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作家罗伟章,出道以来就将叙事目光沉淀在“底层”,表现出了独特的叙事选择和价值倾向,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发表于《人民文学》(2006年第9期)的中篇小说《奸细》秉承了他一贯的叙事风格,将笔墨伸向了高中教育这一“底层”领域,抓住高中教育中存在的“掐尖儿”现象,反映了高中教育存在的诸多病象,是近年来描写教育题材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小说发表后不久就被《小说选刊》(2006年第10期)转载,并获得第四届人民文学奖,足见其艺术魅力。笔者认为该小说的成功在叙事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非主体现象叙事焦点的深度透视和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的悲悯情怀。
一、非主体现象叙事焦点的深度透视
“底层”世界看似平淡无奇,却是一个“传奇性存在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中,在于普通的、日常的生活之中”①的世界。因此,对“底层”深刻而准确地把握,不仅是一个优秀作家必备的才华,更是一篇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志。
罗伟章的小说《奸细》将目光投向高中这一“底层”,讲述了 “掐尖儿”现象中一个老师充当“奸细”出卖学生赚取好处费的故事,透射出无比深刻的艺术震撼力。“掐尖儿”就是挖别校的尖子生,是高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从教育的主体性上讲,它是一个非教育主体现象,是高考的伴生物,本身不具有教育的本质和力量,然而不可否认,正是这一非主体现象,在目前不但成了高中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成了严重影响高中教育健康发展的不可小看的一股暗流。有过从教经历的罗伟章,深知其中的利害,因此将叙事焦点敏锐地集中在这一现象上,对高中存在的“人钱交易”等病象进行了深度描写,并对“掐尖儿”的成因、“掐尖儿”造成的学生心理的扭曲和异化、师道的缺失和蜕变等问题做了深刻探讨。可以说,这一叙事焦点的选择,使得《奸细》成了一个非常的文本。
首先,透过“掐尖儿”这一非教育主体现象,我们看到了高中教育中因过度追求利益而存在的“人钱交易”的非常景象,使文本具有了拷问教育本质、探求“掐尖儿”成因的叙事深度。自古以来,教育都是一项清贫但受人尊敬的事业。教育是将人培养成文明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其本质是神圣而高尚的,与世俗利益不沾边。然而曾几何时,教育成了赢利的事业,尤其是当高中教育演变成事实上的高考教育,与实际利益挂上钩,其本质就发生了变化,变得不再那么神圣和有尊严。“掐尖儿”是高中教育盲目追求利益产生的一个怪胎。“掐尖儿”现象虽然是高中教育中追求利益的个案,但正是这个个案,使我们看到了高中教育盲目追求利益所面临的困境和危险。“尖儿”是学校金字招牌。“尖子生就是学校的活广告,每年高考过后,只要有人上了北大清华,就扎一辆敞篷彩车上街,还由学校出钱、以学生的名义去电台和电视台点歌,同样由学校出钱,以学生的名义去显眼气派的酒楼大办宴席,说的是谢师,其实就是打广告。这么闹腾一番,等到秋季开学的时候,生源滚滚而来,财源也就滚滚而来——不仅学生多了,因考得出众,书费学费也就水涨船高。如果没有这样的尖子生,那情景就惨淡了。”②既然尖子生有这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乎到学校的兴盛与存亡,“掐尖儿”就理所当然。“尖儿”是学校的隐性财富。正如小说中写的那样,像张泽君、谢家浩这样的“尖儿”毕竟是少数,不可能成为大多数,而且在短期内也不可能“生产”得出来。怎么办?只能去“掐”别人的。然而各个学校都将“尖儿”视为宝贝,于是只好不惜重金诱惑和收买。这样做尽管不道德,而且还要贴进去很多钱,但这点损失比起“尖儿”考上了清华北大,吸引来的大批学生,就是小损失,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尖儿”就是隐形的财富。“尖儿”是教师的荣誉,校长的政绩,家长的大学。社会要升学率,家长要名牌大学,老师要荣誉和利益,校长要升迁的政绩,至于你是掐来的“黑猫”还是自己培养的“白猫”,只要你考上大学就是只“好猫”,就会使大家皆大欢喜。正因为如此,高中教育中存在着“人钱交易”的“掐尖儿”现象。小说选取这样一个叙事焦点,就是想通过这一现象拷问高中教育的本质何在,从而使文本具有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叙事深度。
