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的广泛参与，文学与市场、媒体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由此，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写作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入文学史，对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如何进行命名和解读，对某些约定俗成的概念如何进行合理的辨析，对表层的群体如何注意到其内部的复杂性，这些问题都可能受到当时社会氛围、大众媒体的影响，也就是说更多地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当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外部世界，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也不能忽略其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因此关注外部世界、对读者反应进行一定的评介是必要的。但值得警醒的是，由于当下的一些媒介运作，受到媒体和读者广泛关注的作品未必是文学性强的，也未必是真正反映时代特征的，即便是“纯文学”刊物和批评家所关注的热点也受到了市场的巨大影响，这就意味着在这种联系之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在文学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裂隙。在当下媒体发达、大众文化兴盛的语境中，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史写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现象的看取
　　
　　“70年代人”的创作，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热切关注和追逐，从最初的命名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历史。作为一个离当下不太近又不太远的文学现象，我们不妨借此来一窥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写作中的一些问题。
　　“70年代人”与“70年代后”、“70年代生”指称的是同一个群体。1996年第3期的《小说界》率先推出“70年代以后”，而后《山花》（1998/1）推出“70年代小说”，《芙蓉》（1998/4）推出“70年代人”，凡此种种。《作家》（1998/7）则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专号”，实际上，在“70年代人”的讨论中也往往只聚焦女作家。一般来说，当下被作为“70年代人”代表的，有卫慧、棉棉、朱文颖、魏微、戴来、金仁顺、周洁茹、赵波、盛可以、须一瓜、叶弥……在这个看似声势壮大的群体中，实际上充斥着矛盾与混乱。
　　1. 命名的尴尬
　　对于她们当中的许多作家来说，首先存在着身份归属的混乱。如果说“70年代人”主要是以出生年代为划分依据的话，其中却不乏60年代中期出生的，如叶弥生于1964年。实际上，“以年龄作为划分作家群的标准，是90年代平庸的文学产生的现象。……文学创作和年龄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一个30岁的作家和一个70岁的作家在创作的内在精神气质上可能非常相通，有时候同辈作家之间相差却非常大。”以代际作为划分作家群的标准，已经遭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下文学批评中仍然延续着这种划分方式，在没有更好的命名方式之前，“80后”又成为一个被默认的模糊群体。
　　如果说“70年代人”是对90年代后期崭露头角的，大致是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一种集体命名，主要是以出道时间为标准的话，当下的一些文学批评根据作家出生年代向这一命名的追加现象则又打破了这一标准。被作为“70年代人”代表的这些作家出道有早晚，有的早在1996、1997年即已闪亮登场，有的则在2000年以后才引起广泛关注。无论是2000年才重返文坛的须一瓜，还是2002年才步入文坛的盛可以，她们的作品从主题到风格都与卫慧、棉棉有很大差异，但在某些研究者笔下这些作家还是被混为一谈。比如盛可以，2002年盛可以在《收获》《天涯》《芙蓉》等国内一流文学刊物上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因而该年被许多文学评论家称为“盛可以年”，2003年盛可以获得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中性的名字、犀利的语言、泼辣的风格以及低调的作风，使盛可以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尽管盛可以错过了“70年代人”最热闹的年头，但却难以避免被划入这个与其创作无甚干系的圈子。
　　与此同时，这些作家还被划归到“新生代”中。王杰在《大众文化语境下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中概括说：“时至今日，新生代已经与寻根派、先锋派、新写实等命名一样，被中国的当代小说史所记录。就笔者的阅读视野而言，其成员大致包括韩东、朱文、鲁羊、李冯、李大卫、刘继明、何顿、毕飞宇、李洱、刁斗、述平、王彪、邱华栋、东西、鬼子、丁天、徐坤、林白、陈染、海男、张欣、卫慧、棉棉、叶弥、周洁茹、程青、朱文颖、金仁顺、丁丽英等，而且尚有不断壮大之势。”用施战军的话说就是：“只要是青年作家，而且他的写作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有所疏离，都有可能被扯入其中。”对于他们来说，同时跻身于两个群体，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悲哀。尽管这些作家的年龄层次、作品内容、文本风格都有差异，但在某一点上的相同使他们被拢在一个大旗之下，而这面大旗的阴影模糊了作家的本来面目，遮蔽了一些更有意义的特色。晓华也曾指出这种弊端，她认为：“在讨论江苏新生代作家时，人们也习惯地说叶弥、朱文颖，其实这两个人也没有相似之处。这种动辄大而化之的捆绑式阅读与批评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文学时代极其流行，所以尤其要加以辨析。”
