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做过渔民和工人的王拓，是台湾著名的乡土作家，其小说创作以融合闽台方言的运用著称，以此形成他艺术个性的一个特色。他的小说名篇《车站》中的主人公“妻子”也是一个娜拉——另一个娜拉。这是继白先勇小说《黑虹》的妻子耿素棠之后，又出现在祖国宝岛的一个离家出走的妻子，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的妻子。《黑虹》发表于1960年5月的《现代文学》，《车站》刊载于1977年5月的《中国时报》副刊。时隔十七年，物质丰富，经济起飞，两极分化，精神贫乏，道德沦落，仍然有海峡彼岸的娜拉在出走，可以看出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正是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的一种悲剧。
　　两篇小说都有出走的娜拉，但题材和主题却同中有异，代表着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在大学时代就主编《现代文学》的白先勇，很早就受过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有较强烈的现代文学意识，又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熏陶，因而他既能融现代于传统，又能融传统于现代，是一位善于继承传统，又善于借鉴现代的小说家。而王拓则是一位台湾本土作家，他跟大陆来台的第二代作家不同，是地地道道的乡土派，1944年出生于基隆市郊的一个贫穷偏僻的小渔村八斗仔。他曾为“美丽岛事件”坐牢五年。穷苦家庭和政治经历的磨练，使他关心社会疾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他认为文学创作应该面对穷苦大众的生活，“反映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人的生活辛酸和愿望，并且带着进步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人和事，为我们整个民族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而奉献最大的心力”①。出自这种文学见解，于是有了作家的小说集《金水婶》《望君早归》，有了作家的中篇小说《妹妹，你在哪里？》，有了在狱中创作的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和《台北，台北！》。他是在《纯文学》杂志发表处女作《吊人树》而开始走上创作之路的；在《文季》发表《炸》已见出其小说创作的成熟；在《幼狮文艺》发表代表作《金水婶》则奠定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白先勇的现代派小说名作《黑虹》相对应，王拓的《车站》却是一篇乡土派小说名作，旨在揭示人物的现实冲突和现场反应，展现典型的生活镜头，跟白先勇《黑虹》的主题一样，也是在表现社会底层小人物没有爱情的婚姻所造成的家庭悲剧。作家反映的镜头主要是集中在“车站”，一对苦难夫妻现场反应中的矛盾冲突，大吵大闹。而且这一对小人物小夫妻，竟“小”到丧失了自己的姓名，只有“她”和“他”的尊称。
　　《车站》和《黑虹》里各自的妻子，都是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她们都在没有爱情没有幸福的破碎家庭变成了生产的工具，都已经是有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了，都在丈夫、孩子、家庭的多重生活重压下挣扎，都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抗争。而且两篇小说都在写中国娜拉的出走夜奔，写青年女性命运的“晚景”，写黑夜孤独的走投无路。《黑虹》的意识流运用的是远镜头的扫描，“移步换景”“意随景迁”，一幕一幕把人物短暂一生的往事闪现出来，概括人物悲剧的一生。《车站》的现场演示用的是近镜头的聚焦，时而辐射，时而亮相，又把人物的生活遭遇浓缩在一个焦点，归结人物一生的悲剧。其中也有“情随景移”，也有幻觉、梦境的闪烁，也有心理、意识的映现。而辐射的焦点，表演的舞台，就是车站。她带着幼小的孩子，流落车站，何况“淡水这地方，过了十点钟，路上行人就很稀落了。何况还下着雨，整条以公路局车站为起点而展开出去的街市，就那么寂寞地躺在湿冷的雨夜里，显得很萧瑟了”。秋风秋雨，秋夜秋景，构成人物活动其中的悲秋悲情的车站舞台的一种氛围，一种环境，一种背景。