其次,透过“掐尖儿”这一非教育主体现象,我们看到了高中教育中存在的畸形竞争的怪象,使文本具有了展示尖子生扭曲心理、揭示教育不公的叙事力度。“掐尖儿”能给学校带来巨大利益,因此导致许多中学出现了采用“掐尖儿”等不正当方式互相竞争的怪象,严重影响了高中教育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它带来的很大的负面影响更是不能小看。小说在叙述“掐尖儿”现象时,着力展示了尖子生的种种非常的表现。如尖子生汪文强仗着自己学习好,学校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公然在课堂辱骂和殴打自己的班主任康小双老师,而康老师只能忍气吞声,笑脸相向;为了满足尖子生骄狂的心理和行为却把没有任何过错的优秀教师桂成武从高中教师降格为初中教师,让这种骄狂得到放纵和认可;更为要命的像张泽君这样的“尖儿”,面对老师的关心,竟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视为理所当然,足见“掐尖儿”直接和间接造成了学生心理的异化和扭曲。
小说在描写许多贫困的尖子学生,因被“掐”,得以减免学费,获得不菲的巨额奖金,生活、学习条件得以改善,可以像受宠的妃子,得到家长、老师、学校的多方面偏爱和照顾,享受到别的学生所没有的恩宠时,也写出了在“掐”来少数“尖儿”时,却在无形中伤害了师生中的大多数,从而造成教育的不公平。在高中像张泽君等“尖儿”只有少数,学校为了“掐”来张泽君这个“尖儿”,不仅允诺张泽君的父母高额的奖金,让张泽君的父亲在教室中挑选最好的座位,把尖子生谢家浩从教室中间挤到教室的最后,还把张泽君下岗的母亲调到学校阅览室,而自己的骨干教师徐瑞星下岗在家的妻子申请给学校打扫厕所都不行,更为寒心的是为了将房子给“尖儿”住,烧了一辈子锅炉,孤苦无依且有眼疾的校工唐老太被学校从自己的房子中赶走,被迫流落异乡。种种怪象都表明,“掐尖儿”使得高中教育正在向所谓“成就”一个人,而伤害一大群的危险的境地滑落,正在使教育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使小说具有了撼人心魄的叙事力度。
再次,透过“掐尖儿”这一非教育主体现象,我们看到了高中教育中存在的老师充当“奸细”出卖尖子生来赢利的怪象,使文本具有了全景式展示教师生存境遇和师道缺失的叙事厚度。小说不但通过“掐尖儿”现象刻画了像徐瑞星这样有责任、有能力的教师,在目睹了“掐尖儿”事件存在的潜在利益和好处后,耐不住清贫和寂寞,失去了为师者的道德底线,在既懵懂又清醒的状态下充当“奸细”,以出卖尖子学生的信息获得好处和酬劳的生存现状和道德现状,而且通过“掐尖儿”现象刻画了为了留住“尖儿”,为了学生而放弃了天伦之乐,顾不上自己的孩子,四十岁就早生华发而又得不到学生尊敬的女教师康小双;刻画了为了“掐”到别人的“尖儿”,不惜请客送礼培养“奸细”,可不料自己的“尖儿”反被人“掐”,但依旧关心被掐的“尖儿”身体健康的善良而卑鄙的五中的教导主任黄川;刻画了为了学校发展处心积虑、辛勤操劳,但又神秘莫测、采用非常手段去“掐”别人“尖儿”的龌龊的桂主任、侯校长;刻画为了留住“尖儿”,而不惜降格使用优秀教师桂成武等,全面展示了“掐尖儿”现象背后教师们的敬业精神、辛酸人生、良心责任与龌龊卑鄙的生存境遇,真实地反映出在畸形竞争下教师生存境遇的普遍恶化的现实,尤其是流露出了在畸形竞争中对为师者师道尊严缺失的深深忧虑,使小说具有了全景式展示高中教育现状的叙事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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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道德批判叙事视角的悲悯情怀
小说叙事核心是“事”,然而“事”之所叙又因叙事者的观察视角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所指”。《奸细》以第三人称人物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讲述了徐瑞星鲜为人知的“奸细”生活。这种叙述者道德隐退的叙事视角,使文本的叙事的重点自然落在了人物性格成长变化上,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主人公的“奸细”生活,从而使文本具有了对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进行深切观照的人文色彩。
