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文学中有一部民间故事诗，开篇写道：亚当夏娃自偷尝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后，生计艰难，上帝遂赐神棒以助之，并规定，惟有亚当可持棒击打水面，以生善物；若夏娃为之，必致恶果。亚当听从上帝的嘱咐，用神棒击打出马、牛、羊、鸡等对人类生活生产有用的动物。夏娃心生好奇，也偷偷击水以试，却尽生恶兽猛禽，危害四方。气急之下，她折棒掷于海面，复生一兽，美丽异常，夏娃前欲擒，却为其所戏。此兽非它，狐也。此书非它，《狐狸列那的故事》是也。无独有偶，在中国清代也有一位“雅爱搜神”的小说家蒲松龄，写就《聊斋志异》，大谈神妖狐魅，并以其中关于狐狸精的篇章闻名于天下。
　　纵观中国文学史，狐狸题材的作品由来已久。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记载着：“青邱之国，有狐九尾，德至乃来。”九尾狐啼声如婴，天生具有幻化能力：当它头戴骷髅，对月拜足七七四十九拜，就会立地变成人形。人们往往受其蛊惑，神魂颠倒而不自知。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也曾写下九尾白狐造于大禹而取涂山女的传说。这些都是后代小说中狐狸精变人的雏形。
　　早期的狐狸精故事，大多脱胎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玄中记》称：“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好与天通，为天狐。”《搜神记•陈羡》曰：“狐者，古之淫妇也。”虽然笔法简练，形象描写不足，但其中所述，已与明清小说中的狐狸精相去不远。并且其中隐约可见，狐狸精多是以女性形象出现，或美丽动人，或妖媚蛊惑，这给了蒲松龄以很大启示。在《聊斋志异》近五百篇的作品里，专写狐狸精的达八十六篇以上，而人狐相爱的就有三十余篇，并成为《聊斋志异》的名篇。
　　狐狸精故事盛行的时期，往往政局动荡，社会文化与士人心理都处于不安定中。秦汉以来，战乱频频，神仙之说兴起，巫术大畅，再加上小乘佛教传入中土，故而自两晋至初唐，狐狸精形象在称灵道异的鬼怪小品中渐趋丰腴真实。唐宋元明时期，总体而言朝代更替周期较长，经济繁荣，因而传奇、话本、小说多重世情而远神明。满清王朝入关后，民族矛盾尖锐复杂，思想牢笼日益严酷，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终于使狐狸精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洗礼之后，在“自笑颠狂与世违”（《雪夜》）的蒲松龄笔下树立了不朽形象，成为独立并具有特殊魅力的艺术典型。
　　谈到狐狸，往往与“狡猾”联系在一起。如《战国策•楚策》中那只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狐狸确实给人留下了生动而深刻的印象。但在后世的作品中，狐狸精的智慧渐渐由狡黠走向了灵慧乃至博学。干宝在《搜神记•陈斐》中写到了“千岁狐”的神力法术，铺叙较详。这只被陈斐用被子罩住的狐狸自谓“实无恶意”，“赦我”，“当深报君恩耳”，后果为陈斐决疑数事，甚至解救姓名。狐狸精们虽然有时会恶作剧，但多半无伤大雅，即使偷窃人物，往往也是“盗亦有道”。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四》中写道：“狐笑曰：‘……至我辈中，好丑不一，亦如人类之内，良莠不齐……其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亦与人同。’”实质上，狐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的异化。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人性的痕迹，而狐狸的形态与性情又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情趣与可读性。