　　2. 典型的取舍
　　“70年代人”在各类文学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卫慧、棉棉，由于她们的频繁亮相，很多人在一想到“70年代人”作家时，就会想到她们的形象，并且一谈到她们，就会唤起“美女作家”、“身体写作”这样的联想。卫慧、棉棉的崛起，无可否认是借助了媒体的炒作。卫慧在《上海宝贝》发行中的出位宣传，将出版社和编辑送上了风头浪尖，自己则在海内外瞬时名声大噪，而其作品也一下子洛阳纸贵了。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文学批评之所以广泛地注意到卫慧、棉棉，跟媒体的炒作、大众的狂欢是分不开的。
　　媒体的这种庸俗的、嬉戏式的、夸张化的关注，也影响到了文学评论界，某些批评家对她们的评论也是不够严肃和审慎的。尽管卫慧、棉棉作品的主题在其他同时期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她们的文笔也谈不上比其他人高明许多，但这种“盛名”使得她们得以成为“典型”而进入文学史。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大众传播学家拉扎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授予地位”的社会功能，它对任何事物的肯定性传播，均能使后者“合法化”，并能使其重要性急剧上升。其实，不只是肯定性传播，即便是否定性传播，也照样会提高其重要性。当下某些写到卫慧、棉棉的文学史尽管没有给她们过多正面的评价，但至少使她们的名字得以留存在文学史之中，而同时期一些文学成就更高的作家，则连区区几个字都得不到。这种趋势下，一些更有创作实绩的作家很可能会湮灭在文学史的长河之中了。
　　卫慧、棉棉的做态被作为重要特征来概括一代作家，近年出版的某些文学史在论述到这个所谓的作家群时，重点分析的作品也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像卫慧那样疯狂》。事实上，这个群体中不少作家的作品都写出了异于卫慧、棉棉的非都市的主题和情感，比如魏微的乡村温情书写，须一瓜借案情对人性的深入挖掘，盛可以泼辣犀利的底层写作……但这些作家们复杂、深刻的精神指向，往往被“时尚女性文学”的标签遮蔽了。魏微说：“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70年代出生’，就是酷、做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更多的‘70年代出生’被掩埋在这面旗帜下。”作家对归类的拒绝，不仅仅是特立独行的姿态，更多的是对这种现象的质疑与反省。
　　
　　二、问题的探讨
　　
　　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首要的出发点便是弄清基本的文学史实。不言而喻，并非每个文学现象都有文学史意义，文学史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穷尽所有的文学现象，这就需要进行选择。什么样的史实能够进入文学史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这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初步问题，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大众媒介高度发展的时代，每年登载、发行的文学作品难以计数，研究者必然有一个选择的过程，除了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之外，很多研究者恐怕没有时间将重要作品一网打尽，因而媒体或者读者的关注有时反而是促使作品进入研究者视野的重要因素，从而影响了研究者对文学史实的辨识，也间接影响着其文学史观的形成乃至文学史的书写。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前面引入“70年代人”这一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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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固然有独立判断的意识，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恐怕其对文学现象的选择以及文学史观的形成都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稍不留神便可能被左右。并且，这些因素与以前的政治因素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的丰富与活跃甚至更具迷惑性，因此也更易于产生破坏性的后果。由上述现象引发，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辨析文学史实阶段，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对所谓热点的警惕与辨析。在这个商品经济的时代，由于媒体的参与，大众传播影响的加剧，许多文学作品的走红与其说是文学热点不如说是商业热点，诸多概念也由于大众媒体的滥用而变得模糊不清。关于“70年代人”这一群体的混乱，或许不能仅仅指责大众媒体的掺和，实际上某些“纯文学”刊物的编辑、某些批评家也参与了这场共谋。一直以“始作俑者”身份自居的《小说界》杂志副主编魏心宏，在不同场合谈到该栏目创立的问题时指出，推出这个栏目的初衷非常单纯，首先就是为90年代以来“无主潮”、“缺少亮点”、“缺少大突破”的当代文坛推出新人。1998年7月《作家》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事后该专号的策划者宗仁发（《作家》主编）、李敬泽（《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施战军（评论家）谈起筹划经过时称，它缘起于一次有“密谋气氛”的谈话。虽然在这次谈话里，他们特别推重男作家丁天，称他以优秀的创作为“70年代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使不会有太多的人对所有的“70年代人”嗤之以鼻。然而，在最后出专号时，他们仍抛开了他，以清一色的女作家冲击文坛。这种选择很难说没有“纯文学”刊物求发展的市场化考虑。可见，人为地制造亮点、热点，甚至不惜偏颇，是这一现象缘起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然而，当这些编辑、批评家本着对文学的责任，想要挽救这一偏向时，形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们所能掌控的范围。出版社、网络等大众媒体的迅速跟进，使善于把握机会的某些作家以媚俗化的表演占领了这个舞台。而“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这样一些概念也被滥用，模糊了其本来的意义。对于这样的文学现象和概念，文学批评在谈到这些所谓的热点时就需要不是仅仅停留于现象描述，而要进行一定的溯本清源，否则表面客观的态度既无法对这类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且还会造成文学批评的混乱；在进入文学史的书写阶段时，也应分析并表述清楚其中的非文学因素，对于理解文学史实来说，背景与过程的意义绝不亚于结果。