自古以来,人们提起“奸细”莫不恨之入骨,对其大加鞭笞,这使得“奸细”有了万劫不复的意味,然而徐瑞星这个“奸细”不但让人难以憎恨起来,而且让人充满了同情,原因就在于小说采用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真实地展示了他悲剧性格的成长过程,把他刻画成了一个时代造就的悲剧人物。小说是以“拒绝——动摇——充当——自救”四步曲来刻画徐瑞星的悲剧形象的。首先他是拒绝当“奸细”的,作为二中的一名老师,他有能力、有良知,深得领导和学生喜欢,虽然经历了婚姻的变故,生活也不富裕,甚至受到学校诸如宁可给尖子生的母亲安排工作,也不给自己下岗的妻子扫厕所的机会的不公正待遇,但当五中用重金收买他当“奸细”时,他还是拒绝了,没有因迷失于利益的诱惑而失去道德的底线,可接下来当他经历了学校生财有道无德,目睹了“尖儿”张泽君骄横的父亲因挑占座位而将自己心爱的学生谢家浩排挤到教室最后,目睹了学校“卸磨杀驴”赶走校工唐老太时,他的内心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当他看到老乡加朋友的吴二娃充当“奸细”而游刃有余的生存本领以及获得的世俗幸福,面对“可怜天下教师心”的黄川,面对尖子生的有才无德的骄横以及对老师的关爱麻木不仁时,他已经难以招架时代和社会对他的围逼,不得不向现实缴械投降,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奸细”。小说没有将目光放在对徐瑞星道德沦丧和利欲熏心的指责与批判上,而是用非道德批判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了他“奸细”性格的成长过程,使得小说通篇充满了对他的命运的深切悲悯和人文关怀色彩,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来自心底的强烈震撼,从而对其产生了一种深沉的悲悯情怀。
小说的人文关怀还表现在作者采用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冷静讲述了徐瑞星面对错误现象所做的错误抗争,从而展示了人物在时代和社会的合谋下,沉沦之深和自救之艰,流露出对人生的某种担忧。如果说徐瑞星充当“奸细”是无奈之举,那么作为一个良知未泯的教师,当他面对“掐尖儿”现象时,还是萌生出了反抗的豪情。这本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他却选择了以充当“奸细”出卖学生,牺牲道德和尊严的方式来达到反抗的目的,以至于以错抗错,错上加错,将自己彻底地迷失。因为在他看来,他的每一次出卖行为都有正当的理由:第一次出卖花远辉是为了给五中“尖儿”被掐一个平衡,还心地善良的朋友黄川一个人情;第二次出卖汪文强是为了给受欺辱的同事康小双一个报仇的机会,出一口心中的恶气;第三次出卖自己班的尖子生谢家浩是要和这种不正常现象进行理直气壮的抗争。然而这正是他的悲哀之处。他做得越彻底,迷失得就越深,以至于不能自拔。有趣的是面对此景,叙事者躲在背后,不作任何道德的干预和提示,而是任其在堕落和自责的矛盾心理中痛苦挣扎,完整细致地展示了他充当“奸细”的心理处境。这使得文本不但具有了令人窒息的逼真感,而且也使文本具有了追问道德缺失导致人生巨大悲剧的意蕴,使读者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在现实中,我们是不是也在所谓的为了维护正义的借口下,正在做着害人又害己的事情而浑然不觉?
当然小说采用非道德批判的叙事视角,是和人物的“奸细”身份与故事的发展相吻合的。为了“掐尖儿”各个学校都在外校培养“奸细”,但小说一开始并不对人物的是非作出评判,这样就避免将徐瑞星的“奸细”身份泄露给读者,甚至让他的朋友和妻子都不知道他是“奸细”,为他从事“出卖”活动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使故事具有了许多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发展点,从而吸引读者不断看下去,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思考空间,体现出小说叙事要好看好读的基本原则,显示出了罗伟章在把握现象、刻画人物所具有的非凡才华。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给我们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教师和学生形象,不但使我们看到了在强大的社会世俗力量的包围下,底层知识分子在沉沦和自救中苦苦挣扎的艰辛人生,也看到了底层知识分子人格中尚存的自省、正义和责任,这使小说具有了既感伤又温暖的双重基调。
作者系河西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①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03页。
① 罗伟章:《奸细》,《小说选刊》,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