛榛而是陈米松？从另一个角度揭开了当代知识女性的生存文化境遇。因为毛榛知道芳龄二十八岁的年轻知识女性荔枝（徐坤小说《出走》中的女性形象）的离家出走，不得不以讪讪地重新溜回家而告终。枝子（徐坤小说《厨房》中的女性形象）离家出走，事业成功后，却是欲返“围城”而不能。一往情深的枝子收获的却是一袋从自己体内撕扯出来的感情垃圾。因此，毛榛选择“留守”家庭的理由，是对“倾斜的爱情”关系仍存在着某种性别无意识，无怨无悔地承担社会与家庭双重角色，还是一种无奈的缄默？又成了一个大问号。
　　离婚后患上“抑郁症”的毛榛，离开了“蓄满了一屋子痛苦”的房间，把“同居”当药，想治愈自己心灵的伤痛。“她生平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男人家里过夜，她最想的，还是回家”，可是家在哪里？“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她重新找对象组合，从头跟人上床磨合。”她真正尝到了自我与身体、灵魂分裂的痛感。因为，导演庞大固埃沉溺于性感官刺激，大款汪新荃这个“替代品”又有过分猎奇的病态心理。同居的日子残忍地证明了：一个男人伤害一个女人的权力，就始于和她做爱的权力。“没有爱的爱，做了也是白做。”在寻找爱情的黑夜里，迫使遍体鳞伤的毛榛再次确定爱情在生活里的位置，认为爱情的最高境界是灵与肉的完美统一，物质与肉体的满足都救不了她的。她清楚地体会到“庞大固埃与汪新荃，这些表面上流光水滑的都市成功者，他们的病比她还要深”。还有她的前夫陈米松，这些都市精英男性对女性物化的意识力量，膨胀成为践踏女性身体与灵魂的“空前强大的巨兽”。点破了女性在倾斜的婚姻关系中被欲望化和物化的死穴。毛榛的悲剧就在于：许多女性为了摆脱倾斜婚姻关系的方式而选择离异，但是在一段新的关系中仍重复着同样的模式。
　　徐坤以毛榛在求证“爱情坏死”的黑夜里身心撕碎的经验，反思着性别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女性有了独立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后，需要屋下有相爱的人才得以快乐，在“我是我自己的”自我中心网里的小女人，早晚有一天会“活空”“活疯”的。她渴望着一个爱情婚姻关系的“大变革”。因为，毛榛在爱情、婚姻与离异的黑夜里，每一个通过仪式都冲击着她固有的意识体系，每一次希望和痛苦都能让她前所未有地成熟起来。虽然她认为病人是疗救不了病人的，但是她坚信耐心等待“健康的人，会有的”。特别是在小说结尾处毛榛对前夫陈米松真情的呼唤，留下种种文化的悬疑。这一缕阳光给毛榛写满痛苦的精神地图上注入了生命的亮色，并使她的肉体与灵魂获得新生的希望。这是徐坤对西方极端女性主义爱情婚姻观念的严肃质疑与超越之后的“中国式思考”。
　　（本文系国家十一五计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性别的颜色——当代女性文学形象研究”论文）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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