　　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从遐远的神魔之境化入了人间社会。他驾驭着隽永而清丽的文字，让幻想与现实互相渗透，在我们眼前展现出奇异瑰丽、五光十色的一片新天地。《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多有着强烈的生命力与鲜明的个性，使我们既感亲切又怀敬意，似曾相识又感新奇。狐狸精的魅力不仅在于他们具有无边法力，可以翻云覆雨，扭转乾坤，幻化无穷；更因为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理想化的人格，即“美”与“真”。狐狸精的美无须复言，他们的华服美貌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这种美恍兮惚兮，若即若离，来时倏忽，去时缥缈，无迹可寻，所以更具神秘感，使人近之情怯，远之思切。而狐狸精的真更体现于他们一切言行之中，爱憎分明，绝不优柔含混。即使恶作剧，也让人感到狐狸精出自动物本性的自然天真，平添几分可爱的色彩，远胜于那些道貌岸然的伪作之徒。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卷十五《小翠》篇末欣然发言：“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圆，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在一个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的社会环境中，他笔下的这些情真意切的狐狸精自然闪烁着奇异的灵性光辉。《聊斋志异》卷九《狐梦》篇中，蒲松龄曾言：“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荣光矣！”确实如此。而反之，亦然。狐精何幸，得遇此公，千载以下，灵光遂不朽矣。
　　同样写到狐狸精的《阅微草堂笔记》，鲁迅先生评为“虽有《聊斋》遗风，而摹绘之笔顿减”。纪晓岚托狐说教，时寄针砭之言，所以他笔下的狐精终究没有《聊斋志异》里那种独特的气质。陈寅恪先生曾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这些都可借以描绘蒲松龄的作品。正是由于作者自身的自由思想与绮丽文字，才赋予狐狸精以不灭的光辉。
　　且来看看这些个性鲜明的狐狸精。
　　《聊斋志异》中流传最广的自然是那些人狐相爱的篇章。万历时期的李贽主张男女平等，“自择佳偶”，这给予当时及后来文人以一定影响。《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在追求幸福时，自听心曲，不受孔孟礼教羁绊。《诗》曰：“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人狐虽为异类，但狐狸精往往敢作敢为，抛弃门第观念，置人言礼法于不顾，其情烈，其意切，这份纯真与深情，当不知愧煞天下几许人也。
　　两情相知、相悦乃是生命中极重大也极纯洁的事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聊斋志异》中的狐狸精除却美丽的外表，还怀有一颗炽热跳跃着的心灵。“君既悦我颜，我亦媚君姿。”她们总是主动而坦诚地流露内心的情感。在她们身上，展现着强烈外溢的生命力，可以为实践“爱”的心愿而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不悔；而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她们又是那样娇柔脆弱，楚楚可人，几乎成为古代书生心目中理想情人的化身。
　　同为狐精，性情亦多有不同。《聊斋志异》卷三《青凤》中，狐狸精青凤“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她与耿生相逢生情，但奈于闺训严谨，虽欢然互悦，而不得相依。后终因耿生搭救于厄难间，喜得相从。情积二年余，有孝儿求耿救父，耿故作态，遽告青凤，青凤祈之于耿，诺之，乃转喜。下面接写：“生曰：‘诚然，但使人不能无介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援。’女笑曰：‘忍哉！’……”恨词外出，外憾内喜，大家闺秀的风神跃然纸上，生动地表现了这对恋人的亲昵欢愉。