　　二是对共性与个性的辨析。文学史不可能包罗一切文学现象，对现象的选择非常重要，同样，对某一流派、思潮特征的概括也不可能涵盖每个作家的个性。对于群体的划分和特征的概括，是认识一个时代文学历程、创作特色的有力方法，但这种普遍特征的总结需要格外谨慎，特别是不能以某个阶段的片面特殊性涵盖历时上的一般性。比如，在谈到“70年代人”这批作家时，批评家最乐于引用卫慧、棉棉的话来显示她们的创作态度和意旨，实际上，这两个人是否真的能够代表其他人还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最初的喧嚣掩盖了深层的差异，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支队伍的成员发生了变化，当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时，再以吸引眼球的多寡当做特征鲜明与否的标准，或者以一时的特征来涵盖全部，自然不能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了。当前在一些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就是以引起众多关注的某些作家作品的特点来概括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这种概括表面上看来醒目、新鲜，但实际上却并不真正具备概括性，在文学史写作中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当下的浮躁环境对文学史观的影响也值得我们注意。文学史观的指引是文学史写作中的另一重要问题，文学史实与文学史观有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文学史实是促成研究者形成文学史观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学史观又指导着文学史实的选取与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经历了几种不同的文学史观，进化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的等等，文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史的倾向和特色，从纵向上来看这种变化尤其明显。但当下某些文学史写作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史观，许多研究者要么追逐着别人的标准，要么使用着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的标准，更有等而下之者几乎从来不考虑标准不标准的问题。由此，他们无法排除所谓热点的侵扰而随波逐流，也就出现了什么热闹写什么，出现了写事而非写史的情况。
　　在强调史作者文学史观的独立性与原创性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问题，即个体标准的合理性。应当允许并且欢迎多元化的评价，但是，当下评论界在注重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一是，某些批评家为了赢得名誉、利益，故意哗众取宠、“酷评”；二是，当下文学评论界大量关注个案的评价中，掺杂了过多的个人主观因素，批评家与某个作家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批评和判断（这从现在的种种年度经典选本以及奖项评选中也可见一斑，许多并不优秀的名家之作混居其中）。尽管在受到人情干扰的批评家看来，这种妥协是勉为其难的或者是暂时的，但经典的选择是文学史写作的初始阶段，一方面，我们很难期待有这样选择的批评家会写出客观合理的文学史，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为以后的文学史写作增加了难度和混乱因素。在欢迎批评多元化的同时，是否对于文学本身还应该有一个相对客观而统一的标准？无论在怎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些事物的本质特性应该是永恒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独立意义。
　　 严肃文学刊物在当下的生存的确是艰难的，但这不能成为编辑媚俗的理由；对文学现象做出及时而合理的判断的确是有难度的，但这并不能成为评论者嬉戏式批评的借口；文学史写作的确是与现实环境紧密相关的，但史作者不能因此便丧失应有的警惕。当文学作品的诞生、文学现象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大众媒体的传播，越来越与市场相结合时，文学史会不会更多的成为借力文学作品的思想史，而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唐?先生本着审慎的态度曾经说过“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提醒和警告。事实上，不仅沉淀下来的文学史实应该进入当代文学史，那些正处于进行时中的当下写作也非常有必要被及时纳入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如果研究者能够运用史家的眼光和标准及时对当下种种现象加以整理和辨析，以独特的、敏锐的历史意识加以概括和叙述，这对于作家、读者以及相关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无疑都是极有意义的，这样的文学史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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