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明灯》在鲁迅小说中并不是特别著名的一篇,但艺术手法新颖,富有现代主义的气息,而思想尤其激进,其中大声疾呼地号召以暴力手段改变现状,这同他先前的小说多带启蒙主义的色彩是很两样的。
通过革命来改造旧中国,正是当时正在合作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张。所以就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李大钊同志就曾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宣传工作的人讲:“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详见刘弄潮1955年6月9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信,转引自荣太之《〈长明灯〉和〈北京民国日报〉》,《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页)
先前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鲁迅相信进化论,寄希望于青年,寄希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渐进改革。这样当然比较平稳,不至于伤了元气,但鲁迅也担心事实上恐怕不容易做到,因为顽固的当权者未必肯自行改革,“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作为,日趣(趋)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坟•摩罗诗力说》)。主动的日趋于新的改革总是比动用暴力来革命为好。鲁迅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思想启蒙上,认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主题即在于此,主人公“狂人”一方面愤怒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方面又多有苦口婆心的劝告,寄希望于“吃人的人”自己改悔,从此做一个“真的人”。
此后鲁迅写的小说转向对近代中国冷静的分析和描绘,重点写那些精神上充满了创伤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寄希望于他们的觉醒和进步。后来鲁迅一度稍稍中断了自己的创作,到1924年初,才又回到现代题材小说上来,先后发表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篇,晚年鲁迅自评为“技巧虽然比先前好了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最后一句话在作者自然有些谦虚的意思,其中也有真实的反思,在这些作品中鲁迅确实没有提到前途和希望:祥林嫂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在世人的冷眼、嘲笑和于事无补的同情中,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吕纬甫在一度亢奋以后一蹶不振,倒退颓唐,虽然他并不甘心,终于不能自拔;“幸福的家庭”毫无幸福可言,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美好的理想归于幻灭;在社会上还有许多像四铭、何道统、卜薇园之流的封建遗老遗少兴风作浪……鲁迅用苍劲深沉的画笔勾勒出二十年代前半期中国社会的腐朽和黑暗,作品往往只限于暴露和讽刺,未来在这里很少被涉及。
“五四”运动只是开了一个头,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正在发展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一时还不可能有太大的成效;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仍然是一片黑暗,“首善之区”的北京尤其是如此。鲁迅逐步看出了,像《故乡》的结尾那样只凭进化论就断定有着美好的未来,是相当渺茫的;如果不改换斗争的方法,即使到了水生、宏儿那一代,中国的情形也未必能变得更好。至迟到1925年顷,鲁迅已痛感“青年之消沉”(《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为此他写过一篇散文诗,说自己的进化论式的希望是“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虽然也可以“用这希望之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但“盾后面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野草•希望》)。他上下求索,另行寻找中国革命的新出路。
鲁迅此时求索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他看出了中国必须实行武装革命。1925年4月8日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写道:“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曾经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鲁迅一时的愤激之谈,当时连中国共产党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鲁迅就更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议论并不恰当。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1924年参加黄浦军事学校开始已经进到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鲁迅作为一位富于前瞻性的思想家,此时也敏锐深刻地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正是很自然的事情。“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绝非鲁迅的偶然想法,证据之一就是在说这句话之前的一个多月他已经写出了小说《长明灯》,其中的革命者——“疯子”,大呼“我放火!”为了吹灭庙里那盏象征着封建传统的长明灯,先前他尝试过许多方法,都失败了,现在他要改变斗争的手段。
鲁迅已经挺身出来了!