妻子拉扯三个小孩，以洗衣打工为生，连手指头都洗烂了，日无温饱，经不起丈夫的拳打脚踢，来到车站，哀哀无告。她在车站只是盲目地躲避着丈夫的暴力和破碎的家庭，躲避着周围黑夜的秋风秋雨，何去何从？归宿何处？她不知道。丈夫被裁员在家，精神苦闷，生活贫困，无法养活“一家八口”而借酒浇愁，打骂妻子出气。家庭悲剧，就在丈夫追赶来到车站再现，就在夫妻冲突吵骂声中重演——演出的是一个车站的“独幕剧”，情节主干，人物形象，主题寄托，都有搅动人心的表演。作家以细腻锐利的笔触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浓墨重彩的渲染把微妙的心理活动和生动的现场反应凸现于车站舞台，让夫妻吵架的语言、情态、动作，及其心理性格都尽情表露出来，发泄出来。不满，怨恨，控诉，响彻车站内外；夫妻对立，怒火燃烧，苦水涌流，充塞秋风秋雨秋夜。
　　大男子主义的丈夫，来去匆匆，急切，焦躁，命令式，大发脾气，火山爆发，最后是破罐破摔，自暴自弃。其心理性格，好像是置于聚光灯下，一下子把人物形象照亮起来的，一下子把吵架“三部曲”表演出来的。吵架由丈夫引起，主角是丈夫，但写的却是妻子的命运。人物的心潮起伏，感情变化，声调高低，动作粗细，都伴随深秋夜雨的节奏，使“三部曲”不断升级——由责怪，到吵骂，到决裂，都能见出夫妻的心理变化层次和性格发展历程。可以欣赏一下车站“独幕剧”的台词对唱。丈夫一赶来车站，就冷不防地责问：“你到底要不要回家？”开始语气还是抑制的：“你讲话呀……”接着是：“你到底是什么心意？”后来，就气粗了：“你娘哩，哑巴也会嗳一声！”但又强忍着，叹气着，哀求着：“我们回去吧！”——“天这么暗了，孩子都睡了……”这一心理层次，可以看出丈夫正关心着孩子，正离不开妻子，还有底层社会小人物所固有的真情实感。原来沉默的妻子，则针锋相对，先是“我受不了”，接着是“我不回去”，再是“我——怨恨你”，后来是奋起抗争：“你心情不好就可以喝酒打人，那我呢？我心情不好怎么办？每天背了小孩出去替人洗衣服，指头皮都磨出血来，回来还要煮饭、扫地，碰到你心情不好喝了酒，还要被你打……我是欠你？”她控诉：“你怎么把孩子的奶粉钱也拿去喝酒呢？讲你一句，你就起脚动手，拳头母那么大。我不是前世欠你的债，要被你这样糟蹋！”而当进入第三个心理层次的时候，已经是最后决裂了：“你要走就走吧，看是要离婚或什么的，都由着你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讲。”说着男人转身就大步跨出车站，走进大街，消失在秋风秋雨秋夜里。这时作为妻子的对应心理和现场反应是，“她的心突然地，空了”。雨仍在下着，“街上飘来淅沥淅沥的雨声，像一首单调的、内容空洞的音乐”。秋风秋雨愁煞人，愁得她一直“神情木然地望着深黑的夜街”，“像在做梦一样”，怨恨的眼泪不停地流了下来。她那充满秋风秋雨的内心世界是复杂的矛盾的，也是充满了黑夜的冷酷与绝望的。车站反目，一怒一恨，都有各自个性化的痛苦语言，用的都是最能表达感情的乡土语言。对话干净利落，形象生动，流动性强。丈夫性格重在写“蛮”——自说自话，专断自信，为己开脱，出口伤人，盛气凌人，脏话连篇，这就把一个霸道丈夫的漫画形象勾勒出来了。妻子性格重在写“柔”，通情达理，多讲事实，据理力争，自有分寸，让人听到潜台词，听到画外音，一口闽台方言表达的是恨铁不成钢，表现的是为人妻者的挣扎与无奈，活画出一个勤劳、善良而被迫出走的娜拉形象来。《车站》小说情节的推展，人物性格的刻画，思想主旨的揭示，主要是通过人物对话的现场反应来完成的，其表现手法和艺术成就，即在于对话描写。
　　小说题名，意蕴深远，立意不凡。车站，是旅途迎来送往的场所，是人生之路转折的象征。作家在艺术构思中，借“车站”作为情节的依托，表演的舞台，主题的载体，本身就含有哲理意味。因而情节拓展，到了结尾，突出的还是“车站”——悲剧舞台。“夜很深了，车站里的灯也熄了，一个人都没有。周遭死一般的安静。”深夜旅客都走光了，就只剩孤零零的妻子，一个彷徨迷惘的中国娜拉，和手中小孩的哭声，非常凄凉。妻子正在她人生的“车站”选择命运之路，但她孤立无援——“他这么狠，说走就走？”“要离婚？” 把她扔在车站。哪里是她的活路？茫然四顾，一片黑夜，秋雨笼罩。背上的孩子冷饿交加，“哭声在静寂的夜里显得特别响亮”，而“她的奶水已经干涸”。尽管她忍不住要“带着一种希盼的心情，把眼光盯向空茫、黑暗的大街上”，“声音疲弱”地唱着“小宝乖啊”，但唱着唱着，声音却哽住了，黑夜中的孤单，秋雨中的无助，噩梦中的恐惧，又使她伤心地哭起来。本来，小说写到这里，已经是结尾了。