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作为“破冰斧”
　　
　　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的作品流传广泛、被谈论得极其频繁、影响到的人不计其数，还在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在遭遇困境时，就会自然地想起卡夫卡，并意识到他作为一个预言者和先知的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述“我们所需要的书，必须能使我们读到时如同经历一场极大的不幸；使我们感到比自己死了最心爱的人还痛苦；使我们如身临自杀边缘，感到因迷失在远离人烟的森林中而彷徨——一本书应该是我们冰冻的心海中的破冰斧”，卡夫卡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利斧，能让陷身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真切地意识到自身欲罢不能的“结构性”困境（比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被制度所“异化”等）。美国诗人、剧作家奥登(W. H. Auden)评价卡夫卡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曾获得布拉格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长期担任公司职员。他的作品都是在业余完成的，他写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写东西是他解决心灵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他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全部烧毁其作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共九卷。其中八卷中的作品是首次刊出，引起文坛轰动，在西方掀起了一阵“卡夫卡热”。他短暂的一生给后人留下的主要是三部未写完的长篇小说《美国》（1912-1914）、《审判》（1914-1918）、《城堡》（1922）和以《变形记》《判决》《饥饿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几十部中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私人信件、日记。
　　卡夫卡一般是和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贝克特等人一起被人们谈论的，他们都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派文学发端于19世纪晚期，兴盛于20世纪前期，是西方继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又一重要文学形态，多用变形、扭曲、实验性的手段来表达人类的现代性困境，分支流派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卡夫卡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的作品的色调似乎总是灰色的，揭示出人类普遍的孤立和疏离，展示人如何在世界的迷宫中找不到出路，只剩下迷惘和绝望，以及屈从。
　　卡夫卡本人对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兴趣，他曾经接触过《中国抒情诗》一类的读物，在他的作品中，更有不少对中国的想象，如他有一篇小说名字叫《中国长城建造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也曾经出现过“卡夫卡热”，他的作品对中国的先锋派作家马原、余华、格非、残雪等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时至今日，卡夫卡仍然是在中国被谈论得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
　　
　　一次发生在想象里的失败交涉
　　
　　《骑桶者》是卡夫卡的一个短小精美的短篇。《卡夫卡文集》中有大量这样的短小的叙事片段，它们应该都是卡夫卡随兴之所至的产物，对于他来说，这些片段的产生反映了他彼时彼刻的感触和心境。
　　小说写于1917年寒冷的一二月间，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最艰苦的一个冬天的真实情况：缺煤。一个穷得买不起煤的人想去向煤店老板借煤，他不是拎着煤桶走着去的（像惯常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而是骑着煤桶飞着去的。结果可想而知：他没有借到煤，反而被煤店老板娘的围裙扇到了冰山区域。
　　小说对一件悲惨的冻馁事件做了冷峻的幽默处理。叙述语调谈不上严肃，相反带有一点冷幽默的感觉。如作者注意到的细节：“火炉里透出寒气”；作者使用的比喻：“天空成了一面银灰色的盾牌，挡住向苍天求助的人”；煤桶骑士的自我宽慰：“在十诫之一‘不可杀人’的光辉照耀下，也将不得不把一铲煤投进我的煤桶”；设想骑桶飞翔这样一种方式；结尾被妇女的围裙扇走等。这些地方，都有一种很辛酸的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在。
　　小说主人公煤桶骑士像卡夫卡小说中惯常的主人公一样，是个畏缩的小人物。他战战兢兢，自怨自艾，面对一个强大的世界全然无力。他选择飞翔这种方式是因为他害怕失败，所以他飞着去，并且随时准备撤走，而且他的要求是最卑微的（“一铲最次的煤也行”，“如果你们给我两铲，我就喜出望外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和煤店的人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接触，整个借煤事件显得很不真实，仿佛是借煤者本人的一次妄想症发作的结果。
　　这篇小说延续了卡夫卡小说一直在言说的主题：人与世界的不可通融性。这是一次借煤的失败，也是一次交流的失败。但卡夫卡并没有谴责什么，他的小说不指向“阶级斗争”这样的奋发有为的主题，而是暗含了一种内向的自省：交流的不成功是否有可能是因为交流的方式有问题？而交流方式的不恰当难道不正是交流者自身的性格弱点导致的吗？借煤的失败不是正面交涉的失败，而是因为借煤者选择了飞翔的方式，而如果煤店老板并没有确切地看到你，听到你，他们没有借煤难道有什么值得责怪吗？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借煤”看作是发生在作者想象里的一件事，这件事强调的不是煤店老板（娘）的狠心，而是借煤者对世界的畏惧。
　　小说最后一句视点的变化意味深长。小说的叙述人一直是“我”，都是从“我”的视角来写的，但在“我浮升到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不复再见”的这一刻，小说的视点其实已经从“我”转化为地上人的视点。“我”每天都可以见到自己，不会永远消失，只有从地面人的视点来看，“我”才会永远消失。这个“永远消失”有点像赌气的孩子，而这个视点的转移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我”彻底弃绝世界、与世界割断联系的暗示。
　　
　　轻松跨越“幻想”与“现实”的边界