《长明灯》采用一般的全知角度来叙述故事,而不再像《狂人日记》那样用内心独白的形式——那种形式便于大声疾呼地直抒胸臆,而无从细致地描写环境,不利于调动各种手段塑造主人公的形象。
吉光庙里的长明灯据说是从梁武帝时就开始点起来的,在太平天国时期都没有熄灭过;又据说如果吹灭它这里就会变成海,人则变为泥鳅……长明灯象征着腐朽的保守的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唯其如此,吉光屯沉沉如死,“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动一动就须查黄历,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倘没有写,也须先走喜神方,迎吉利。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的不过几个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但在蛰居人的意中却以为个个都是败家子”;然而读者分明可以看到,那几个青年——三角脸、方头、阔亭、庄七光——其实也全是思想陈旧的人物,他们的事业无非就是千方百计地保住长明灯,不让“疯子”去吹熄它。“以豁达自居者”尚且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
在这样思想完全僵化了的吉光屯里,要吹熄长明灯谈何容易。“疯子”上一次的行动就失败了,败于上当受骗。据熟于掌故的灰五婶回忆,那一次他“发过一回疯”,“他那时也还年轻呢……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他说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疯子”的父亲是个不相信菩萨的人,他并不管束儿子,更不肯将儿子锁起来,结果人们采用灰五婶的丈夫(那时他还没有死)出的主意,将长明灯用厚厚的被子一围,漆黑漆黑的,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疯子”以为目的已达,就算了。其间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 ,这一回他却又“发作”起来。
此中的经验教训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后来说过的一段话:“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他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他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他自己却是决不妥协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用厚棉被一围之类就是旧社会让革新者“疯子”妥协的好办法,所以直到现在,青年顽固分子三角脸对这个办法还不胜感叹佩服之至;以态度强硬著称的另一个青年顽固分子阔亭本来是主张干脆除掉“疯子”的,到后来也承认采用欺骗手段乃是更可行的妙法,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然而“疯子”已经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不再上当受骗。鲁迅写道——
“你还是回去吧!倘不,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灯么,我替你吹。你过几天再来看就知道。”阔亭大声说。
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眼,使阔亭的眼光赶紧辟易了。
“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
老一套的骗术不再管用,“阔亭便立刻颓唐得酒醒之后似的无力”。不仅如此,“疯子”这次对于方头“吹熄了灯无用”的高论和阔亭“你没有法子”的威胁都坚决地加以驳斥,他严正而沉静地提出新的主张:“用别的法子来”——“我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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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子”再一次出来战斗了,现在他的水平已经比上一次大为提高,思想更加坚定成熟。他“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疯子”要诉诸暴力,于是就把阔亭、方头、三角脸、庄七光之流吓坏了,他们气急败坏地叮嘱看庙的老黑把庙门关紧,赶紧商量对策去。革新和守旧两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疯子”伯父四爷的客厅里,以郭老娃为首的封建势力决定用暴力手段对付“疯子”,将他囚禁在庙里的一间房子里,并很快付诸实施。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情节,至少在中国,首先采用暴力手段的历来是反动的当权者,于是革命者也不得不诉诸暴力。
上一次“疯子”受骗后就不再“疯”了;这一次则不同,他虽然身陷囹圄,却仍然高呼“我放火!”他“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悲愤而坚韧地坚持斗争。他终于认清了,暴力革命乃是唯一可行的手段。这原是万不得已、非常必要的事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远没有想到“放火”,他的斗争手段是说理,诉诸人们的理性和良知。在他看来,一部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大家“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现实如此严峻,而解决之道却很简单:只要大家去掉“吃人”的心思就行,“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只需跨出去一步就行——“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他苦口婆心地一再对“大哥”等人说,“你们立刻改了,从现在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即使对方反应冷淡,他也毫不气馁,同时又提出一个“救救孩子”的口号来,寄希望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只要大家去掉吃人的心思,世界就会变好,“人人太平”——这是启蒙主义思想;寄希望于下一代,以为到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长大以后世界就会变好——这是进化论的思想。