但作家似乎还言犹未尽，觉得在艺术上还缺少点什么，就在结尾处再派生出一个结尾，于一波三折中再起波澜——在心理意识中，又闪出一个梦象，一个幻觉，再亮出一点人性闪光，一朵耀眼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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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先勇《黑虹》里的耿素棠，其夜游瞎走瞎撞的命运之路，是走到哪里就意识流动到哪里，一路“移步换景”，“意随景迁”，见到什么就联想什么。有一系列梦象、意象的组合，有一连串心境、意境的连接，又不断分割，不断汇集，隐现明灭，扑朔迷离。王拓《车站》里的妻子，也是在命运之路盲目夜游，停留车站，心理意识则凝聚为一个焦点，不仅作出“吵架”的辐射，托出家庭的悲剧，而且作出“梦幻”的辐射，带出更加可悲的绝望喜剧。当她哄着嚎哭的小孩，以“希盼”的心理盯望夜街，竟会把一个从黑暗中走来的人影误认为丈夫，“感到一种暖暖的安慰”，“心里漾着胜利的喜悦”。但又“忍不住要装着没看见他”的样子，却又“仔细听着他的脚步声，心里一步一步数着他与她的距离”，情不自禁地以喜悦的声调对小孩唱道：“小宝乖乖，不要吵啊，爸爸来接你回家……”悲剧走到这一步，说明绝望的妻子还是充满希望的，为了孩子，还是原谅丈夫的，愿意和好的。然而，出人意料的结尾，带来的却是事与愿违的幻灭——那走来的并非丈夫！“她的心蓦地一沉，沉到冰冷的潭底”。但比起遇到坏人的耿素棠，她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她遇到的是一位好心人。但她梦幻中一点也不迷醉，不像酒醉的耿素棠那样失去理智而委身于陌生人的路边野合，而是清醒得多，警惕得多。当陌生的好心人关心地问她：怎么还不回家？怎么一个人带了孩子在这里？跟你丈夫吵架了吗？她只是“眼泪不住又潸潸地流了下来”，以至“抽抽搭搭地哭出声来”。但当陌生人轻轻拉着她说“你总不能在这里坐到天亮呀”，她则“心里一惊，止住了哭，退后一步，把孩子紧紧抱在胸前”，说“免了，我就要回家了”。陌生人最后只得说“你不要怕，我是好意的，你可以和我女儿睡一个房间”；听到她说“我真的要回家”后，才又轻松地说“好，如果这样就好”，放心地走了。空荡荡的车站又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了。四周太寂静，黑暗中似乎藏着无数只眼睛在窥视着她。但在极端的恐惧中，她跟耿素棠一样，心理意识仍在绝望中奔流，流向家里，想到失去母亲的孩子。耿素棠是在投水自尽“快要冷死了”，还在为家里三个无人照管的孩子着急：“天快亮了呢，唔，冷！小毛的奶还没有喂过”——“可了不得！床底下那桶尿片不晓得臭成什么样子了……”而车站的妻子则“忍不住又想到另外两个大的孩子，在家里，半夜醒来找不到妈妈……”
　　耿素棠从出走到死，更多表现在对丈夫的反叛，甚至她的迷醉失足，任人淫乐，意识中也是对丈夫的一种报复，临死之前还大骂丈夫“像头老虎狗”而哈哈大笑。《车站》里妻子的出走虽也是一种反叛，但她有更多的犹疑，还带上最小的孩子，而且也只是出走到车站为止。如果她真的像对陌生人说的要回家，那她的反叛就不如耿素棠彻底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说过：“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②耿素棠的出走是悲剧人生的终结，因为她出走之后无路可走，又抱有“再也不能回去”的决心，虽醉后失足，实际表现却不愿做妓女，鲁迅对娜拉所言两条路她都拒绝，所以必然是走向绝路。而《车站》里的妻子是不愿堕落，不会像耿素棠那样醉生梦死，自暴自弃，是一个连好心的陌生人都要提防的纯净女性，所以在两条路之间，她只好选择“回来”。即如鲁迅分析的：“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③如此看来，车站并没有成为妻子命运之路的转折点——在秋风秋雨的夜游中，在孤独无援的迷惘中，她无法由人生的“车站”转乘奔向新生活的班车，只有“回家”，走回归路。回到家里，生活依旧，悲剧重演，仍然要在借酒浇愁的丈夫打骂中，靠洗衣服为生，哪怕是把手指头洗破洗烂。中国娜拉，有耿素棠不归路的结局，也有洗衣人妻回归路的结局。王拓和白先勇，《车站》与《黑虹》，创作构想在此，主旨意蕴在此，艺术价值在此。
　　作者系华侨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 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见《乡土文学讨论集》。
　　②③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北新书局，1933年4月版。
　　

• 阮温凌： “车站”之旅：娜拉出走的回归路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