　　
　　卡夫卡在小说发展史上最大的贡献可以说便是重新处理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小说究竟是不是应该写得像现实一样让人信以为真？虚构在小说中应该如何有效地伪装起来？这些问题曾经一直困扰着小说作者。米兰•昆德拉把卡夫卡的小说比喻为“梦的呼声”，他说：“19世纪沉睡中的幻想被弗朗茨•卡夫卡突然唤醒了。卡夫卡取得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但他们自己从未真正取得过的成就：梦幻和真实的融合。实际上，这是小说由来已久的美学抱负，诺瓦利斯曾暗示过，但它的实现却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世纪以后唯有卡夫卡发现的炼金术。卡夫卡的巨大贡献并不全在于他跨出了历史发展中决定性的一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出人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看到在小说这块场地上幻想能像在梦中一样爆炸，小说能够从看似难以摆脱的逼真性要求中解放出来。”在这之前，并不是没有作品处理好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但只有到了卡夫卡这里，这种行为才被提炼为一种小说史理论。正如博尔赫斯在他的《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一文中所说的：“这些例子的每一个或多或少都具有卡夫卡的特色，但是如果卡夫卡根本没有写，我们就不至于觉察到他的特色，也可以说，特色根本不存在。”而卡夫卡跨越现实与虚构的门槛似乎那么简单，仅仅用了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在《骑桶者》这篇小说里，卡夫卡虚构了一个“骑着木桶飞翔”的形象。这是小说的一个核心情节。飞翔本来是一件浪漫和美好的事情，但在这篇小说里，飞翔却成了一个让人心酸的举动，因为它的目的是去“借煤”。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谓的用“轻”来化解“重”的文本。缺煤，寒冷，乞求，这都是一些沉重的主题； “飞翔”则是一种很轻灵的举动。在这里，“轻”中和了“重”，让作品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而且让作品的层次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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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想，如果作者用一种沉重的笔触写主人公拎着煤桶去借煤，被拒绝，作品可能会是惯常看见的“控诉型”的小说：主人公是值得怜悯的，煤店老板（娘）是值得谴责的，作者和读者的态度都是同情主人公的，这样作品的内涵和指向就比较单一。而现在这样用“轻”来处理“重”，则使每一方都有两个或更多的层面：主人公的处境是悲惨的，但他同时又是自嘲的，对自己的处境有清楚的认识，他畏缩，自卑，惶恐，是一个立体的人；煤店老板娘是否值得谴责也变得不确定了，因为她是否真的听到了借煤者的吁求是不确定的：飞翔的方式避免了她和借煤者的正面接触；作者的叙述表面上是冷静的，甚至是冷嘲的，但内里却有深切的同情和感同身受，而且，他的表达目的不再限于具体事件，而是凸现了爱与沟通的匮乏和一种心灵的饥饿；读者不是被一味的沉重压住，而是体味到一种“含泪的笑”，关注到主人公自身的惶恐，甚至可以上升到“人与人无法沟通”这样的形而上的层面。
　　“骑桶飞翔”这个情节使小说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完全区分开来。“借煤”这个最现实的问题被虚化了。借助于“飞翔”，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还是仅仅只是在幻觉里进行。作者在文中暗示了“借煤”的幻想性：“‘不能马上’这两个词多么像钟声啊，它们和刚才听到的附近教堂尖塔上晚钟的声响混合在一起，又是怎样地使人产生错觉啊！”而紧接着，错觉果然被证实了，老板娘说：“什么也没有听到，只是听到钟敲六点。”这一细节将借煤事件彻底置于一种似真似幻的氛围中，让人怀疑它只是发生在幻觉里。
　　《骑桶者》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小说处理虚构的特点。主人公对幻想与真实边际的跨越是直截了当、不容分说的。木桶说腾空就腾空，一点准备也不给读者，就像《变形记》中主人公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大甲虫一样，都是顷刻间的事。它让读者直接面对这种幻想的现实和结果，丝毫不需要铺垫。当然，木桶的腾空仍有其现实性以及心理逻辑的真实，它是木头的、空的，它太轻了，同时它承载的其实是人类最可怜和最基本的希求和愿望，是匮乏时代的象征。而木桶空到可以腾空的地步也可以看作是用一种夸张的手法写极度的匮乏。
　　和博尔赫斯一样，卡夫卡并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拟、再现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作品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不要这种“表面的真实”，而要揭示“内在的真实”（以绘画为例，在卡夫卡看来，照片是最不真实的，而毕加索则是最真实的）。同样和博尔赫斯相似的是，卡夫卡总是把虚构自然地嵌入现实之中，仿佛天然如此。他的故事从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但有相当多的细节描写又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他对生活细节、场景细节、生理活动等的细致描写绝不亚于现实主义作家。从《骑桶者》中对骑桶者细致的环境、心理、语言描写，可以印证这一点。著名的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指出：在卡夫卡的笔下，“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必须明白，没有这种恰恰在次要细节中显现的现实主义的‘比比皆是’，则对我们总体存在中所产生的魔幻的不断召唤，就会把梦魇降低为一种牧师的说教。所以卡夫卡作品的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卢卡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细节上的现实主义基础，卡夫卡的小说就会变成与传统寓言一样的说教，故事本身由于缺少形象的生动性、完整性而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理念的附庸。借助细节上描绘的精确性，心态上的逼真酷似，卡夫卡的作品能让人产生一种心理上的真实，一切都变成了现实的，可触摸到的，与我们息息相关，甚至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系教师
　　（责任编辑：水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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