　　同卷《婴宁》一篇则如春光明媚，一派烂漫天真。婴宁“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她与王子服的相逢正契合了苏轼《蝶恋花》中的词境：“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千年的封建人伦统治压抑着一切正常的人情，婴宁清新动人的笑声却犹如一道灿烂的阳光破空而来，照亮这个沉重世界的每一处阴暗角落。全文写到婴宁的笑不计其数：“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含笑拈花而入”；“闻户外隐有笑声”；“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忍笑而立”；“女复笑，不可仰视”、“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莲步而出。至门外，笑声始纵”……文未过半，已闻笑声如许。且婴宁虽憨笑如孩童，坦然了无心机，墙下恶作剧却见其黠甚；至于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更惹人心疼万分。
　　再如卷七《青梅》，狐女附身于程生袍带上与之结合。当他违反诺言，另有所聘时，“狐闻之怒，委女于程曰：‘此汝家赔钱货，生杀俱由汝。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门径去。”待青梅长大，不仅貌肖其母，又自择情侣，作者连续用了“自谋”、“自祖”来形容青梅，并让她对小姐自白云：“不济，则以死继之！”态度之决绝，性格之鲜明，大有乃母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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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卷九《双灯》，狐女不请自来，与魏生置酒赌枚，暖怀枕席，温柔绸缪，又与人间夫妻何异？“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半载后，狐女忽而离去，亦无小儿女忸怩之态，只道：“姻缘自有定数，何待言也。”便渐行渐远渐无声，含蓄蕴藉，令人回味无穷。
　　同卷《鸦头》中，狐狸精在妮子出索系颈时，怒而曰：“从一者何罪？”这种火辣辣的反叛性格，在恶浊的现实中又显出何等鲜明的魄力，令人叹服。
　　卷十有《荷花三娘子》一篇，情节极为灵动诗意。文中狐精，修行尚浅，但其蒙昧不开，纯然天机，却是人间难觅。宗湘若于野田草露中遇而心悦，却自惭鄙恶。狐精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为？”宗问她的姓氏，答曰：“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一时间撕去人间多少虚伪面具。这样的相逢颇似汉代繁钦《定情诗》所吟：“我出东门游，邂逅承清尘。思君即幽房，侍寝执衣巾。时无桑中契，迫此路侧人……”看似放荡，但其坦率真诚早已滤去了所有尘网间的浮名虚利，一颦一笑，皆无作态，唯一“真”字耳。狐狸的本性使她更具一份娇媚妖娆，又有何不可。奈何俗世僧人看来，狐狸精与人终为异类，因以符咒收之。后幸得宗湘若念情好释之，狐亦以灵药、荷仙来报答他：情致细密处，怀金橘问讯湘若；情致深切处，更是舍弃己身，只愿对方幸福安宁。这是何等样的心怀，愧煞世间多少妒妇！篇末以放翁“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作结，亦可另作一解：古来情事，但求二人同心，又何干僧人、道士、学究之事？莫说狐精、蛇仙的传说，而或红楼、西厢的记载，便是自由开放如今日，又有几分纯情可以毫无挂碍地相守至白头不分离？爱与死是文学与人生永恒的主题，虽然简单，却往往见出人性的本质，世事的真相。可惜即使情深意专，仍然难逃许多的外在压力，所以真正能接近人生本相的，偏偏还是活在生别离的绝望中的悲剧。此间细因，又何足与僧人之徒多言哉？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人狐相爱的题材之外，蒲松龄也把自己在痛苦现实中积聚的悲愤与不可遏抑的磊落之气，熔铸到这些狐狸精的形象里，假他们的神手解决各种现实中的矛盾。“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惟思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与韩刺史樾依书，寄定州》）愤世嫉俗之情令人想起先秦时代的庄子。蒲松龄以为“人生大半不如意，放眼岂必皆游戏？”（《毕怡庵绰然堂谈狐》）而庄子亦嬉笑怒骂皆成文，“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庄子•天下》）蒲松龄在实际生活中，只是“落拓从来有恨”，朴实厚笃的儒生；而在鬼狐世界里，他却是个力挽狂澜的胜利者。同样，庄子在尘寰中只是一介凡夫，但在思想世界里，却“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