《狂人日记》燃烧着炽热的反封建的热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这篇小说的思想底子无非还是启蒙主义和进化论。曾经有人认为《狂人日记》里有共产主义思想,又有人说,启蒙主义和进化论虽然都有,但并非鲁迅此时思想的主流,鲁迅乃是社会革命论者。这些说法恐怕都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不符合鲁迅的自我评估。鲁迅明确说过,当年自己“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在另一篇文章里鲁迅分析“五四”时代许多作家的思想道:“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这也正是鲁迅本人当时的思想。至于前期鲁迅的进化论思想,更是人们熟悉的了,后来他为了驳斥杜荃之流的攻击,直陈自己“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三闲集•序言》)。“五四”时代的鲁迅,情形确实是如此。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鲁迅不是自闭于象牙之塔中的高人雅士,也从不沉溺于苦思冥想,也不热衷于制造理论体系,他的眼光始终面向着实际。即使在相信启蒙主义和进化论的时候,他也早已明白无误地看出了现实生活当中有着与此不和谐的东西,并且不惮于将这些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之中,例如在《狂人日记》里,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的年轻人,迷信“从来如此”便是“对的”,他赞成人吃人。对此“狂人”慨乎言之道:“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地看我。”鲁迅虽然将责任归结到“娘老子”那一代身上,但他也并不无视青年人当中有情况比较复杂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笔下的狂人用“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这样疑似的语气来寄希望于未来,鲁迅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或者说可发展的基因已经可见端倪了。
在另一篇小说《药》当中,又有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跟在“花白胡子”之后大发其反对“造反”、攻击夏瑜“发了疯”的言论。鲁迅写这类人物特别提到他们的年龄,显然是充满了悲愤的。他认为这种事情是不应当发生的,是不正常的;然而他绝不忽略这种“居然”发生了的事情。事实上正是这一类活生生的事实不断地促进鲁迅对中国问题做更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并与时俱进地得出新的结论。所以夏瑜在狱中还不疲倦地向红眼睛阿义等人进行民主主义的启蒙宣传,而阿Q尽管很落后,对革命有种种想入非非的误解,却直觉地认识到必须有“板刀、钢鞭、炸弹、洋枪、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而且他又认识到既然百里闻名的老举人害怕革命,那么自己就当然拥护革命。阿Q有农民的质朴甚至是愚蠢,但他绝没有知识分子式的空想。鲁迅对于这后一方面显然是重视的。如果能把这样的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那是何等的好啊。
鲁迅一方面相信启蒙主义和进化论,一方面又怀疑它们,一时找不到新的出路,于是彷徨求索,奋斗了多年;到写《长明灯》的时候,鲁迅终于摸索出一点新东西来了。
他看出了启蒙思想的作用并不如先前想象中那么大。吉光屯的“疯子”曾经热情地从事思想启蒙,“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他说熄了就不会有蝗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而结果却是“全屯动了公愤”,他的启蒙运动宣告失败。所以这一次他另辟蹊径,带着“悲愤疑惧”的神情去叫门,打算“自己去熄,此刻去熄”,叫门不开,就准备“放火”。当他提出这样的非常激进的主张时,态度是沉静的。从悲愤疑惧到沉静,表明他的思想成熟了。闲话休叙,准备动手——这种貌似偏激的态度,却正反映了鲁迅本人思想的重大变迁。
鲁迅也不再无条件地寄希望于青年。在《狂人日记》和《药》里面,落伍的青年人都是个别的、特别予以指明的;而到《长明灯》不同了,一开场出现在灰五婶茶馆里议论纷纷的全是青年人,而他们所议论抨击的“疯子”倒是上了一点年纪。灰五婶说,“疯子”上次发作,“他那时还年轻呢”,那时阔亭庄七光等人“都不过是小把戏呢,单知道喝奶拉屎”,到现在才成为所谓“以豁达自居的青年人”。当然,《长明灯》里主要的顽固分子、决策人物,还是“年高德劭”的郭老娃和“疯子”的伯父等人,而阔亭庄七光之流同他们声气相通,甚至态度更为强硬。这样来处理人物,表明鲁迅已经对“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公式颇为怀疑。鲁迅当时在一封信中写道:“有些人物——甚至于是青年——的论调,简直是和戊戌政变时候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华盖集•通讯》)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阔亭等人不仅年纪比较轻,而且社会地位也并不高,他们走进四爷家去献策,还是“第一次走进这个不易瞻仰的客厅”,而“疯子”倒是出身于上流社会,他的祖父捏过印把子,做过实缺官,他的伯父是当今吉光屯上层社会的主要代表——然而他并不同他们一气,倒是一心要吹熄那长明灯!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最早觉悟的乃是知识精英,他们往往出身于社会的中上层。
《长明灯》的结局是“疯子”被关押起来,长明灯继续长明。鲁迅敢于面对现实,没有在作品最后拖一条廉价的光明尾巴。事实上,怎样才能毁灭旧中国这“黑屋子”,鲁迅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火与剑”说起来好办,真正实行就不容易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还没有提供武装斗争成功的事例。现实主义者鲁迅决不把那种只有在未来才可能出现的局面硬塞进自己的作品。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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