　　试看《聊斋志异》卷八《辛十四娘》一篇。蒲松龄说：“若冯生者，一言之微，几至杀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脱囹圄，以再生于当世耶？”辛十四娘在与冯生相识之初就警告他：“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听吾言，将及于难！”这正是蒲松龄自己对当道者的痛切之感。下文辛十四娘运用非凡智慧与超人的力量，拯救冯生出狱，当面诉之：“君被逮时，妾奔走戚眷间，并无一人代一谋者。尔时酸哀，诚不可以告诉。今视尘俗益厌苦。”世情冷暖，实使人有惭于禽兽者矣！
　　又卷十一《郭生》，渊源于《幽明录•董仲舒》章：“汉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姿音气，殊为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在蒲松龄笔下，郭生“卷置案头，狐涂衙甚”，但“其所涂留，似有春秋”，过数月“顿觉所涂良确”。此后郭生“每市房书名稿，不自选择，但决于狐”。狐之聪慧越人可见一斑。惜郭生“名小立，遂自以为是”，“势不至大败涂地不止也”。同样，蒲松龄对当时儒林之辈平庸浅薄的嘲讽之意亦历历纸上。
　　狐狸精在美与真之外，最大的特色便是聪敏灵慧。除《郭生》外，另有卷五《狐联》亦尝涉足。焦生拒二狐精于夜半，狐笑其迂腐，出一联求对，曰：“戊戌同体，腹中只欠一点。”焦生竟无言以对，狐女笑而代为之：“己巳连踪，足下何不双挑？”虽不登大雅之堂，但狐精的妙思趣情已流露于字里行间，无怪乎王阮亭云：“才狐也，乃不谙平仄。”
　　狐狸精的灵性并不怀有任何功利目的，因而可以点铁成金，举重若轻，化见于时时处处。人类自诩为万物之长，却偏偏“机关算尽太聪明”，聪明反被聪明累。狐狸精因身上存留的动物本性，自然而然乃至是不自觉地悟得生命的真谛是为了欢娱而非悲苦，为了自由而非羁服，故于人世间，言谈举止反而更显清丽脱俗，洒脱自在。至卷八《狐谐》，狐娘子“每一语即颠倒宾客，滑稽者不能屈也”，可谓谐甚。行酒令时，狐娘子向座中客展现了自己光华四射的慧根灵光，所谓“狐典”、“狐对”，只是龙行云中，偶见鳞爪，高品卓识，过人不止百步。王阮亭于此处击节云：“此狐辨而黠，当是东方曼倩一流，又即妙绝解人颐。”
　　卷十四《陵县狐》，更使人惊叹。此狐每将太史家瓶鼎古玩之物移之案边，似玩笑，但其见古玩时“光自两眸出，晶莹四射”，奇异非常物。连太史亦“念其通灵”，终“数其罪而放之”。狐灵之魅力是以不局于情事，而移见雅志朴趣，增添不少文化意味。
　　自然，狐狸精之中亦有善有恶，有是有非。既有具备了智慧神术、通情达理之狐，亦有追逐歪门邪道之狐。卷五《胡氏》中狐精胡氏欲与人附为婚姻，主人再三拒之，不听，引起干戈一场，竟群狐出动，使人哭笑不得。饶有趣味的是，狐狸精因主语而忽怒忽惭，反复无常，究其本心，竟也只是孩童心肠，任性而已。卷十九《长亭》篇中的老狐翁当其婿石太璞向师尊揭发他的隐私时，“塞身入灶，似有惭状。道士笑之：‘彼羞恶之心未尽亡也。’石起，牵之而出，以刀断索，抽之。狐痛极，齿龈龈然。石不遽抽，而顿挫之，笑问曰：‘翁痛乎？勿抽可也。’狐睛?闪，似有愠色。既释，摇尾出观而去。”后来他对女婿的戏弄未能忘怀，于女前“言之絮絮”。蒲松龄移人情于狐身而不脱离动物特性，形神兼备矣。同为老狐翁，卷八《雨钱》中的那位不仅形貌甚古，还具有清高品格。他博洽多识，与秀才以文字交，不意秀才竟心贪阿堵，老翁遂怒而拂衣去，曰：“不谋与君作贼！”个性朗然而鲜明。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写道：“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若非尘世间蝇营狗苟使人生厌，而或无情的现实带来诸多恐惧失望，又有多少人会再造一个灵狐佳鬼的世界？终成眷属者，往往都能安心走过细水长流的美好时光，因而少有椎心之作；惟有魂飞梦渺者，方可为一二痴情文字，撼动天地。蒲松龄实为性情中人，不幸在世上处处碰壁，遂幸及三百余年来的读者，可以握有手中这卷灵性文字。只是众人知其所写，又有几人知其所未写呢？
　　唐时李长吉，人称“诗鬼”，幽明之间，或可与蒲松龄互通心曲。故录其《苏小小墓》一首以作此文之结：“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古卫红）
　　

• 叶蓓卿： 灵性的光辉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4期